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眷村背后的流亡与乡愁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台湾眷村,乡愁
- 发布时间:2012-01-13 15:27
“这是一个不说就很可能会随即消逝的故事。”
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宣传册子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2011年11月25日，北京，《宝岛一村》剧组第三次来大陆巡回演出。
舞台上，简单的布景，几张桌椅，衣服古旧的男女，灯光打在那些小人物身上，把他们的故事，融汇进历史里。
《宝岛一村》是虚构的名字，位于嘉义某地的空军眷村，经过制作才子王伟忠回忆中的众多人、事、物和导演赖声川的创作，化成舞台上的三家人所经历的近60年生活。记录这个族群曾经在大时代中经历的故事。
再也回不去的家
“眷村”，顾名思义是“眷属居住的村落”，尤其是指军人的眷属。1949年，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包括60万军队在内的国民政府党团官员、公务员和军眷等合计约为120万人，那是中国近代史上仅见的一次民族大迁徙，在人类历史中也算一次巨大的迁徙。当时为解决新移民的居住问题，当地兴建不少临时性的眷舍予以安置。这批当时被视为战败外来者的新住民，带着“反攻大陆”的期望，在这些眷村中居住下来。
由于当时国民党宣传的是台湾只是暂时的避难场所，所以绝大多数普通士兵的家庭分到的都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住，就是四十年。”现居北京的第三代眷村人张嫱说，从小，她就耳濡目染祖辈的这种心酸的感慨。
四十年间，浓浓的乡愁浸入每一个生活的角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愁与吃食永远有着脱不开的联系，于是，在《宝岛一村》的开头一场戏，过年，就出现了“一尾鱼”、“湖南腊肉”和缺少了“北平醋”的饺子。
而这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场“钱奶奶”教“朱太太”包包子的戏，手提一根擀面杖的钱奶奶是天津籍，1949年跟女儿、女婿从北平落脚到台湾嘉义的眷村。住在他们隔壁的是朱太太是“本省人”，一句“国语”听不懂。钱奶奶用天津话向朱太太传授天津包子的诀窍：肥肉跟瘦肉的比例要根据季节变化来调整，夏天肥瘦比例三比七，冬天肥瘦四比六。钱奶奶念叨着：“天津，我家，我老家……”她连比带划，高声大喊，终了，黯然垂泪。
《宝岛一村》中不少细节都值得人久久回味：厕所墙上一首夹杂错字的《静夜思》，寄托着眷村人思乡的情绪。还有老赵、老朱、周伯三人经常在大树下讨论“戴笠到底有没有死”，很戏谑地传达出他们对于回家的深切渴望。诸如《松花江上》这首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歌曲，也时常穿梭在舞台剧的场景里。
赖声川记得，《宝岛一村》在台北首演的时候，“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声音甫一响起，台下一位老奶奶突然站起来跟着一起唱。“照理说，在剧场里面是会被旁边的观众制止的，因为这是扰乱秩序的，可是没有人阻止，老人就一直跟着唱，唱完了大声说，‘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歌’，然后坐下，所有人都为她鼓掌。”
这种回乡的渴望无疑已经在那一辈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当年相信回家之期指日可待，许多人家里连家具都只买最廉价的藤制品。
“有一个眷村第二代，他的妈妈从大陆带过去很好的皮箱，每年都把皮箱打蜡，把皮保养好，而且那个箱子是空的，不放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有一天要回去。”为了编撰《宝岛眷村》一书，张嫱搜集了许多眷村人记忆中的故事，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关于皮箱的故事。
“你一旦要回去，拎着箱子就可以走了。等到那个人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回家发现他母亲在哭，然后开始往箱子里放东西，就是把冬天的衣服，不穿的衣服往里面放，收起来的时候，他不讲话，他妈妈也不讲话，但是他们心里都知道，家，他们回不去了。”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无数眷村人嚎啕大哭，他们多年翘首企盼的回家路成了一场梦。
梦想没有成真，承诺没有兑现。
有人跻身上流，有人成黑帮老大
眷村中这群永远的过客只能把记忆里的家乡描述灌输给下一代。“我们是他们的祖孙，在我们长大的环境，他们都不断地在叙述他们家乡的故事，其实这种叙述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疗愈乡愁的方式。”张嫱回忆说。
从会说话开始，大陆老家的地址就成为眷村子弟必背的功课，当时谁也不知道，背这些地址到底有没有用，亲自踏上父母亲故乡的那一天到底会不会来。但逢年过节时，遥祭大陆列祖列宗的固定仪式绝不能免。
在以前台湾旧身份证上有籍贯一栏，填各种表时也要填，从小张嫱就在上面写“辽北省昌图县”--那个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家乡的名字。每年除夕夜全家在左营眷村爷爷家团聚吃东北酸菜火锅时，爷爷总是说起张家的历史，过年的习俗，还有那些留在东北的面目模糊的亲戚们。
背井离乡的老人不仅把家乡的一点一滴通过血脉传承到子女身上，他们还把“冲出”眷村的期望寄托到子女身上。
在《宝岛一村》里，赵家的大女儿大毛跟隔壁朱家的大牛青梅竹马，却遭到母亲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嫁给自己村子里的人是没有出路的”。
王伟忠专门对“眷村上一代人感情很好，相濡以沫，但是偏偏对‘你家小孩和我家小孩谈恋爱’有着莫名其妙的反对”的普遍现象作出了解释：“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会觉得没出息--老一辈总是希望小孩离开眷村，嫁得远一点也许有比较好的发展。”
在那时，眷村长辈常灌输给下一代的观念就是：“读书是唯一翻身的机会，家里没能帮什么，只有靠你自己了！”
“本省人的家里有田地，无论怎么样，你还可以回家里种田。可是外省人不行，他们两手空空，到了一个异乡，什么都没有，只能跟孩子说好好读书，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没有什么机会了。”张嫱说，由于不知道在大陆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眷村下一代变成老一辈唯一的命脉。“就只剩下这一支了，要尽其所能把好这一脉，对祖宗有个交代。”
张嫱不会忘记当自己在北京拿到博士学位时，爷爷眼里的骄傲与宽慰。“就像家里出了一个举人那般。”那一天，张嫱的爷爷特别慎重，一定要张嫱穿上博士服跟他拍一张照。
这些外省子弟，读书读得好的，很多进入了新闻界、影视界、文化界甚至政界，对近30年的台湾社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至于读得不好的，有些则组成了台湾最早的外省帮派，在地下社会同样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去世不久的“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就是赫赫有名的眷村子弟。
他说出去玩玩，这一玩就是四十年
《宝岛一村》里，太多故事令人唏嘘，但是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最真实的一面。话剧的高潮部分，出现在三家眷村人回大陆探亲时。
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眷村长辈少小离家老大回，虽然乡音无改，两鬓却已斑白。
1988年，蒋经国去世，台湾地区红十字会开始受理转递大陆信件，台湾客轮开始驶往基隆-那霸-上海航线。两岸关系逐渐缓和。
在《宝岛一村》里，眷村的后人回到北京寻亲时有一句台词：北平的马路很陌生很陌生，我却觉得很熟悉很熟悉。
父亲老赵已经不在人世，儿子小毛回到北京，他给祖母看他们全家人在台湾的合影，却猝不及防地挨了祖母一巴掌。祖母说：“这一巴掌是你替你父亲挨的，他说他出去玩玩，这一玩就是四十年，到现在也回不了家。”
舞台上在这时有了一个静默的留白，而舞台下则开始抽泣声一片。在被情节感动的同时，却很少有观众知道，这个家庭的故事正是取自王伟忠父母的真实经历。
王伟忠的母亲孙绍琴是很多眷村女人的缩影，她们一辈子都在念叨“我是被你骗到台湾来的”。
王伟忠的父亲生在北京胡同，长在北京胡同，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也有一身随机应变的胡同智慧，他本是国民党空军的地勤人员，却自称是开飞机的飞行官，把王伟忠的母亲孙绍琴追到手。1949年的离乱中，一句“我带你们家绍琴玩玩”把她“骗”出家门，一路“骗”到台湾。那时，王伟忠的父亲19岁，他的母亲16岁。
1988年孙绍琴终于走上回家的路。当年的胡同已经变成左家庄附近的居民楼，王伟忠的姥姥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是：“你可真会玩啊，这一玩怎么就玩了四十年？”
那一年，数以万计的台胞飘洋过海回到内地。他们大多穿得整整齐齐，身背电视机，洗衣机……那时，他们回乡流行带“四大件”：电视、冰箱、洗衣机和摩托车。这四十年，他们过得再辛苦，也要光鲜地回家，有些眷村人拿出存了几十年的钱为父母买礼物，有些甚至借钱回大陆。
张嫱的爷爷张太亨，1949年带着全家到台湾，但是一个三岁的女儿却留在了辽宁昌图靠山屯老家。四十年后，张太亨终于获准和老伴回东北探亲，当年留下的女儿已经成了家，还有了两个女儿，老家还有祖坟，却早已荒芜。
张太亨在他出版的一本薄薄的《生平事略》中曾如此记录他的首次返乡行：“虽然仍是那靠山屯，但童年的老家很大的四合院、一列草房及东西厢房都已不见，丝毫找不出原来的样子，只有老房前面一列石板之台阶，尚有部分存在，其他则无从忆起。再去祖先墓地，只是一片稻田，据陪同前往的一位堂弟所指，大概就是那个方向，只有在旁边烧一些纸银，祭拜一番，稍尽后代子孙一点心意。”
走入历史的眷村
随着两岸关系的稳定，失散多年的亲人们也得以团聚，而这中间付出的最大代价，则是时间。舞台上，当“消失”几十年的前夫最终回到台湾和周阿姨团聚，问她过得好不好时，她只答：“都快过完了……”
都快过完了，无论是周阿姨，还是宝岛眷村，还是那个时代。
2002年，台湾传统眷村逐渐被高层住宅代替，“军二代”也从平房搬到了楼房。
2006年起，从小在眷村长大的台湾金牌节目制作人王伟忠开始给赖声川讲眷村的故事，先后讲了一百个，两年间从未间歇。身为“嘉义建国二村”子弟，王伟忠既是讲故事的高手，又是这些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他希望，在台湾眷村拆除的时候，赖声川能制作一出以眷村为主题的舞台剧。把眷村的历史用戏剧的方式记录下来，留下一些记忆，以此把个人的生命史纳入到更大的历史当中。
2008年，王伟忠和赖声川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举行公演，至今演出超过一百场，观众人次近20万人。
“看得我如醉如痴，时而感伤时而欣慰，有时大笑，有时哭得抽泣，泪还没干又破涕而笑，还没笑完又哭将起来。”
这是出身眷村的林青霞在看完《宝岛一村》后写下的感慨。没有看过演出的人，或许很难理解这段看似词不达意的感触，但是在2011年11月25日的北京保利剧院，台下却坐满了这样的“傻子”，他们跟着剧中人的命运笑完了哭、哭完了笑。
当画面最终定格于“宝岛一村”三代人的全家福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六十年的眷村时光，被浓缩在这三个半小时里面。眷村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与之对应的人物。
“比如里面有很认真读书的人，像我妈妈，也有很浑很不长进的，像我舅舅。”张嫱说，最后全家福里出现的小孩子，就是作为第三代眷村人的她自己。“我就是那个小孩子，我的情感是比较淡的，但是现在我也能够去理解。”
2008年初，张嫱的爷爷张太亨过世，老人们的凋零，使眷村失去了生气。
2009年，张嫱的父亲将张太亨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左营眷村的家，交还给了海军，张嫱知道，很快，眷村就将在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化为灰烬。“爷爷走了，东北老家和左营的家也没了。”外省人无根的宿命，在她眼前一幕幕上映。
“我们，没有口音，就是没有故乡。我们，是回不去了的异乡客，在父母或祖父母踏上离乡之路时，就注定了今天流离的命运，我的祖父母和父母，故乡在大陆，家在台湾，我的故乡在台湾，家，在大陆。”如今已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张嫱，作出这样的感慨。
台北地标101大楼脚下，保存着台北地区最古老的眷村，已被列为历史建筑物的四四南村。在其中被改建成眷村文化馆的馆内，一进馆就能看到余光中的《乡愁》，这两个最能代表眷村的字，在静静诉说着眷村的前世今生。
“小巷挂满了喜气的红灯笼，大家在舞台上唱民歌，唱军歌，还有些眷村大姐上台唱以前下海当‘小姐’时学会的英文歌。”《宝岛一村》最后以这样的场景落幕，而“眷村就像回光返照一样，有了最热闹的结束。”王伟忠说。
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束。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
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宣传册子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2011年11月25日，北京，《宝岛一村》剧组第三次来大陆巡回演出。
舞台上，简单的布景，几张桌椅，衣服古旧的男女，灯光打在那些小人物身上，把他们的故事，融汇进历史里。
《宝岛一村》是虚构的名字，位于嘉义某地的空军眷村，经过制作才子王伟忠回忆中的众多人、事、物和导演赖声川的创作，化成舞台上的三家人所经历的近60年生活。记录这个族群曾经在大时代中经历的故事。
再也回不去的家
“眷村”，顾名思义是“眷属居住的村落”，尤其是指军人的眷属。1949年，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包括60万军队在内的国民政府党团官员、公务员和军眷等合计约为120万人，那是中国近代史上仅见的一次民族大迁徙，在人类历史中也算一次巨大的迁徙。当时为解决新移民的居住问题，当地兴建不少临时性的眷舍予以安置。这批当时被视为战败外来者的新住民，带着“反攻大陆”的期望，在这些眷村中居住下来。
由于当时国民党宣传的是台湾只是暂时的避难场所，所以绝大多数普通士兵的家庭分到的都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住，就是四十年。”现居北京的第三代眷村人张嫱说，从小，她就耳濡目染祖辈的这种心酸的感慨。
四十年间，浓浓的乡愁浸入每一个生活的角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愁与吃食永远有着脱不开的联系，于是，在《宝岛一村》的开头一场戏，过年，就出现了“一尾鱼”、“湖南腊肉”和缺少了“北平醋”的饺子。
而这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场“钱奶奶”教“朱太太”包包子的戏，手提一根擀面杖的钱奶奶是天津籍，1949年跟女儿、女婿从北平落脚到台湾嘉义的眷村。住在他们隔壁的是朱太太是“本省人”，一句“国语”听不懂。钱奶奶用天津话向朱太太传授天津包子的诀窍：肥肉跟瘦肉的比例要根据季节变化来调整，夏天肥瘦比例三比七，冬天肥瘦四比六。钱奶奶念叨着：“天津，我家，我老家……”她连比带划，高声大喊，终了，黯然垂泪。
《宝岛一村》中不少细节都值得人久久回味：厕所墙上一首夹杂错字的《静夜思》，寄托着眷村人思乡的情绪。还有老赵、老朱、周伯三人经常在大树下讨论“戴笠到底有没有死”，很戏谑地传达出他们对于回家的深切渴望。诸如《松花江上》这首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歌曲，也时常穿梭在舞台剧的场景里。
赖声川记得，《宝岛一村》在台北首演的时候，“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声音甫一响起，台下一位老奶奶突然站起来跟着一起唱。“照理说，在剧场里面是会被旁边的观众制止的，因为这是扰乱秩序的，可是没有人阻止，老人就一直跟着唱，唱完了大声说，‘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歌’，然后坐下，所有人都为她鼓掌。”
这种回乡的渴望无疑已经在那一辈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当年相信回家之期指日可待，许多人家里连家具都只买最廉价的藤制品。
“有一个眷村第二代，他的妈妈从大陆带过去很好的皮箱，每年都把皮箱打蜡，把皮保养好，而且那个箱子是空的，不放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有一天要回去。”为了编撰《宝岛眷村》一书，张嫱搜集了许多眷村人记忆中的故事，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关于皮箱的故事。
“你一旦要回去，拎着箱子就可以走了。等到那个人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回家发现他母亲在哭，然后开始往箱子里放东西，就是把冬天的衣服，不穿的衣服往里面放，收起来的时候，他不讲话，他妈妈也不讲话，但是他们心里都知道，家，他们回不去了。”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无数眷村人嚎啕大哭，他们多年翘首企盼的回家路成了一场梦。
梦想没有成真，承诺没有兑现。
有人跻身上流，有人成黑帮老大
眷村中这群永远的过客只能把记忆里的家乡描述灌输给下一代。“我们是他们的祖孙，在我们长大的环境，他们都不断地在叙述他们家乡的故事，其实这种叙述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疗愈乡愁的方式。”张嫱回忆说。
从会说话开始，大陆老家的地址就成为眷村子弟必背的功课，当时谁也不知道，背这些地址到底有没有用，亲自踏上父母亲故乡的那一天到底会不会来。但逢年过节时，遥祭大陆列祖列宗的固定仪式绝不能免。
在以前台湾旧身份证上有籍贯一栏，填各种表时也要填，从小张嫱就在上面写“辽北省昌图县”--那个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家乡的名字。每年除夕夜全家在左营眷村爷爷家团聚吃东北酸菜火锅时，爷爷总是说起张家的历史，过年的习俗，还有那些留在东北的面目模糊的亲戚们。
背井离乡的老人不仅把家乡的一点一滴通过血脉传承到子女身上，他们还把“冲出”眷村的期望寄托到子女身上。
在《宝岛一村》里，赵家的大女儿大毛跟隔壁朱家的大牛青梅竹马，却遭到母亲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嫁给自己村子里的人是没有出路的”。
王伟忠专门对“眷村上一代人感情很好，相濡以沫，但是偏偏对‘你家小孩和我家小孩谈恋爱’有着莫名其妙的反对”的普遍现象作出了解释：“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会觉得没出息--老一辈总是希望小孩离开眷村，嫁得远一点也许有比较好的发展。”
在那时，眷村长辈常灌输给下一代的观念就是：“读书是唯一翻身的机会，家里没能帮什么，只有靠你自己了！”
“本省人的家里有田地，无论怎么样，你还可以回家里种田。可是外省人不行，他们两手空空，到了一个异乡，什么都没有，只能跟孩子说好好读书，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没有什么机会了。”张嫱说，由于不知道在大陆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眷村下一代变成老一辈唯一的命脉。“就只剩下这一支了，要尽其所能把好这一脉，对祖宗有个交代。”
张嫱不会忘记当自己在北京拿到博士学位时，爷爷眼里的骄傲与宽慰。“就像家里出了一个举人那般。”那一天，张嫱的爷爷特别慎重，一定要张嫱穿上博士服跟他拍一张照。
这些外省子弟，读书读得好的，很多进入了新闻界、影视界、文化界甚至政界，对近30年的台湾社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至于读得不好的，有些则组成了台湾最早的外省帮派，在地下社会同样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去世不久的“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就是赫赫有名的眷村子弟。
他说出去玩玩，这一玩就是四十年
《宝岛一村》里，太多故事令人唏嘘，但是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最真实的一面。话剧的高潮部分，出现在三家眷村人回大陆探亲时。
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眷村长辈少小离家老大回，虽然乡音无改，两鬓却已斑白。
1988年，蒋经国去世，台湾地区红十字会开始受理转递大陆信件，台湾客轮开始驶往基隆-那霸-上海航线。两岸关系逐渐缓和。
在《宝岛一村》里，眷村的后人回到北京寻亲时有一句台词：北平的马路很陌生很陌生，我却觉得很熟悉很熟悉。
父亲老赵已经不在人世，儿子小毛回到北京，他给祖母看他们全家人在台湾的合影，却猝不及防地挨了祖母一巴掌。祖母说：“这一巴掌是你替你父亲挨的，他说他出去玩玩，这一玩就是四十年，到现在也回不了家。”
舞台上在这时有了一个静默的留白，而舞台下则开始抽泣声一片。在被情节感动的同时，却很少有观众知道，这个家庭的故事正是取自王伟忠父母的真实经历。
王伟忠的母亲孙绍琴是很多眷村女人的缩影，她们一辈子都在念叨“我是被你骗到台湾来的”。
王伟忠的父亲生在北京胡同，长在北京胡同，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也有一身随机应变的胡同智慧，他本是国民党空军的地勤人员，却自称是开飞机的飞行官，把王伟忠的母亲孙绍琴追到手。1949年的离乱中，一句“我带你们家绍琴玩玩”把她“骗”出家门，一路“骗”到台湾。那时，王伟忠的父亲19岁，他的母亲16岁。
1988年孙绍琴终于走上回家的路。当年的胡同已经变成左家庄附近的居民楼，王伟忠的姥姥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是：“你可真会玩啊，这一玩怎么就玩了四十年？”
那一年，数以万计的台胞飘洋过海回到内地。他们大多穿得整整齐齐，身背电视机，洗衣机……那时，他们回乡流行带“四大件”：电视、冰箱、洗衣机和摩托车。这四十年，他们过得再辛苦，也要光鲜地回家，有些眷村人拿出存了几十年的钱为父母买礼物，有些甚至借钱回大陆。
张嫱的爷爷张太亨，1949年带着全家到台湾，但是一个三岁的女儿却留在了辽宁昌图靠山屯老家。四十年后，张太亨终于获准和老伴回东北探亲，当年留下的女儿已经成了家，还有了两个女儿，老家还有祖坟，却早已荒芜。
张太亨在他出版的一本薄薄的《生平事略》中曾如此记录他的首次返乡行：“虽然仍是那靠山屯，但童年的老家很大的四合院、一列草房及东西厢房都已不见，丝毫找不出原来的样子，只有老房前面一列石板之台阶，尚有部分存在，其他则无从忆起。再去祖先墓地，只是一片稻田，据陪同前往的一位堂弟所指，大概就是那个方向，只有在旁边烧一些纸银，祭拜一番，稍尽后代子孙一点心意。”
走入历史的眷村
随着两岸关系的稳定，失散多年的亲人们也得以团聚，而这中间付出的最大代价，则是时间。舞台上，当“消失”几十年的前夫最终回到台湾和周阿姨团聚，问她过得好不好时，她只答：“都快过完了……”
都快过完了，无论是周阿姨，还是宝岛眷村，还是那个时代。
2002年，台湾传统眷村逐渐被高层住宅代替，“军二代”也从平房搬到了楼房。
2006年起，从小在眷村长大的台湾金牌节目制作人王伟忠开始给赖声川讲眷村的故事，先后讲了一百个，两年间从未间歇。身为“嘉义建国二村”子弟，王伟忠既是讲故事的高手，又是这些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他希望，在台湾眷村拆除的时候，赖声川能制作一出以眷村为主题的舞台剧。把眷村的历史用戏剧的方式记录下来，留下一些记忆，以此把个人的生命史纳入到更大的历史当中。
2008年，王伟忠和赖声川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举行公演，至今演出超过一百场，观众人次近20万人。
“看得我如醉如痴，时而感伤时而欣慰，有时大笑，有时哭得抽泣，泪还没干又破涕而笑，还没笑完又哭将起来。”
这是出身眷村的林青霞在看完《宝岛一村》后写下的感慨。没有看过演出的人，或许很难理解这段看似词不达意的感触，但是在2011年11月25日的北京保利剧院，台下却坐满了这样的“傻子”，他们跟着剧中人的命运笑完了哭、哭完了笑。
当画面最终定格于“宝岛一村”三代人的全家福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六十年的眷村时光，被浓缩在这三个半小时里面。眷村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与之对应的人物。
“比如里面有很认真读书的人，像我妈妈，也有很浑很不长进的，像我舅舅。”张嫱说，最后全家福里出现的小孩子，就是作为第三代眷村人的她自己。“我就是那个小孩子，我的情感是比较淡的，但是现在我也能够去理解。”
2008年初，张嫱的爷爷张太亨过世，老人们的凋零，使眷村失去了生气。
2009年，张嫱的父亲将张太亨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左营眷村的家，交还给了海军，张嫱知道，很快，眷村就将在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化为灰烬。“爷爷走了，东北老家和左营的家也没了。”外省人无根的宿命，在她眼前一幕幕上映。
“我们，没有口音，就是没有故乡。我们，是回不去了的异乡客，在父母或祖父母踏上离乡之路时，就注定了今天流离的命运，我的祖父母和父母，故乡在大陆，家在台湾，我的故乡在台湾，家，在大陆。”如今已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张嫱，作出这样的感慨。
台北地标101大楼脚下，保存着台北地区最古老的眷村，已被列为历史建筑物的四四南村。在其中被改建成眷村文化馆的馆内，一进馆就能看到余光中的《乡愁》，这两个最能代表眷村的字，在静静诉说着眷村的前世今生。
“小巷挂满了喜气的红灯笼，大家在舞台上唱民歌，唱军歌，还有些眷村大姐上台唱以前下海当‘小姐’时学会的英文歌。”《宝岛一村》最后以这样的场景落幕，而“眷村就像回光返照一样，有了最热闹的结束。”王伟忠说。
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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