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投之父

　　这位将军与众不同，他是一名谨慎的投资者，其慎重程度简直可以在尼亚加拉瀑布上空表演骑独轮车走钢丝。

　　生于法国的乔治斯·多里奥特，每天早晨的同一时间都要穿过波士顿公园，风度翩翩地走向他的工厂。他穿一套黑色西服，翻领上别着法国总统颁发的荣誉勋章绶带，西服前胸口露出的手绢恰到好处，里面穿一件白色衬衫，头戴一顶黑色的翘边帽。

　　多里奥特为人谨慎，即便今天阳光灿烂，他也一如往常地带上一件折叠整齐的外套。由于他把职业生涯奉献给了艰巨的冒险事业，因此，在个人生活中尽量规避风险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他所经营的风险企业，是世界上第一家公开经营的风险资本投资公司，其总部位于波士顿商业区。

　　人品第一

　　多里奥特创立了“美国研究和发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简称ARD），它是美国第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注册的风险投资公司，通过扶持许多萌芽企业（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为美国经济发展注入庞大的资金。这些企业包括苹果电脑公司、联邦快递公司、莲花1.2.3公司、康柏电脑公司、大陆电缆电视公司、基因工程技术公司和宝丽来公司，还有美国相当一部分生物技术企业都靠风险投资起家。

　　在多里奥特向世人证明系统化的风险资本行之有效之前，那些需要资金的创新者们只有向少数几个富有而愿意冒险的大家族寻求资助，因为即便是银行业与投资机构也不敢承担那些风险。譬如，埃迪·里肯拜克上尉（Eddie Rickenbacker）通过洛克菲勒家族的帮助创立了他的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胡安·特里普则靠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支持创立了泛美航空公司。

　　从早上8点40分到下午6点30分，无论是向人提问，还是在便笺簿上涂写，多里奥特的烟斗始终叼在嘴边，这或多或少已成为他永不改变的习惯。他也喜欢通过在便笺簿上画各种小图表来勾画出未来的计划与希望。许多科学家、技术人员带着各式各样的创意来到他的办公室，希望在他的资助之下，将自己的创意投入生产与销售，为全世界造福。

　　多里奥特不仅重视他们的生产计划，同样冷静地观察着来访者的性格人品。人是第一位的，策划方案次之。他说：“一个拥有二流方案的一流人才，要强于拥有一流方案的二流人才。”

　　一天，一位当过海军的技术人员前来寻求他的帮助，试图生产第一批用于科研与医学的小型电脑；另一天，一名哈佛商学院的化学家带来可将盐水转化为淡水的技术，希望能变沙漠为绿洲；最后又来了一位在地下室辛苦工作的发明家，他发明了一种更安全、更可靠、更便宜的别针，如果用来别婴儿的尿布，那将会令天下所有的母亲笑逐颜开。

　　然而，让这些来客为难的是，多里奥特的办公桌上有一只秒表。“当我会见来客时，有时我会用它来观察对方在多长时间内告诉我三次同样的事情。”他尽可能保持谦逊与容忍的态度面对客人，同时也会更谨慎地提醒自己有可能判断失误。

　　每当多里奥特从便笺簿上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目光就会停留在墙壁上挂着的阿尔伯特·施韦策（Albert Schweit）的箴言上，大意为：一个人几乎不可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如果在判断别人时我能有一半的正确率，那我就认为已经很不错了。”

　　将军之名

　　多里奥特是哈佛商学院大名鼎鼎的教授，在40年的教学生涯中（1926~1966年），他治学严谨，教学方法简洁有力，并以实干精神著称。

　　美国实行“新政”期间，商业界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私营企业是否能够实行自我拯救。就在此时，多里奥特脚踩在风险资本的薄冰上，迈出了个人创业的第一步。

　　1938年，他参加了由20名波士顿投资者组成的一个团队，并担任他们的顾问。在多里奥特发起的这个团队里，20名投资者每人购买了15股股票，每股价值100美元。团队的第二个项目还未显现的时候，纳粹军队就侵占了荷兰。消息传来的第二天早晨，大多数投资者因为恐惧而选择退出。

　　多里奥特参加了军队。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前6个月（那时他42岁），他离开哈佛，同时放弃了担任国家罐制品公司主席的机会，成为美国陆军部的一名上校。军方将一组科学家交给他管理，同时拨给他大量的预算资金。作为朋友，美军领袖乔治·马歇尔请多里奥特尽力保证美军士兵的军鞋不再出现麻烦。结果，多里奥特顺利完成了任务。他造出的鞋子不仅更加坚固耐穿，还让士兵们免受了冻伤与“丛林脚”之苦。

　　此外，他还为军方推广了新型的脱水食品和保暖且不易撕碎的军服。接着他致力于制造一种轻便的非金属护身军服，用于近距离格斗，为此，他与好几家公司通力合作。最终，这种名为“多朗”（Doron）的玻璃纤维塑料合成服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得到应用，但在朝鲜战争时，美国海军运送了9万件给海军士兵，挽救了许多生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加入美国军队，由于习惯了穿背带裤的教书生活，他非常厌烦扎皮带。当时他恰好是美军军需部研发分队的副官，因此他改变了规矩：“我设法让背带成为军需品，这样就没有人批评我了。”

　　尽管他一贯秉持谦逊低调的处世之道，但仍然获得了军衔。1945年退役时，他成了“多里奥特将军”，此后别人一直这样称呼他。

　　“爱国”投资者

　　这位将军与众不同，他是一名谨慎的投资者，其慎重程度简直可以在尼亚加拉瀑布上空表演骑独轮车走钢丝。

　　1960年，多里奥特带领小团队审查166个投资项目，最后只选定了其中4个。1961年，他又从186个项目中仅挑选了8个进行投资。多里奥特与一帮科学家、工程师和同他有业务联系的金融家们都不是一时的投机者，他们在一起并非只为挣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领域的迅速发展曾令他们感到兴奋，等到他们对赚钱发生兴趣时，他们又被一种爱国主义思想深深打动：他们认为，倘若创新者们只能在社会上盲目乱撞，而一向奉行“安全第一”原则的银行机构又不愿资助他们，那么美国一定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

　　多里奥特与同事们都是民主主义者，但绝非空想家。他们明白，不能指望传统的投资管理从多到令人发憷的发明中辨别出真正有前途的投资对象，不管怎样，如果扔钱给每一个前来求助的发明家，那终归是白白让钱打水漂。他们也充分理解发明与创新之间的差异：那些为新公司想出绝妙创意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准备经营公司的人。对此，多里奥特喜欢这样加以说明：“一直以来，有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极力想要成为蹩脚的生意人。”

　　多里奥特与同事们首先把自己看做事业的长期建设者、公正的执行者和合作管理者，而不是单纯的债款募集人。

　　高压电工程公司是一家典型的由ARD投资的企业。如果凭借常规的投资支持，公司一定难以发展下去，因为对于这样一家技术型的企业，那些投资者没有耐心等到它7年之后才开始得到市场回报。正如一名实业工程师所说，在那些传统的投资者眼里，科技型公司“只不过是另外一家鞋店”。

　　多里奥特曾嘲讽道：“你们那些老练世故的‘长期’持股人，一见到股票上涨五个点就会甩卖，但我们却是全心全意地对待投资的公司。我们在这里完全就像是为儿童治病的医生，当银行家或经纪人告诉我应当卖掉一家萎靡不振的公司时，我反问他们，‘如果一个孩子高烧104华氏度，你会撒手不管吗’？”

　　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意识到风险投资的广阔前景。就连著名的投资者查尔斯·凯特林也认为，ARD在5年之内就会倒闭。然而它没有。不过，对于开拓者来说，这毕竟是一场艰巨的战斗；在冷静的外表下，他曾饱受折磨。

　　风险投资不同于政府调控，不仅仅是在数学演算方面做文章。即使后来ARD取得成就，令投资者与经济学家们对其刮目相看，但在开始理解风险投资对于创新者所具有的重要性时，公司本身也还得面对证券交易委员会与美国国税局（IRS）那些缺乏想象力的管理者们的纠缠。

　　ARD的浮沉

　　1946年6月6日，ARD成立了，但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公司采用了公开经营方式。多里奥特与他的投资者团队开始筹备500万美元资金，唯有如此，公司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同年12月份，多里奥特出任总裁。公司成立伊始，筹资与寻求投资项目的重担就落在了他与另外两名同事肩上。那时的局面非常艰难，美国股市很不景气，股票持续下跌。1946年8月9日，ARD首批股票上市，然而到年底时，发行的20万股股票（每股价格为25美元）只售出了139930股。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ARD规定只有那些最少能承担5000美元股票的人，才能成为公共持股人（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金额，因为全美只有1.3%的家庭月收入超过1万美元）。这条限制使得持股人更多的是对科学与工业充满信心的人士。

　　另外，ARD创始人之一的弗兰德斯组织活动，获得了税收与安全法规（例如，禁止人寿保险与非营利信托公司从事风险性投资）方面的某些豁免权，从而让ARD渡过了难关。1946年12月，ARD已完成了3项投资。此外，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ARD又投资新建了两家公司。这样在开业的第一年里，ARD便总共投资了5家公司——它们那时均为赤字经营。1948年，ARD再次出资5万美元购买了一家名为Ionics的公司75%的股份，该公司由哈佛商学院化学家沃尔特·尤达博士创立，专门生产可将盐水变成饮用水的离子交换薄膜。这种设备原本可以让全球千百万人解决饮水问题，可惜因为穷人无法负担产品费用，各国政府不予支持。

　　信托机构决心支持ARD度过创业初期的艰难岁月，然而，正如哈佛风险投资学家帕特里克·里勒斯（Patrick Liles）所说，ARD具有的“半慈善性质”使它短期内可以容忍亏损，但终究缺乏稳固的前景。1949年春，ARD为了筹资400万美元再次发行股票，而这一次没有一家投资银行认购，造成公司74%的股票卖不出去。

　　渐渐地，ARD开始兑现诺言。1950年，公司已开始赢利，它资助的10家新公司同样如此，总共26家公司销售收入达到2000万美元，为2000人提供了工作；1951年，它们年收入总和翻了一番，增加到4000万美元，雇用员工增加为3000人。

　　它们产品项目花样繁多，涉及的领域不一而足，有高压电加速器、阻燃漆、用于航空与制导导弹的液态燃料火箭、超声波发电机、癌症治疗仪、水力泵、化妆品、药物、陶瓷、光学扫描设备等等。尽管如此，ARD的股票价格仍然持续下滑，从最初发行的25美元降到19美元。

　　1952年，倔强的多里奥特向华尔街表明自己的观点：“太多的银行家和金融顾问已经忘记了今日的工业巨擘的早期历史。要知道，一家公司的最初15年与一个人的15岁发育非常相似——充满希望、麻疹、失败、腮腺炎、重组、猩红热、执行无力、百日咳，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希望、梦想破灭、辛苦创业，这些对于一个人或者公司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发展初期的10年或15年里，之后才能健康稳定地生存下去。”

　　事实证明，多里奥特的观点是正确的。1955年以后，ARD持续赢利。1966年，净资产值已从第一年的不足340万美元增长到9300万美元。其中公司最大的成就是投资7万美元到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简称DEC），占有该公司70%的股份；1967年，这项投资增值为1.83亿美元，同时，它还创造了公司经营以外的巨大财富，使得波士顿市的128号公路沿线成为美国东北部的科技发达地区和孕育发明创新的基地。

　　因税而败

　　多里奥特的故事颇具讽刺意味，正因为成功才导致了他的失败。

　　根据早在1940年颁布的投资法案（那时尚不存在有组织的风险投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ARD管理人员不能享有其投资公司的股票买卖权。尽管他们说不出所以然，但认为这种行为“违反公众利益”。这个限令意味着多里奥特将无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入ARD；而且最为荒唐的是，DEC的创始人肯·奥尔森不能买卖自己公司的股票，因为他同时也是ARD的一名董事。

　　只图一时的国家管理机制与多里奥特的高瞻远瞩之间产生了长久的紧张关系，于是，来自政府的旁敲侧击成为常事。由于不理解风险投资的慢热特性，政府管理者对多里奥特的许多决定产生了猜疑。

　　1965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含糊地指出，既然ARD对其资助公司的运作知道得一清二楚，它很可能从事了内部交易的违法活动。由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缺乏进一步的陈述，事情暂时告一段落。然而，政府的干预仍然没完没了。

　　据ARD公司一份1968年11月的机密备忘录记载：“我们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表示理解我们的问题，但是后来再没有下文。”1968年12月31日，他们等来的是一次“突然查账”，两名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员未加通报便出现在ARD面前。

　　多里奥特一直希望ARD公司带给美国经济乃至美国自身的益处能指引公司走出规则的迷宫。但是，那个公司诞生的时代——20世纪40年代中期——已经变幻为多疑拘束的60年代，多里奥特仍然不断地提出一些需要回答的问题：

　　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声称ARD并不是从事风险投资事业，那就请他们告诉我，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既然所谓多元化经营的大企业官员们都可以拥有企业内部的股票买卖权，凭什么ARD就不能这么做？

　　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后来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美国国税局决定，如果ARD不能在1967年年底之前卖掉持有的DEC股份，它将剥夺ARD享有的税收待遇。1954年制定相关税收规则的那名官员也认为，一家投资公司持有其资助公司的大部分资产的情况应该只能有10年的期限。

　　其后，多里奥特在美国国会积极疏通，试图解除那“10年限令”。1968年，国家终于通过立法，允许ARD在其余资助公司持股——但只能维持到1971年。

　　最终，多里奥特迫于无奈，于1972年1月12日结束了ARD的独立存在。为避免消耗战，他让公司并入达信公司（Textron）。

　　《财富》杂志对这次合并发表评论：“即使将DEC撇在一边，多里奥特资助了大约150家公司的这项记录仍然令人印象深刻。”ARD风险投资的综合回报率接近15%。

　　不过，多里奥特的贡献远不止在赚钱方面，他为人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后来国会与卡特政府终于通过立法，赋予风险资本公司进行大量投资与获利的自由，而这是多里奥特几十年来的梦想。

　　如此，多里奥特教授也许会向班上学生提问：ARD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答案是：因为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都受到组建的合伙关系限制，而它并非大众公司，普通大众无法获得某些投资所带来的金融收益。

　　看来这条开拓之路还有待继续走下去。

　　本文选编自《美国创新史》，中信出版社，2011.7；标题为编者所加。

　　哈罗德·埃文斯、盖尔·巴克兰、戴维·列菲 著；倪波、蒲定东、高华斌、玉书 译。

　　哈罗德·埃文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