《大后方》 还原抗战中国致敬四万万民众

　　最高收视率为平日3倍以上、网络总播放量突破5600万、单集最高播放量85万、单条最高播放量732万、2万条网友跟贴评论——这是纪录片《大后方》交上的成绩单。

　　《大后方》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广电纪实传媒、中央电视台联合出品，是一部还原“大后方”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重要贡献的纪录片，共12集，每集50分钟，耗资逾1000万元，历时3年制作而成。

　　8月31日，《大后方》在重庆卫视、重庆电视台科教频道首播，首播当日重庆台科教频道收视份额4.51，最高收视率为平日3倍以上；9月16日，《大后方》登陆腾讯视频，每天3集连播，两天之内新增点击量突破1000万次，并以每天200万的速度上涨。截至目前，腾讯视频《大后方》专区总点击量已超5600万次。

　　触摸历史以“人”为本

　　“内敛、深沉”“有诚意”“视点新颖”……观众在腾讯《大后方》专区留言写下观感，表达自己对这部纪录片的喜爱。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据统计，相关题材抗战纪录片达上千部（集）。”徐蓓表示，“如何从海量作品中脱颖而出赢得观众的关注，这是个挑战，也是创作的乐趣所在。”

　　“唯一一部把目光从战场移向广袤的后方，从战士移向支撑抗战的四万万民众的纪录片，由此展现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抗日战争。”这就是《大后方》最终要讲的故事，也正是这个定位让它看起来与众不同，格外吸引眼球。

　　《大后方》总制片人、总导演徐蓓表示，之所以锁定“大后方”，是因为“大后方”是前线的粮仓，是为前线造枪造炮的地方，也是送兵上前线作战的地方。把“大后方”中的各色人等：中国人、日本人，统帅、士兵、实业家、农民、小贩，当作一个个“人”去描述，而不是事先冠以“英雄”“敌人”“友人”之类的角色，“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更真实地反映他们在战争中的奋斗、忍耐、纠结、矛盾；才可能找到一些新的角度，去讲述这一段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的历史；才可能为这部作品、为‘大后方’这段历史赢得尊重。”

　　“现代战争既是物的较量，更是人的较量。因此出现在镜头中的，更多是劳作于田间的农民、手工打造轰炸机机场和滇缅公路的民工、制造枪炮的工人、救护伤员的医生、抢运物资的华侨机工、运输油料的船工、战时苦中求乐的百姓等等，正是由他们，支撑了抗战的胜利。”《大后方》总导演曾磊补充道。

　　“大后方”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概念。要把这个地理概念转化为一部纪录片，需要一个载体，那就是人物。但用人物来结构纪录片不是新手法。因此，与传统纪录片中人物之间多采用的并列关系不同，《大后方》对人物进行纵向挖掘，每集由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和“群众角色”构成。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还原人物，片中大量引用了当时的书信、报纸、随笔，配以专业人士的诵读，将70多年前的战争场景真真实实推近到观众眼前，让观看者有“抚摸历史”的感觉。

　　“最有料”的纪录片

　　在许多观众看来，《大后方》是一部非常有料的纪录片。“这是一部‘洗劫’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纪录片。”虽是玩笑话，但却不为过。

　　支撑纪录片血肉的是一手素材。“抗战期间的影像资料本来就极少，关于后方的资料更难寻觅。”徐蓓坦言在最初接到项目时，可谓是“史料零积累”。“最初的打算是在国内寻找影像素材，但高昂的售价把我们彻底吓退。正当迷茫之际，从业内人士处获悉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有大量我们需要的素材，价格是可以承受的。”

　　经过周全的准备，走进美国国家档案馆，《大后方》的工作人员还是傻了眼：长7米、高近3米左右的电动立柜一共摆放了20多列，从进门处开始向房间的尽头延伸；几十盒纸本目录，只能纯手工翻看。经过耐心地反复挑选，截至2015年7月，通过美国国家档案馆共向《大后方》输送了270多部活动影像。

　　正是在这样的不懈努力下，《大后方》共搜集历史视频素材830余部，时长约276小时，其中独家素材27部，包括淞沪抗战、滇缅输油管道、滇缅公路运输、民间生活纪实等珍稀资料，这些内容都是首次亮相中国荧屏。

　　《大后方》总撰稿、总策划周勇介绍，“在为期3年的拍摄期里，摄制组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资料采集上，除中国大陆外，足迹遍布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地，从机构和个人手里搜寻素材。包括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打捞’出的大量珍贵影像和图片素材，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调取历史人物稀有录音资料，赴香港找寻拍摄宋庆龄在保盟会的工作旧址等。”

　　《大后方》的“有料”不仅体现在一手素材上，还体现在专家学者以及历史亲历者的覆盖层面。“为了从历史的纵深和全球的视野挖掘‘大后方’，保证立论和史料的有据与权威。摄制组总共采访了历史亲历者和学者等97人，几乎囊括了国际国内一流的抗战史专家。”出现在《大后方》受访名单里的是一个堪称“豪华”的学者阵容：原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主任米德，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以及两岸著名历史学者齐锡生、杨天石、陈永发、刘士永等。

　　“具有国际视野、实现国际化是在《大后方》项目启动之初就定下的目标，通过大量运用海外素材，采访在国际上具有极高威望的专家学者，《大后方》有望走进西方主流社会。”周勇表示。

　　“互联网思维”推广

　　好内容离不开好推广，“突破传统纪录片的思路，《大后方》在推广方面花了很多心思。”徐蓓表示，“我做纪录片已经有20多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纪录片想发展壮大必须借助新媒体的力量进行宣传推广。”

　　《大后方》与历史传播平台“新历史合作社”展开全面推广合作。除了传统宣传片，通过“新历史合作社”在平面媒体方面的优势资源，双方很早便制定出适合不同时间点的推广方案。同时，相关推广内容也在微博、微信等客户端露出，始终与网友保持密切互动。

　　此外，与其他纪录片多采用的全网覆盖不同，《大后方》只选择与腾讯视频合作，形式为深度绑定。“在内容方面，我们尽最大努力配合腾讯视频的推广工作，大部分宣传片、短视频都由我们团队亲自制作，因为我们是最了解作品气质的人，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效果最佳化。”

　　“九·一八”之夜，腾讯视频推出《大后方》第五集《雾都风云际会》，同时腾讯“玫瑰直播间”里，徐蓓、曾磊，以及文史学者萨苏与170万名腾讯网友同聊《大后方》，创造了24小时440万点击增量的成绩，这对于一部抗战题材的纪录片来说实属不易。

　　在徐蓓看来，《大后方》不止是一部纪录片，更是《大后方》主题下展开的系列产品。“除12集正片外，我们还剪辑了86条独立短视频，其中由独家抗战素材精剪而成的3分钟珍稀视频，受到大批网友追捧，如7月6日上线的《日本侵华前的美丽中国》以732万次播放量成为点击冠军。”同时，12月4日，《大后方》将于央视九套晚上“八点档”重播，基于该纪录片推出的相关图书也将在本月出版。

　　对话主创 首次将视角对准“大后方”

　　《综艺报》：创作《大后方》的主旨是什么？

　　周勇（总撰稿、总策划）：纪录片《大后方》的创作，本质上是一个还原的工作。“还原”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还原“大后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地位和作用；其二，是将“抗日战争”还原到它的本质：一场现代战争，我们是在讲述一场现代战争的故事。

　　《综艺报》：作为献礼剧，纪录片《大后方》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周勇：最大的突破是首次将视角对准大后方、对准人民。同时，还要努力突破以前“国共对立”的战场思维范式，树立“国家民族利益和国家民族立场”的文化思维范式，从现代战争自身的逻辑及特征来思考大后方的历史。不要轻看我们需要付出的努力，需要突破的不仅是学术研究范式，更有思维范式。过程中会一不留神就踏入某个观点的误区，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从小培养起来的情绪、思维和语态，把战争简单化，脸谱化。

　　《综艺报》：历史纪录片最大的魅力在于能用当时的影像，讲述当时的历史。《大后方》在影像表达方面做了哪些尝试？

　　徐蓓（总制片人、总导演）：抗战时期中国的影像留存并不丰富，但也基本让我们可以尽力去做一部比较“纯正”的历史纪录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寻找和挖掘”史实和相关影像，是最考验《大后方》编导功力的地方，一旦做到位，也是本片最成功、最有特点的地方。

　　这里的“影像”是广义的，包括新闻影片、电影、照片、报刊、漫画、家书、日记等等。当然，用历史资料讲故事，绝不等于放弃影像创新和丰富化的努力。如何使用当下的视频技术，让那些平面的资料立体起来、活动起来，让整体呈现一致的风格和美学上的水准，这都需要我们在制作中不断努力。重点的场景要有“时间的重量”，即一天中的不同时间、一年中的不同季节，都要拍到。我们会根据预先的设计，对部分场景使用飞行器进行航拍。

　　《综艺报》：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受访者的鲜活度？

　　曾磊（总导演）：采访尽量在各地以集中拍摄方式进行，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拍摄效率。同时，使用双机位拍摄，当事人在讲述的那一瞬间，眼神、手势、微笑或者叹息，都有丰富的信息量，本身就是叙述的一部分。

　　文／陈巍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