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余家PE受困天津监管 企业被逼异地生存

　　最早对PE（股权投资）机构敞开大门的天津，终于因为诸多企业的不合规而对PE动起了真格。

　　“现在是强制备案了，自从去年11月国家发改委出台相关备案条令之后，我们就要求所有在天津境内注册成立的PE基金强制备案。”天津市发改委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发展与备案管理办公室相关人员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

　　除了强制备案，PE年检的标准也同时升级。

　　刊载于天津滨海新区工商网站上的《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保税分局2011年度内资企业年检须知》（下称“《年检须知》”）显示，企业要想通过年检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提供备案管理部门的备案合格证明”，而之前企业并不需要提供备案证明即可通过年检，甚至即便是个空壳公司，都能通过年检。

　　但诸如此类的监管升级的举措并未及时通知到各家PE，本报记者获悉，注册在天津的2000多家PE机构中，有500多家遇到了年检不过关的难题，盛世金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明星PE亦遭清理

　　“天津怎么啦？政令如同儿戏。天津工商局要求凡在滨海新区注册的股权投资类企业全部注销或迁出，包括已在发改委备案的公司。”盛世金泉董事长兼总经理冯为民在微博中抱怨。

　　对此，记者致电滨海新区投资促进局进行核实，相关人士表示：“我们不会对正常募资、正常经营的PE机构进行清理，我们针对的是那些有非法集资嫌疑或倾向的机构，包括注册多年后资金没有到位的机构。”

　　“滨海新区很快就会下发一个关于PE管理的文件。”前述天津市发改委人士透露说，“假如企业来不及年检去备案，可以跟专门负责PE基金的金融办详细沟通、协调，如果基金真的没有违法违规的情况，应该可以备案。”

　　他告诉记者，虽然天津市对PE基金的监管有所升级，但只要是合规的企业，可以正常通过年检。

　　“我们就有一只基金注册在天津，已经顺利通过了年检。因为我们这个基金规模在5亿以上，以前在北京金融办备案过，后来又到国家发改委进行了备案。” 联想投资董事总经理王能光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据我了解，很多同在天津的PE公司之所以没法通过年检，是因为有登记注册半年后没有开展投资经营活动，成了一个空壳公司的情况。此外，类似天津活立木那种违法机构，也肯定不能通过年检。”

　　通过采访了解，企业受困年检的原因大概可归纳为没有备案、实际资金不到位、托管行和注册地不在同一个地区和空壳公司等多个方面。而在总计多达500多家受困年检企业中，不乏软银赛富、鼎晖投资等明星机构的身影。

　　比如，虽然已经备案，但软银赛富的一只基金由于实际资本不到位，同样被拒之门外。

　　公开资料显示，该基金名为“天津赛富汉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0年6月注册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区，2012年5月曾到天津发改委备案，但其成立时3.37亿元的注册资本规模，根据其托管行——民生银行天津分行的记录显示，其实际到账金额只有1.012亿元。

　　突来的监管风暴

　　由于天津市清理违规PE的主要方式是对不合规的企业不予年检，这让往年许多没太在意合规要求但正常开展业务的PE机构措手不及，也让众多企业对政府的监管行为横生抱怨。

　　在冯为民看来，当初天津政府招商引资时，“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但现在，天津政府是要把他们一一扫地出门。

　　对企业来说，不通过年检的后果很严重。

　　根据《年检须知》的规定，3月1日到6月30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局辖区内注册企业年检的时间，如果企业始终不接受年检，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被吊销营业执照的话会非常麻烦，每家股权类企业都有四五十位投资人，遍布全国各地，投资的项目也遍布各地，有些项目已经报到证监会，如果天津政府一意孤行，影响面太大。”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投资人对记者表示：“受到波及的PE类企业有500多家呢，滨海新区工商局企管科一个科员就把我们这些去办事的人员打发走了！政府不会管理可以学习，不能这么好赖不分地一刀切啊！让我们怎么面对投资人和相关合作单位呢？”

　　天津市发改委的那位人士则表示：“未来全国对PE的监管都会升级，这不是天津一个地区的问题，只不过天津是最早发展PE的地区，也就成了最早出现非法集资问题的地方，这要求政府必须及时加强监管。”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金融处处长刘健钧曾表示：“从国际经验看，要求创业投资企业备案，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个能够享受扶持政策的依据。但为了给其创造宽松的法律监管环境，期望享受扶持政策的才需要备案；不想享受扶持政策的，可以不备案。对股权投资企业而言，它已经属于市场充分有效的领域，不存在政策扶持的问题，但由于基金规模较大，可能引发社会风险，所以要求‘强制备案’。”

　　可以说，天津的监管升级不过是刚刚拉响的未来全国PE监管升级的警报。

　　地区监管差异致PE“逃亡”

　　但眼下，政策严疏的差别在地区上仍是十分明显的，甚至监管要求的相对宽松还是很多后发地区吸引PE前去落脚的“优惠”之一，比如冯为民看中的新疆。

　　新疆省《关于鼓励股权投资类企业迁入我区的通知》（新金函《2010》87号）显示，新疆对注册资本的要求明显低于天津。

　　新疆规定，“（1）（含公司制和合伙制）企业的注册资本（协议募集资金总额）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首期认缴额）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2）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合伙制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实收资本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股权投资管理股份公司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万元。（3）单个股东或者合伙人对股权投资类企业的投资额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

　　而在天津市，经过2007、2008、2011年7月份和10月份的几次调整后，到2011年，天津对PE类公司的要求是注册资本不少于1000万元，这直接激发了PE基金的“西部生存策略”。

　　资料显示，新疆股权投资类企业从去年年初的10余家发展到目前300多家，跃居西部大开发省份第一位。

　　而同样受困于天津年检的嘉富诚国际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郑锦桥则对《投资者报》记者称，他们有三个基金注册在天津，现在不得不把注册地迁往宁波。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目前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天津市PE监管的升级风暴是否能如愿进行，同时又不挫伤发展信心，现在还很难预料。

　　《投资者报》记者 王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