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强 得益于艺术，也助力艺术

　　李晓强认为他只是心安理得地做好了分内的事情，而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当代艺术的润滑剂”。

　　“你们赞美什么样的精英，这是很重要的……”李晓强话音未落，小女儿走过来仰着头，一脸稚气地问：“爸爸，你为什么要皱眉头啊？”

　　李晓强赶紧把蹙眉舒展开了：“爸爸想问题的时候就皱眉头。”

　　“皱眉头不好。”小女孩因感冒而声音虚弱，但一脸认真。

　　“好，我争取不皱了。”李晓强大笑起来。

　　那是2015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们刚从餐桌上移步客厅，李晓强—中包国际的老总、朝堂艺术品中心的创办人、一位热切的艺术赞助人、艺术园区投资者，以及三个孩子的父亲，正从他简略的人生往事中论及“精英”“中产阶级”，以及“人生的意义”。

　　“年轻的时候，父辈对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做一个精英，要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总感觉儿时的梦想和长大了的理想是两码事。”他说，“我们儿时的梦想是‘让红旗插遍全球’，但现在更重要的是为人处世，‘与人为善，讲究付出’—这也是父辈教导我们的。”

　　默默地支持中国当代艺术家，也默默地支持太太的“太太的客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李晓强始终推崇“当自己的物质生活满足到一定程度以后，如何去回报他人和社会”—这听起来是老套的主流价值观的说辞，但也许真实地反映这个已过耳顺之年的人的心声。

　　得益于艺术家，也回报他们

　　如果单看相貌，李晓强远比他的年龄显得年轻。这个湖北男人轮廓硬朗，脸上看不出多少肌肉松弛的迹象，与人交谈时常常眼睛微微眯起，展现出长而远的笑容。

　　他的父亲是湖北十堰当地的一个中学校长，叔叔是艺术院校毕业的高材生，爷爷在民国时期是政府里的文官，“当然，都算不上名家，谈不上声名显赫”。但在“文革”时期，他们是被打倒的对象，父亲是“最大的走资派”，受很大的折磨。

　　1962年出生的李晓强，由少及长，经历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动荡的尾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接踵而至，经济复苏，社会开明，像李晓强这一辈或平凡或非凡的中产阶层因此涌现。“我们这一生，过得算是丰富多彩，这是我最大的感受。”虽然还未到“总结人生”的阶段，但既然我问到他如何评价过去半个世纪的人生，他便如此说。“试想一下，欧洲最近400年的历史，新中国在短短的60年就全部经历，历史跌宕起伏，但对个人而言也是一种体验。”

　　1983年，李晓强考上湖北艺术学院，就读工业设计专业。1987年，这名毕业生机缘巧合考入外经贸部，从此走上一条与他的艺术家朋友们截然不同的道路：从事出口产品的包装设计，直到多年后创立中包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带领中国企业到国外参展办展，或将国外的企业引进到中国来。

　　但他从未与艺术真正脱离关系。在北京，他是湖北美院师生的“联络人”，“元老级”的艺术家、他的老师尚扬1990年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来之前就呼我的BP机，我就跑去帮忙。我们算是在北京工作的老毕业生，他来北京办展览，我帮忙是理所当然。”李晓强忽然感慨，“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

　　不仅如此，李晓强还是年轻艺术家的伯乐和饭桌上的金主。经历过“85新潮”而日后成为明星式的艺术家，他多半熟稔，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大刘炜……远在他们“大红大紫”之前，李晓强就已经是他们共同的朋友。“1995年我来到草场地做一个车间，那时候就有意识地挂了一些他们的小画，经常邀请他们来吃饭、打牌、玩儿，我后来做艺术园区，说白了是经不起他们的‘蛊惑’，逼着我转型，从经商和做国际会展，到更多地进入艺术的行业。”

　　9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还没有兴起，自由艺术家们基本上都是穷光蛋，而李晓强则已经是国家干部，“天之骄子”，除了工资和福利，他还接一些外快，商业设计方兴未艾，他的外快一个月收入几万块钱，常年包着一辆皇冠车当的士，抽洋烟，喝洋酒，天天请艺术家们吃饭。

　　在当时，瑞典人乌里·希克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收藏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2000年之后更是大规模购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然而李晓强似乎错过了这个好机会。“那个时候宁愿花几千块钱请吃一顿饭，也不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件作品。”现在想起来难免有些后悔，但当年哪里想得到，那帮艺术家后来竟能在拍卖场拍出成百上千万乃至上亿的天价，而且，“心想我那两居室也堆不下，甚至他们自己都劝我别买—买画干嘛呀？有时候‘斗地主’赢了，人家没钱了，说拿一张画来抵，我说别别别，欠着欠着，就都是这样的。”

　　抛开今日艺术圈对资本的迷思，回想当年，那显然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那时候艺术家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到吃饭时间，听说哪儿哪儿吃火锅了，赶紧乌央乌央地过去，顶多家里有半瓶酒提过去；但是一旦画起画来，全都忘了吃饭。”那是他眼中“真正的艺术家”该有的样子。

　　“我得益于当代艺术，所以对这些当代艺术家们也一直抱着感恩的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圈子里，被大家公认有着好人缘。”李晓强说。今年他本来想搞一个“85美术”的回顾展，30年，30个艺术家，就在自己的院子里做一场小小的纪念性展览，搞成一个小小的party，后来一看，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上海，到处都在做，他不想搞得那么隆重，又因为忙，最终搁置下来。“我这些年逐渐学会放松、放松再放松，那是我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

　　与曾梵志心照不宣的友情

　　从1987年起，李晓强在中包国际干了28年，从股权改制，到成立自己的朝堂艺术品中心，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圈里一位重要的幕后推手。与其在艺术圈内的口碑相比，李晓强在圈外的名声实在过于低调，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他甚至是默默无名的。

　　2005年，李晓强盘下草场地村里的十亩地，开始设计和建造艺术园区，从地下三米深开始打地基，请最好的建筑师设计建造；两年后261号院的园区启用，也开风气之先，让草场地成为今天北京最重要的艺术区之一。在261号院里，除了他自己的朝堂艺术品中心和香格纳画廊，还有ARTMIA和曾梵志的工作室—后者就隐藏在香格纳画廊的背后，若无引荐，外人多半进不去这个不起眼的院子—实际上，大多数试图探访曾梵志的媒体，都会被李晓强先“挡”出去。

　　1991年，曾梵志从湖北美院毕业，1993年从武汉移居北京，最初在三里屯租了一间低矮的农民房，屋子里生着煤炉子，做饭取暖都靠它。当时李晓强在三元桥附近的幸福大厦上班，因此帮着曾梵志在三元桥附近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两人都单身，是校友又是同乡，“一个星期可能有四五天在一起”，谈论艺术。

　　我问他，如今是否还会和曾梵志一起聊艺术，或者回忆过去，李晓强说：“当然聊艺术，但不太回忆了，没时间。”2015年11月6日，曾梵志首次在纽约高古轩画廊举办个展，采访期间“他那边是忙得一塌糊涂”，而李晓强则打算飞去纽约捧场。多年来的交情，按照他的说法，早已到了彼此“心照不宣”的程度。

　　在他看来，曾梵志最可贵的是保持了艺术家的自觉。作为世界顶级画廊高古轩的签约艺术家，曾梵志理论上已经和那些被历史盖棺定论的艺术大师们站在一起。李晓强说，“梵志也很争气”，“他是说得少，干得多，一听到有采访就往后缩；也很少有艺术家像他那么勤奋，即便现在这么出名了，依然从早画到晚，而且不好的画他会毁掉”。此前我们约访李晓强时，他一直婉拒，即便见上了面，开口就说自己不是合适的采访对象，而应该听听曾梵志怎么说。“如果让我公正地来评价他，我会说，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根植于土地的梦想

　　李晓强从1994年开始陆陆续续地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进进出出之余，如今家中还有二百多件艺术品，从最亲近的曾梵志，到魏光庆、郭伊林、刘吉西、叶永青、黄志琼、黄永玉、李继开、罗苇、姚远……再到刚出道的年轻艺术家。他的客厅里挂着曾梵志早年的《面具》，他在朋友圈里则不时分享女儿们争相画的画，这和名家们的作品常常构成一种有趣的对应—从窘迫困厄到和平富足，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对美和艺术的热爱一脉相承。

　　“我认为艺术品收藏是世世代代的事情，是留给下一代去审视的，你不是去淘宝，不是去赌石，那样做，你就没有传承，没有积淀。”他说。

　　1980年，李晓强在北京当兵，当的是最苦的基建工程兵，参与从西直门到前门的地铁建设。两年半的时间里，有一年半都在干体力活，直到后来因为会画画，被抽调上去当文书，写东西，画墙报。

　　有一年部队里放内参电影，讲的是日本的手工艺人，穿着干干净净的素服，在干干净净的院子里，烧很素的陶器，但感觉每一件都是艺术品。20岁的李晓强在心里对自己说：某一天也要有一个自己的院子，根植于土地，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二十多年过去，“显而易见，我现在已经实现这个梦想了。”如今他还想在湖北老家也找一个这样的院子，里面种菜，制作大型的东西；太太在云南跟叶永青他们搞的文化园区，他也想要一两亩地，建一个工作室。小时候他妈妈说他是小炉匠，天生喜欢敲敲打打，他还有个工具箱，父亲要钉个钉子还得到他工具箱找工具，从小学到中学，只要带铁的废品他都愿意捡回来放到床底下，没准哪天能用上。“我就是特别喜欢用手去创造新的东西”，所以上大学的时候才会选择工业设计，到了草场地又租下几十年的土地，自己盖房子，将之嫁接在当代艺术上。

　　“非要定位，我们就是当代艺术的润滑剂，承上启下，不需要很光鲜，不是高大上的策展人、批评家，但是每个大型的展览我们都融入，出席。”李晓强说，“我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从没有市场到有市场，再到被国际认可，而我只是心安理得地做好了我分内的事情。”

　　李晓强 艺术赞助人、艺术园区投资者，中包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朝堂艺术品中心创办人。

　　文|曹若屈 图|赵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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