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经济增长

　　世界系统正面临着一些变化与挑战，未来的全球治理需要适应这些变化，中国可以从德国的发展中汲取经验

　　全球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全球治理不是全球统治，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秩序，不是从上至下、权威的等级结构。它是与治理相关的行为、准则、机制的集合，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存在于世界不同层次。全球治理内涵丰富，其组成部分包括国际准则或国际法、标准和软法律等。

　　目前，全球仍有10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还有8.4亿人遭受饥饿之苦。全球每年有1300万公顷森林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严重损失。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譬如，德国国际发展合作政策的目标是促进消除贫困、保护和平、促进民主、促进公平、保护环境等行动的全球化。近年，该部委发起了一些特别倡议，如“接纳难民，解决被迫迁徙的根源”、“保护气候，是行动的时候了”、“无饥饿的世界”。

　　需要创新性的治理结构

　　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未来实施，世界系统面临着一些变化与挑战，如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和向更多极的世界转变（一些发展中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又如许多新的角色，包括：私人部门、市民社会、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变得更相互依存。这使得南北合作已经不是有效范式，但仍然是联合国讨论的主要框架结构。未来的全球治理需要适应这些变化。

　　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更多的环境内容纳入其中，并强调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可持续。目标确定方面考虑到普遍适用性、可变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框架，制定一些有约束力的标准、规则和法律，例如，国际税收、金融监管、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等方面。但是往往出现一些僵局，这就需要创新性的治理结构，将各方都拉到谈判桌上来打破僵局。各多边组织及治理工具之间应加强合作，例如，国际开发协会与绿色气候基金之间，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可以积极参与进来。

　　对于新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例如，亚投行等）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讨论很多。一方面，它们可以填补目前基础设施融资领域的部分缺口，增加公共品供给；另一方面，其产生也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反映新兴市场声音不够的回应。现存国际金融机构中新兴国家投资份额与其投票权仍很不对称。但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其他投资领域均存在巨量融资需求。有预测认为，新建的多边发展银行（指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信贷规模未来可能与已有的两家大的多边发展银行类似，其影响将非常显著。由于其与现存多边金融机构之间在提供融资中存在竞争，如果其在借贷中实行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标准要求较低，则可能出现不良竞争情形。

　　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日益重要

　　一些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应加强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合作。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将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印尼、墨西哥这六大新兴经济体国家选为其全球发展伙伴，其选择依据包括是否为G20成员国、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性、经济规模在全球的重要性、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见表1）。这六大发展中的经济体在国际谈判和协商过程中扮演中心角色，并在南南合作中越来越活跃。有学者认为，目前从人类发展指数、基尼系数、性别不平等指标来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尚有待继续解决。从碳排放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仍待继续推动。

　　要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目标，需要更多国家积极参与。德国与全球发展伙伴的合作有助于共同应对一些全球挑战，保障全球公共品提供，发挥更多外溢效应。德国及其伙伴希望能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不平等与不公平

　　在国际上，不平等问题研究涵盖的领域不只是收入分配，还包括经济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包括性别、种族、种性不平等）、国家间和国际上的不平等。

　　在减少经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方面，人类取得了很大进展。从1970年到2006年，世界贫困率（按1987年美元价值计算，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所占比率）从26.8%下降到了5.4%。

　　经济增长能否促进减贫

　　从实证分析看，人均收入增长率与最穷的10%人口收入变化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一定能促进减贫。实际上，既有促进减贫、贫困人口收入上升的经济增长，又有增加贫困的经济增长；既有增加贫困的经济负增长（或者说经济衰退），又有减贫的经济负增长。从多个国家的增长发生率曲线看，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弱的。而且各国的贫困情况具有区域不平衡特征，例如，巴西集中在东北，中国集中在西北。

　　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OECD国家整体的基尼系数均有所上升，意味着其不平等程度提高，巴西则有所下降。从1990年到2010年，也有许多发达国家和亚洲、中东欧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上升。收入分布曲线所显示的结果类似。尽管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从1970年到2010年明显下降，但全球总体的基尼系数（代表全球不平等状况）几乎停滞不动。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并不具有明确的影响，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则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以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减贫。降低税负和转移支付可对此发挥积极作用。美日加英德法等国，在经过减税和转移支付调整后，相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基尼系数也明显下降。

　　总的来看，促进减贫和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直接方式包括：（1）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和低收入者收入；（2）促进贫困地区发展；（3）通过发展教育、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就业帮助等将穷人融入生产过程，促进包容式发展。间接方式包括：（1）社保计划；（2）税收政策。在更广泛的政策领域，良好治理、初等教育发展、初级医保、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发展、促进公平分配的土地改革、促进金融深化等，对促进增长和减贫具有显著而良好的效果。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粮食市场自由化等方面尚没有一致共识（见表2）。

　　世界经济中的环境和社会标准问题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性成为全球治理关键目的之一，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标准也在快速地增加。法规与标准，两者均可规定某类产品的特定特征，如大小、形状、功能、商标、包装等。但法规一般要求强制服从，标准则是自愿遵守，如果达不到标准，受影响的只是那些偏好于达到这些标准的产品消费者。欧盟有许多生态环境标准，例如，欧盟生态标签、海产品管理委员会生态标签等。这些法规和标准旨在保证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健康和人身安全、保护动植物、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以及质量和技术等方面的保障。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更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此类管制和标准的快速增加。对生产者来说，管制和标准可能导致生产者成本明显提高，技术管制和标准可能演变为非关税贸易壁垒，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商需要承担检查、审查等步骤的所有成本。一些非透明的歧视性合格评定程序（CAPs）可能被利用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为了减少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技术性贸易壁垒，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成员方应在指定、采用和实施技术性措施时，遵守必要性原则、贸易影响最小原则、协调规则、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

　　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谈判进展迟缓的同时，很多国家在其体系外商谈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自贸协定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深度日益加深。自贸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政策工具，其内容已涵盖竞争与反垄断政策、劳动力市场管制、消费者保护、数据保护、资本自由流动、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启示

　　1.中国处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良好机遇期，与发达国家之间虽合作与竞争并存，但互惠合作仍是主基调。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全球治理方面的积极经验，以使中方受益。与此同时，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将为全球治理领域带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会使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多地基于长远考虑，例如，在积极应对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2.德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中的许多因素值得中国深入研究学习。例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很好地平衡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重视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互动关系。

　　现阶段，中国扩大内需乏力，除了受供需结构不对称影响，还有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扩大、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平性有待提高等方面的因素。德国在收入分配公平、完善所得税和财产税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均衡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得很好，值得中国深入学习。而且，在德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农业合作社内的职工和会员参与治理程度高，保障了其利益公平分配，值得中国借鉴。其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平衡机制对中国改善国家治理体系也有借鉴意义。

　　此外，德国的农业金融和小微金融体系非常有特色，其发展经验对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和三农发展、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等方面都很有借鉴意义。德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在保持经济稳定、重构增长动力中贡献很大，值得中方深入挖掘思考。

　　3.积极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德国不仅设置了完善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结构，还制定了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等私人部门和个体积极响应参与。这对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具有参考价值。

　　4.德国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成熟、战略明确。其成熟不仅表现在组织形式上，有单个部委专门负责和协调国际发展援助工作，还体现在有成熟的发展理念、完善的工作和管理系统。中国的国际发展援助资金量正逐年增大，中国入股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开始运营，未来的双边、三边、多边援助体系需要更明确的目标、定位、管理和完善工具。这些都可向德国借鉴。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研究员）

　　□戴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