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过渡特征

　　要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两个基本方向，实现解放供给约束、释放供给活力、激发供给动力、促进供给创新的改革目标，充分发挥中国经济未来巨大的长期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并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才能从本质上透析中国GDP的增长率。

　　经济总量蕴含结构性变化

　　首先，可以预计中国经济在2016年第二季度将与第一季度总体相当，大致可以维持约6.7%的增长率，但这并不能意味着增速放缓的趋势已经结束，增速将触底反弹。相反，一个季度的数据不能说明整体趋势，一般来说，连续四个季度的数据才能代表一个大致的趋势。而且，根据朱格拉中周期规律，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波动周期大致为10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一轮的增速放缓将跌宕起伏，持续到2018年或2019年。而这2、3年的时间，正是开展结构性改革的最后时间。到这一周期的结束，经济是转头进入新一个10年的腾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进入新一轮下台阶、增速仅为4%-5%的中速阶段，甚至更低，将完全取决于我们在这2、3年实施的改革是否奏效。

　　其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而今年5月的社会融资增量下降47%。根据罗斯托的发展阶段理论，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当城市建设达到一定程度，这类资金密集型的需求必然会逐步减少，第二产业会逐步趋于饱和，这就是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在经济起飞后期，基础建设投资将转移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和公共服务投入，这样一来，投资规模必然会明显减少，因此，固定资产投资放缓是规律使然。然而，社会融资增量的减少却并非正常。不过，我们需要连续观察几个周期才能判断这是否成为趋势。

　　同时，这5个月的数据也反映出结构优化的趋势：第三产业增速继续领先于第二产业，前5个月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为11.9%，明显高于第二产业的5.8%；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7%，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1-5月网上零售额增长27.7%。5月份进出口取得增长，继续保持3248亿元的顺差，为民币汇率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走势反映新常态的过渡特征

　　需求方面的新趋势。首先，收入升级的消费新趋势。收入的持续提升带来消费的结构性变化，包括对质量要求的提高和消费层次与内容的提升，尤其是文化、精神等更高层面需求的满足；其次，人口升级带来老年消费和未成年人消费这两极消费的新趋势。包括：健康、玩具、教育、食品等新需求；最后，科技升级带来的消费新趋势。包括：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VR、虚拟现实等新消费。

　　供给方面的新趋势。第一，产业结构的更替，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经济的主要产业，而第二产业也在发生向工业4.0升级的内在变化。第二，动力的转换。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初期的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生产力解放阶段，到后来的政府投资和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起飞驱动力，逐渐达到了刘易斯二元结构的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也如罗斯托的发展阶段理论，落后经济体在起飞的初期会逐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在中后期政府投资重点将转移到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会转换为私有经济的投资，更多投在科研、创新、创业等方面。第三，由原来的追赶学习模式转换为内生创新模式，也包括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的重塑。

　　环境方面的新趋势。第一，全球经济政治新的环境、格局、博弈的变化。我们认为，未来的新趋势很可能是中美两极化，货币也是如此。第二，在中国内部区域的新均衡方面，发达的东部和中部、西部，需要更加均衡的发展。第三，必须走绿色发展的道路。

　　经济发展阶段与改革方向

　　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即在供给侧解除约束，释放创造力，推动供给侧的科技创新。笔者认为，经济体的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恢复性增长。当经济体由于危机或破坏导致发展水平低于历史最好水平时，修复性的增长将带来经济的高增速。二是学习性增长。当本经济体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世界发达水平时，引进技术和管理可以大大缩短发展的时间，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三是自发增长。当前两个因素的作用都已发挥完毕时，只有靠自己创新来推动经济质和量的增长，但自我创新需要过程，这个过程就会体现为10年的产业升级与换代周期，这时的增长速度明显不如前两种因素发挥作用时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表现为，第二因素的作用在减弱，第三增长因素刚开始发挥作用，即处于将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的新时期。在创新阶段，计划和行政指令的追赶优势将不再明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市场机制将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重新梳理市场与政府的定位与关系。

　　市场核心的职能有三个：一是，价格的职能。价格不仅要反馈供求关系，更重要的是要调节供给，一种资源若是稀缺的，价格就要升高，但升高如果不能促进供给的增加、不能改善供给，价格机制就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二是，竞争的职能。只有竞争才能促使企业提高效率，才能促进创新。三是，淘汰的职能。只有旧的产业和行业的企业破产，新行业的企业不断诞生，劳动力由此在产业与行业间流动、转行，整个经济结构才能得到调整。

　　为了保障和补充市场的三大核心职能，政府应该提供三个方面的供给职能：第一，是制度供给。包括：价值观的体现和权利界定等方面的秩序规则制定。第二，是外部性供给。包括：社会保障、基本教育、基础科研、安全保障（公安与国防）、自然环境与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职能。第三，是收敛性调节。对于经济危机、收入分配和金融货币流动性等发散的经济波动，进行宏观调节和外部干预。以上市场和政府的三大核心职能建立和实施的关键都在于法律治理体系。因此，只有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才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人们生活不断提高的有效改革。

　　近年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走势已发生很大分化，原来增长迅速的新兴经济体也已分化。“金砖五国”一词已成为历史，俄罗斯、巴西已经落入短期难以改善的衰退，南非也接近零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正由超高速转入中高速，印度的起步刚刚开始，但基础并不稳固；而原来一直低迷的发达国家反而在危机后的复苏中，成为全球经济的对冲稳定部分，不过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并不确定和一致，美国出现VR、AI等新科技和新能源创新领域的蓬勃发展。虽然美联储加息仍然言之过早，目前的加息预期管理却已起到了推升美元、吸引资金回流、缓解其国内流动性不足的作用；欧洲和日本仍陷在负利率宽松政策却难以刺激经济的泥沼。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的调整不是改革，也无法对经济复苏起到实质性作用。只有制度变迁才是改革。而改革也有顺趋势和逆趋势两个方向，只有正确方向的改革才能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新常态面临的挑战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国经济既存在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一方面，中国能够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具有学习性增长因素，可以少走弯路，节省研发周期，以更快速度实现供给能力与经济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具有先发优势。首先，在产业链、价值链和知识产权创新上占据有利位置。其次，中国经济在资源消费等方面享受低成本、高储量的早期优势。再次，由于经济规模巨大，中国经济小比例增长的绝对数量仍然很大，给后发者造成更大的追赶差距。这点可以从中日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增长对比中得到具体的证明。在1950年，中日人均GDP差别很小，都是100-120美元左右。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日本在人均GDP方面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而中国则由于历史的原因，高速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才刚刚迈入中等偏上的国家行列，仍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原来正在缓慢推进的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却受到应对危机临时措施的影响，至今效果仍然不佳，甚至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根据三因素增长模型，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尚有较大差距，中国仍然具备高速增长的潜力。

　　二元结构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及人均GDP水平与发达国际差距很大，重要根源就在于目前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城乡户籍制度成为现在人力资源流动和实现优化配置的障碍，城市的现代产业发展与劳动力吸纳能力逐渐减弱，农村地区收入水平与城镇现代产业发展水平仍较低，现有土地和户籍制度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

　　“增长极限”的问题。由于后发劣势，中国在尚未解决二元结构问题的情况下却先遇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约束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前发达国家要经过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实现产业重心转移，即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工业化阶段，再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的信息革命与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却成为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要完成的紧迫任务。应对这一挑战，仅靠强有力的政府无法承担主角重任，必须发挥以企业这一供给主体为核心的市场力量。例如，对待由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导致的城市空气污染问题，解决之道就不应在限行、限购等抑制需求一侧，而应从供给侧入手。因为人人都有享受现代科技文明的权利。以洛杉矶为例，其当时对尾气污染的解决，是从供给侧入手，要求汽车厂商对发动机进行尾气处理改造；还要求燃油提供商对其中的硫等污染成分予以去除；最终，居民既能享受现代成果，又避免了污染，圆满解决了大气污染难题。

　　公共服务与外部性问题。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超大城市，致使这些城市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供给能力不足，以及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同时凸显。如何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并提高其水平，这是市场无法独立解决的外部性供给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崛起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与上一个问题同理，对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也不能靠抑制需求来“解决”。不可以限制人们居住好的房子、接受好的教育、接受好的医疗以及享受可靠的养老保障的合理需求，而必须增加和改善供给，这才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和正确途径。

　　收入差距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是改革的终极目标。虽然近些年中国没有公布正式的基尼系数数据，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是系统性的，体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不同层级人员差距，以及国家、企业与个人分配不均衡等五个方面。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是在第一次分配时确定的，再分配只是对能力缺失进行人性救助而已，并不能改变收入分配的大格局，靠再分配调节不可能形成中产阶级。归纳起来，这五方面的收入分配问题是由于市场与政府分工不明、产业区域间要素流动不畅、企业与个人谈判力量不对等这三方面原因导致的。因此，收入分配问题虽然影响的是需求，但问题的缘由和解决都应在供给一侧，在如何增加可分配蛋糕这一积极途径上，这也是帕累托优化原则的体现。

　　要解决以上五大挑战性问题，方案就是要基于供给侧分析的思路，按照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律，将企业作为财富创造、价值实现的供给主体来看待；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职能分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保障性作用；在软性制度层面推动树立契约精神、建设诚信体系，在强制制度层面推动建立有利于价值与财富创造的市场要素流动、有利于优胜劣汰、有利于创新竞争的秩序体系，从而建立社会、政府与市场相协调的制度体系；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两个基本方向，实现解放供给约束、释放供给活力、激发供给动力、促进供给创新的改革目标，充分发挥中国经济未来巨大的长期增长潜力。

　　（作者为诺亚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委会副秘书长）

　　□金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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