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旗帜

  当我以《环球人文地理》特派记者的身份刚刚抵达可可西里的时候,就认识了秋培扎西。

  夏天的可可西里,白天往往有20℃~30℃,紫外线射得人眼睛发紫,但晚上温度往往又到了零下,索南达杰保护站内,我们升起了火炉,泡好了热茶,开始第一次谈话。

  初次见面时,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知道这个坐在才旦周局长旁边的藏族汉子是主力巡山队员,厉害得很。

  讲到巡山的细节,情感的冲动使大家忘了可可西里由于氧气的问题不能做大动作,他开始手舞足蹈地讲那些趣事:“有一次,进山后水箱坏了,前后都是无人区,怎么办?不可能走出去吧。大家就想办法,用熔化牙膏皮的锡来补,结果翻遍了车厢,发现牙膏皮都是塑料的。娘的。最后好歹发现了一点锡--车上收音机的主板,就把那个拿来烧熔,结果就搞定了……”

  更激动的时候,这个汉子还拿起笔,直接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起地图来。

  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窗外夜色越来越黑,板房上的冰霜也越结越厚。老志愿者杨震把茶炉摆上火炉,蒸汽让我们温暖。尽管这水有浓烈的味道,但大家依旧觉得很甜。

  而当我知道他的身份后,我坐在那里开始有点发慌,似乎保护站外的空气又变少了。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腔的感情,就像涨水的楚玛尔河一样涌动。我们聊了数个小时,却不想停止。可是医学常识告诉我,如果不睡觉,明天的高反会让我头更痛、被高反引发的牙髓炎也会更加厉害。我不得不硬生生地打断他: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他又安慰我说:“其实昆仑山口就是个坎,你一出山就会好了。”

  第二天聊天继续。保护站门口有一面旗帜,旗帜下是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为建站付出过的人的名字。他兴致盎然带我找到他的名字,我采访他一些建站的细节,在叙述中遇到一个瓶颈,“这我说不清了,”他像孩子一样失望地歪了歪嘴,“可是拉巴(野牦牛队老队员)好像知道,你下去格尔木后,可以问问他。”

  他摆弄我的相机,说我们去照相吧。然后他站在“天路”--青藏公路中间,张开双臂,就像在拥抱可可西里。他眼神纯真,却又坚定,执着。

  那些当年的影像似乎又在我脑海中显现:我看见一个眼睛清亮的12岁孩子,在格尔木的阳光下吃着糌粑,旁边,他的父亲与舅舅痛饮烈酒,正商量如何拉起一支拯救藏羚羊的队伍;我看见一个16岁的孩子第一次在电影上看到亲人的身影,是一部纪念自己舅舅被盗猎分子枪杀的悲剧,叫作《杰桑·索南达杰》;我看见一个血气方刚的高中生考入了青海民族学院法律系,发誓要用法律来捍卫这片土地;我看见一个英气逼人的青年跪在父亲灵前,看着父亲随天葬升入天堂。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接过父辈的旗帜,不惧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死亡的威胁,从容地走近可可西里……

  在他的身上,我看见一个粗犷民族所培养出来的儿子,我看见一个典型的可可西里巡山队队员,我看到一个打不倒的斗士。更重要的是,我看见一种高大光明的人格。

  “你见,或者不见,他就在那里!”提到父辈,他很平和,甚至还用上了电影台词。但我知道,父辈在他心中从来没有渐行渐远,而是永远清晰地刻留在了他的心中,以及世纪的史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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