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是全党全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是目前城乡差距总体上不是在缩小，扩大趋势还没有扭转，这意味着在我们涉农制度安排方面有重大缺陷。
第一，我们要探索耕地保护评级制，因为保护耕地全党全民都非常重视。耕地保护是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我们应该汲取统筹城乡改革实验中好的做法，成都市按照一亩耕地多少钱的保护方式，保护农业的生产能力。现在据财政部门测算，我们涉及三农方面的支出已经过万亿，但是真正到农民手上，在粮食生产能力的保护上有多少，并不乐观。从可能性而言，全国耕地如果按照每亩地400元钱进行保护的话，全国只需要7200亿。所以说只要我们转换观念，如果用相当于公款支付的钱，就可以确实把保护耕地的资金用在农村、农民乃至集体经济。
第二，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农民或者农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作为要素交换的，一是土地，二是劳动。30多年改革开放，土地流转大幅度加强。农民工基本的保障都没有，劳动力的交换成本依然没有得到补偿，包括正常生活。土地转移到城市是征归国有，然后投放市场，土地所有增值收益都是变为国有土地，由政府、城市和工商界进行利益分享，农民得到的只是耕地补偿费，这本身就是扭曲的，农村最主要的要素就是土地要素的交换模式。
公益性用地采取征地的方式是必要的，我们要防止土地私有制条件下，为了公共利益征地，而征地成本或者说公益性建设的成本不应该由农民家庭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承担，而应该由社会来承担。应该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征地制度的方式，由此在全社会建立土地使用的社会成本分担。如果按照现在的征地模式，上海征地和内蒙古征地没有差别，就扭曲了产业配置，工商业当然愿意集中在交通物流和市场条件好的东部地区，不愿意往西部走。现在能源资源主要在西部，但是我们的能源消耗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部，长距离运煤、长距离输电，结果造成内蒙古、新疆100元钱一吨的煤，运到湖南、湖北1200甚至1300元一吨。这种制度不仅影响农村经济，而且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创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新机制。国有企业，尤其垄断企业获得的利润应该转向农业。我们建国六十年有大量的非国有经济资产，要通过市场机制、要素市场的完善来解决要素稀缺价值的问题，比如指标交易问题、地牌交易问题，通过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质获得收益反哺农村。要通过公共财政解决城乡均衡化问题。资本市场要加快农村农业的发展，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金有进有退，在金融领域，不要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束缚了金融深化和改革开放的步伐，以为不会再出现穷帮富、农村帮城市的反向机制，城乡资本和海外资本应当适应农业发展要求和农业、工商业发展规模。
乡村民主实践与社会管理创新在成都试验区有两点启示。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和农村家庭承包地确权颁证，经济权利最根本的是产权和财产权利。财产权利只有在交易的过程中，在产生增值收益的过程中才是现实的财权制度，下一步改革应该朝已经确权登记颁证的财产权利怎么在市场过程中实现经济效应方向走。第二，民主制度的建设，农民自治法已经纳入社会国家管理的基本法，但实施过程流于形式，成都实验区通过村民自治或者村民议事会在草根层面得以实施，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最基础性条件。
今后十年或者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可以逐步推广，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中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以自己选举、荐举选举的制度结合起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制度可以完全形成。
文｜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 孔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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