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减缓？别学美国！

　　经济发展速度“换挡”总是痛苦的，中国这个巨大经济体转向时，需要更加灵敏地操控经济减缓。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GDP增长6.9%，创出1990年以来的新低增长速度。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以两位数年均增速成长，被称作经济发展的奇迹。几十年来，中国实行监管银行政策，维持其利率，严格管理跨境资本流动，指引国内经济发展。但现在，监管逐渐放宽，严格控制的方式正在慢慢地失效。

　　对任何关心时事的人来说，这个超级大国如今的状态，有些像70年代经济减缓的美国。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经济减速。1950-1960年，美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4.4%，尔后十年间增长速度下降到每年3.2%。1974年的《时代周刊》哀叹：“中产阶级被迫陷入如此有失颜面的经济状况，以至于要趁着清仓时抢购衣服。”一年后，该杂志甚至尖锐地问出：“资本主义能生存下来吗？”

　　“虚无主义、激进主义、暴力。”——1975年9月，在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Jr）完成了两次快速连任后，一名叫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顾问在备忘录中如此回应。该回应获得了部分美国人的支持，尤其当时纽约处于破产边缘，其处境被当作道德文化衰退的象征。70年代经济减速的美国，处于一片阴郁之中。

　　反过来看中国的情况，经济增长速度从21世纪初的10%降到了去年的6.9%。相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速数字让人感到震惊。如果说，它的经济减缓只是暂时的，那倒没什么大问题。但以目前的状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似乎愈演愈烈。

　　当今中国正处于巨大压力之中。一方面，经济放缓的即时效应是更大的不安全感，先前大肆扩张的企业会发现工厂没了效益，楼市库存量增大，许多公司会面临裁员或者破产。另一方面，中国的生育计划大量地减少了婴儿数量，造成了今天成年人数量也下降了，也就是说抚养率比例持续恶化。人口红利让位于人口负重，对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长期以来，出口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部分，但目前贸易顺差几乎要触动贸易保护主义反弹了。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也是建立在高层次的投资水平上，但最近其大量资金是通过大举负债筹得。这么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奇迹似乎走到了悬崖边上。

　　经济发展速度“换挡”总是痛苦的，70年代的美国就是个例子。或许，当下的中国可以从其经历学习有用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经验：淡定地接受经济增速减缓的事实，拒绝以及反抗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糟糕。曾经，70年代的美国十分抵触经济减缓，做出让美联储出台刺激经济政策，放宽对政府扶持的抵押贷款公司限制等等举措。但都无补于事，还引发了通货膨胀，毁掉了储蓄资金，最终需要美联储采取艰难手段来应对问题。一连串的问题，也导致1980年代初的美国又遭遇一次经济衰退。

　　虽然在今天奇怪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们并无直接的威胁，但如果中国也抵触经济增速减缓，试图通过低利率、指令性贷款来刺激经济发展，只会增加其债务负担。而且，中国债务负担在2007年已经增长达到了GDP总量的134%，2014年则为217%。

　　中国观察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指出，中国政府及银行债务的膨胀速度，几乎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债务的堆积速度，远远比其清偿债务的速度要快得多。总而言之，如果抵触抗拒经济减缓事实，大部分经济刺激政策会让问题变得更糟糕。

　　第二个要学习的经验教训是金融改革。当时美国限制银行存款利率的系统，已经开始不对劲了。此前，该系统压下了银行资金成本，低息贷款给工厂，企图刺激经济增长。但随着新生代的储蓄工具大量出现，提供了多样化的市场化利息支付，对市场更具吸引力，银行存款逐渐转移到新金融机构中。于是出现了依靠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难以贷款，楼市也出现了信贷危机。

　　今天的中国面临相似的困境。存款利率的上限使得银行可以以低息贷款给自己偏好的公司，而不是更多的创新公司；如果政府干扰存款利率上限系统，人为操控对储户会有低回报率，这就意味着变相征收更多的隐蔽税，也会抑制了民众消费欲望，会出现病态地依赖投资来发展其经济。因此，中国需要有较少低质量贷款业务的金融系统，更好地应用存款，释放民众的消费能力，让民众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最后一个要学习的是，汇率。1971年，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美国让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兑率急剧下跌。美国希望通过货币贬值获取全新的、经过修正的汇率。但并没有效果，反而加剧了美元的波动。

　　目前来看，中国似乎也在采取这个策略，但更为谨慎：让货币贬值以促进出口。实际上，汇率机制只有在货币挂钩，或允许汇率自由浮动的情况下，才能运作得最好，采取中间做法是不可取的。去年夏季，中国就发现了，适度的货币贬值反而会造成人们对货币会贬值产生更多的预想，从而引起资本外逃。今年一月份的货币混乱就继续强调了问题的存在。

　　因此，中国这个巨大经济体转向时，漫不经心地政策调整是不够。我们期待中国可以更加灵敏地操控经济减缓，而不是到最后，采取大量的放松管制、货币主义、赤字加剧、减税——这些激进的补救措施。（文章来源于《大西洋月刊》，有删减）

　　SEBASTIAN MALL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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