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信用,产权,政策
- 发布时间:2012-01-13 14:22
中国社会的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让我们从经济学家张维迎讲的一个故事开始：现在想象，你到楼下的一个小杂货店买一罐饮料，你把五块钱交给老板，你要出门了。这时候，老板说，回来！你说，怎么回事？他说，你没给钱。
现在应该怎么办？去法院告他吗？请仔细想一下，法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能为力。为什么？法律要解决问题，一定要使得双方当事人在能够明确的事实之外，法官也能鉴别这个事实。而在这个情况下，杂货店老板说你没交钱，你说你交钱了，那么法院是没有办法来判决谁对谁错的。所以，一个社会靠法律解决问题是有局限的。
你现在会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我并没有碰到？道理很简单：如果杂货店的老板在你交钱以后说你没交钱，你下次就不会买他的东西了，你还会告诉你的邻居，他是骗人的，你的邻居也不会去买东西了，那么这个杂货店就关门了。这就是市场秩序的信用基础。
“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我们拿的药是真的还是假的？打针的针头是第一次使用还是回收的？我们去买肉的时候，这肉是不是注水的？当我们受雇一个老板的时候，他到时候会不会给我们发工资？当我们雇一个人给我们打工的时候，他会不会把公司的东西拿走？……如此等等，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在当前的情况下，商业道德、市场秩序非常不尽人意。”张维迎说，“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加以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2011年12月，“2011第六届全面小康论坛”在四川成都市开幕，张维迎荣获2011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入选“杰出贡献人物”的张维迎，在职业生涯中，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小康》记者专访经济学家张维迎，就信用关系对中国的破坏与重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信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
《小康》：在现代化社会里，什么是信用？
张维迎：信用使人们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愿意牺牲眼前利益。市场经济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这个秩序要建立在良好的信用机制之上。一个人的最优行为与他的生命预期有关。假如我预期只活一个礼拜，我发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去抢钱包。抢人东西是要判刑的，但是我不担心，为什么呢？法院还没有来得及开庭，我已经死了，我何必在乎法律呢？但是当我预期要活很长时间，抢劫就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建立信用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期的预期。一个人的预期越长行为就越规范，他就愿意坚持兑现自己的承诺。所以，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重要的是使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长期预期。
《小康》：信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
张维迎：信用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问题。虽然信用问题常常表现为道德问题，但信用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小康》：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
张维迎：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吗？果真如此，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大国的历史会持续2000多年？为什么会最早出现了纸币？为什么有闻名天下的山西票号？所有这一切，都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支撑，所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并不缺乏诚信。
现在是新的世纪，和一百年前比一下，现在中国的商业道德基础可能不会比那时候好。中国现在的市场秩序是比较糟糕，但是我想大家也应该充满信心，中国人历来是守信誉的民族。看看历史，在那么多年之前我们就有了契约关系，一个桌子，一劈两半，每人拿一半，对起来就是一份契约。
《小康》：中国社会的信用关系是怎样被破坏的？
张维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今后的道路。我认为，三大因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首先是从100年前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在这100年里几乎被彻底摧毁，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产生了价值迷失。第二是产权制度的缺失，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第三是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导致短期行为频繁发生。而享有太多自由处置权的政府在社会空间中的权力不断膨胀，使社会环境变得不可预测，又直接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以及存在垄断和腐败现象，很有可能使诚信和监管之间的平衡无法达到，越监管越不信任，最终进入诚信的死角。这是十分危险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着重建社会信任的艰难道路。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
《小康》：重建信任的必要性是什么？
张维迎：过去三十年中国都是处于一个低信任的环境，为什么我们还能取得如此高的经济增长？因为过去，赚钱是最容易的事情。即使我们的信任低，但是赚钱的利润很厚，所以我仍然愿意做这个生意。我知道有50％的可能受骗，但是另外的50％赚钱利润很高。所以我宁愿冒这个险。这就导致过去这三十年我们不是很关注信任问题。但是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趋势是：80年代赚钱比90年代要容易，90年代要比21世纪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全球化以后，中国的企业要赚钱，越来越难。所以商界有句话：“90年代稍不留神就赚钱，现在一不小心就破产。”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我们不能因为过去30年中国社会信任度低，但是经济取得高速增长，就断定在未来50年我们仍然可以在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下，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小康》：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信任？
张维迎：怎样提高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许多方面要进行努力。首先要保护私有产权。中国人过去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我要加一句“有恒产者才值得信任，有恒产者才会有信誉”。如果一个人不考虑未来，不太注重自己的声誉，你是不会信任他的。要真正建立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就要建立一个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我想特别强调无形资产（如版权、商标）的保护，因为无形资产在创造价值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无形资产的保护又是最难的。如果保护不好的话，会反过来影响人力资源配置-聪明的人都去做生意，但是做什么生意？美国最聪明的人做软件去了，中国最聪明的人去做房地产去了。因为房地产的产权保护要比美国便宜得多。这样在中国未来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一定是一个不讲信誉的经济。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预期的制度。能够使你干了坏事，就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你做了贡献，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没有产权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今天干的事，这个事的后果由谁承担，你不知道，可能由你承担，也可能不由你承担。这时候的你就会追求一种短期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产权制度下，欺骗、不讲信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第二，建立信用体系。现在国家正在进行努力，各个银行系统都在对个人的信用、资信进行调查，信息收集。因为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市场秩序，要求一个很好的信息传输体制。为什么在现代都市里建立信誉要比乡村社会困难得多？英文有一个词叫“gossip”（闲言），“gossip”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输机制。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里边怎么能够复制出来“gossip”这样一个机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像美国的标准普尔、穆迪就是做这些事。媒体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媒体都在说假话，这个社会一定有大部分人都在说假话。
第三，约束政府行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对政府没有基本的信任，你就很难相信他会信赖其他的人。政府在建立社会信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法律建设。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法律条文是最健全的，为什么恰恰在这些领域，违法违规事件又是最多的呢？因为法律制度远非法律条文，需要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强力贯彻。但是，我仍然要强调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政府本身不能干预法律执行。
第五，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从个体上说，一个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能确保其更讲信用，但以社会整体论，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欺诈成本，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教育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教育可以促使人们更小心自己的信誉。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要遵守自己的承诺，重视自己的名声。
政府信用与权力体制有关
《小康》：为什么许多中国企业不重视信誉？
张维迎：因为他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如何让人们重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信誉制度是通过当事人作出一个最优选择而主动遵守承诺的制度。如果这个企业是你的，但是政府任何时候都有权利来宣布这个是违法的、那个是违法的，今天能干、明天不能干，一个私人的企业家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他一定会追求短期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讲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个人的行为。
现在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受到好多制度上的歧视，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并不充满信心，他们并不预期自己企业做大之后，做好之后，有了信誉之后可以收回果实。所以他们和国有企业一样，也就免不了要追求短期的利益。未来中国企业能够做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能不能建立起来。目前的状况是，这种信任程度非常低。我们看到好多企业家试图走出家族管理的困境引入职业经理人，但有些地方弄得非常的糟糕，可能职业经理人被抓起来了，或者老板被抓起来了。这个坏消息传播以后，又给很多本来想走这条路的人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中国企业规模的成长。
《小康》：政府在提高社会信用程度方面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张维迎：现在政府好多政策的透明度非常低。透明度低的结果是什么呢？即把真正的权力交给了执行这个政策的官员。因为政策的解释权在政府部门，一个权力的最大来源可能就是合约的不完善。由于我们的政策是模糊的，是不透明的，这样使得政府的官员本身享有了好多权力，他们可以用这些权力去干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由此导致民营企业本身也不会重视信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政府部门有任意、随意创造权力的权力。政府政策行为的不规范对市场带来的影响很大。现在来看，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政府管得特别多，消费者、生产者都感到非常不确定，所以他们就追求短期行为，他们就坑蒙拐骗，政府马上说这么多坑蒙拐骗一定要进行管理，所以政府管得越多坑蒙拐骗就越多，坑蒙拐骗越多政府就管得越多。如果把政府管制本身当做建立市场秩序的一种灵丹妙药，我们只能面临越来越多的欺骗行为。
不要给政府太多的权力，同时也不要政府负担太多的责任。建立信用还要求尽量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合谋起来。所以说，如果政府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者、购买者，在这个事实下的秩序也就很难建立。
《小康》：近年来，政府信用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您怎么看目前政府信用的现状？
张维迎：政府当然也要讲信誉。但是，政府是不是讲信誉，与政府的权力体制很有关系。比如，地方行政长官调动频繁，那他就不会讲信誉，或者讲信誉的积极性就不会那么大。如果地方官员待在一个地方，他的命运跟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他就会比较讲信誉。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外来的投资者没来之前，地方官员曾许诺很多优惠条件，可是一旦进来之后，就关起门来打狗。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只管他任期内的事，我把钱花完了，以后没人来是后任的事。下一届别人当市长、书记，投资者不来不关我的事。
在国外，在任时讲信誉的一个约束还在于，如果你是一个好总统，你到大学等场所讲演的机会就会很多，讲课费也会更高。但如果你总统当得很糟糕，那你退休之后再赚钱的机会就少多了。另外一个例子，像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是可以随便调动的，这时候行长们就很难考虑信誉问题。我花很大的努力为银行建立起信誉，但是过几天把我调到另一个银行，我创造的信誉反而给了我的竞争对手，何苦呢？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法律、通过制度规则来限制自己的行为。政府的人事制度，包括领导的任期、选人方式都会影响到政府信誉的建立。在西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政党内部的制衡以及政府内部的人事制度、任期，都对政府产生制约作用，迫使政府不得不讲信誉。
为什么现在管制越来越多，欺骗也越来越多？要使得建立信誉变成每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不是靠几个口号就能解决的，一定要实实在在在制度上、在体制上、在政策上有大的动作。我在国外待了好多年，没有看到英国的哪一个商店橱窗上贴着信誉第一、客户第一；但是在中国到处贴的都是信誉第一、客户第一。我们知道，所有极力标榜信誉的企业通常也是最不讲信誉的企业，所以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文|《小康》记者 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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