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的前世今生

　　今日成都及与成都有关的文人多年来不遗余力地讴歌大慈寺的宽容与悲悯，甚至不吝笔墨赞美大慈寺露天茶馆的阔大场景与茶博士的手艺，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成都城西和城南有两处人文胜地天下闻名，那就是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但在闹市区还有一个名胜叫大慈寺，知道的人恐怕就不是很多了。然而成都的文人们却把它当成了蜀文化的象征之一，说不到大慈寺，等于没到过成都。若要问个为什么，他们大多会口若悬河般地向每一个造访成都的人们娓娓道来。

　　“安史之乱”时，中原板荡，战乱不断，流民纷纷入蜀。当时有个和尚叫英干，在成都街头施粥济民。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安禄山攻陷长安，唐玄宗遂带着他的近臣、嫔妃和宫廷艺术家们历经艰辛逃至蜀中（当然，杨贵妃被赐死在马嵬坡了，没来成）。陛下听闻英干的善行后很受感动，特召其进了行宫，精神与物质奖励并施，赐地千亩以建寺，并御笔亲书“大圣慈寺”门额。后来他的儿子肃宗李亨即位后，又赐匾“敕建大圣慈寺”，千里迢迢送往成都。这就是大慈寺的由来。

　　其实，这段说法是颇为写意的，大慈寺远非李隆基来了才赐地敕建，严格说来是始建于魏、晋（也有说隋代的），极盛于唐、宋，随后才慢慢衰败下去。有书为证：宋普济《五灯会元》道，印度僧人宝掌“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这样算来，大慈寺已有1600多岁了。

　　该寺盛时，其面积几乎占了成都老城东区的一小半。西到今日的商业场、春熙路，东抵旧城墙脚下，南至今镗钯街、红石柱横街，北达现天涯石北街、四圣祠一线。当时寺内有96个院子，楼、阁、殿、塔、厅、堂、房、廊共8524间。建筑之壮丽、规模之宏大、僧人之众多（据说极盛时多达2万），都远超唐代其他著名寺院。即使是京城长安的大慈恩寺，也不过“凡10余院，总1897间，敕度僧300人”而已。大诗人陆游游览过大慈寺后写道：“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星陨半空天宇静，莲生陆地客心迷。归途细踏槐阴月，家在花行更向西。”--差点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

　　于是，就有了天竺高僧口中的“震旦第一丛林”。其实“大”还不是它最令人骄傲的理由，大慈寺之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的著名古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著名高僧玄奘法师于西天取经前，曾在此寺受具足戒，并在成都生活长达5年。正是这5年的潜心修法，最终奠定了玄奘远赴天竺取经的思想动因。而早在贞观元年，玄奘就陈表太宗请求允其西行取经，却未获批准。但玄奘“去意已决”，以至于最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后经5万余里的长途跋涉，完成了他的历史壮举。

　　大慈寺不但是玄奘法师受戒之处，而且画圣吴道子及其大弟子卢楞伽等画家还在此留下了无数精美的壁画--它们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后人在敦煌莫高窟内所发现的那些作品。曾长期工作于大慈寺的成都作家肖平在其书中写道：有一次，苏东坡到寺游览，背着手踱着方步在寺中东瞧西看。等他看完大慈寺白色粉墙上一堵堵鲜活的绘画后，这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大放光彩的四川人呆了，翘起大拇指对同行的人说，“此地壁画精妙盖世！”

　　苏大文豪此言绝非夸大铺张之辞。当时的大慈寺壁画据说有1591幅之多，光吴道子的亲笔之作就超过10幅。时任成都府尹李之纯在他的《大慈寺画记》中如此断言：“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

　　然而，大慈寺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却不叫大慈寺，而是被称做“太子寺”。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太子寺”时还没上小学。那次去“太子寺”的目的也不是游玩，而是“探监”--据说是因为“二月逆流”（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后的那一小段时间）抓了一些人，我父亲也在其中，被关在了大慈寺里。那时候“破四旧”，大慈寺终于有了新用场。

　　犹记得，黄口小儿的我，扯着母亲的衣角随她穿梭于寺外汹涌的人潮中，根本没法进寺。母亲也只管一边跟人打听消息，一边浏览那些横七竖八重重叠叠的大字报，压根儿不理我的“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记得当时我问过的一个问题跟本文有关--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太子寺”？依稀记得当时母亲被我问急了，于是敷衍了一句：以前这里关过太子。

　　对于我接下来的“太子是谁”等没完没了的追问，母亲根本没工夫搭理，因为此时“太子寺”的大门突然洞开，从里面冲出一队三轮摩托车，上面坐着威风凛凛的军人（也可能是警察，记不真切了）。但见我们面前的人群蓦然间往两边迅速分开，给摩托车队让出一条路来。

　　我妈没告诉我的答案，很多年后我从书中得到了。话说唐玄宗赐地千亩给英干扩建大慈寺，同时还钦点正云游至蜀的新罗国（其疆域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韩国）三王子无相禅师亲自督建。传说该新罗国王子自愿出家为僧，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到大唐，后入蜀游学，遇高僧处寂，获禅号“无相”。因其俗家姓金，成都人即呼他为“金和尚”……金和尚其实只是三王子，并非太子。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今天才有“去副称正”的“戴高帽”习惯，只不过当时的成都民间给无相禅师“减副”，主要是出于敬重。

　　因为新罗国王子无相对大慈寺的扩建贡献极大，千百年来成都市民没有忘记这位“国际友人”，于是口口相传将大慈寺称为“太子寺”。此名跟任何一位中土皇太子无关，更不用说大慈寺曾关押过哪位太子了，我妈当时大概就是随口一说吧。

　　大慈寺在唐宋极盛之时，是成都的游览名胜区，每逢庙会更加热闹，附近商业繁荣，灯市、花市、蚕市、药市、麻市、七宝市等等，不一而足。至今，该寺山门周边尚存磨坊街、油篓街、糠市街、纱帽街、棉花街等等大街小巷。2012年前，我曾在它东边一幢公寓的23楼上住过，卧室阳台就正对着大慈寺和这些街巷。看书写字累了，就踱过去看看风景；肚子饿了，就下楼去油篓街上的小吃店“补充能量”。

　　写到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一般寺庙名刹都远避红尘，而大慈寺却身处闹市--如宋代成都文人侯溥在《寿宁院记》中所说，“佛以静为乐，故凡塔庙，皆洁精谨严，屏远俗纷。独成都大慈寺，据圜匮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篷占筵专，倡优杂戏之类，坌然其中，以游观之多而知一方之乐。”而宋本《方兴胜览》（中国古代地理丛刊）中也有“登大慈寺前云锦楼观锦江夜市”的记述。大慈寺的夜市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或许，正因为大慈寺天生具备这般“世俗欢乐”的气质和历史氛围，今天成都的城市管理者在对这片区域进行规划时，才赋予了它一个“大慈寺商圈”的概念，并积极地付诸实施。如今，这一大手笔已然挥就，大慈寺南门外、东大街北、天仙桥西、红星路东，业已形成一块遐迩闻名的吃喝玩乐胜地--成都远洋太古里。而它的西边，则矗立着一幢巍峨无比的双塔式建筑--成都国际金融中心（CDIFS），由香港九龙仓投资兴建。大慈寺的古朴和相对而言的破落，与远洋太古里以及IFS的摩登洋气，形成了太大的反差。

　　先前，流沙河、冉云飞等等成都的文化名人们，常常会对造访成都的同行同道说：没游览过大慈寺，等于没到过成都。而今，任何一位成都“小资”都有可能告诉外来游客：没去太古里耍过，等于没到过成都。“大慈寺商圈”大有迅速替代毗邻其西的“春熙路商圈”之势。

　　这应该算是一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获成功的经典案例吧。

　　如今的大慈寺，单说占地面积，恐怕也只能算其极盛时的一个零头吧，更不用说大慈寺的文脉了。当年在大慈寺留下足迹和墨宝的，何止是著名高僧和文化使者玄奘，何止是唐代的吴道子、杜甫、前蜀的贯休（唐末五代著名画僧、诗僧）、宋代的苏轼和陆游。而过去二三十年的大慈寺，也曾是成都文人们雅集的常选之地。今日成都及与成都有关的文人多年来不遗余力地讴歌大慈寺的宽容与悲悯，甚至不吝笔墨赞美大慈寺露天茶馆的阔大场景与茶博士的手艺，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可能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深藏着一种引以为傲的文化使命感，企图在滚滚商潮铺天盖地袭来之际，各尽本分与绵薄之力，延续大慈寺那深厚宽阔的文脉吧。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朱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