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禄与窦纳乐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裕禄,窦纳乐
  • 发布时间:2012-07-16 13:42

  英国公使窦纳乐军人出身,曾在非洲参加过战争,性情暴躁,对华强硬,他在获悉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杀的消息后非常愤怒,恨不得立即出兵为卜克斯报仇。然而当总理衙门大臣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特别是中国方面善后措施后,窦纳乐很快变得出奇平静。

  窦纳乐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是因为他认为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值得信赖。袁世凯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政策,彻底扭转了前几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等人的不恰当政策。卜克斯之死确实与袁世凯新政策有关,但在窦纳乐看来,卜克斯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太过自信,擅自脱离清军保护,执意要到如此危险的地区旅行,不愿听从中国方面劝告。所以窦纳乐认为,卜克斯之死是个不幸事件,但事出有因,英国政府不会在这个事情上过多纠缠。

  窦纳乐的态度让中国政府许多人感到吃惊,因为外国公使从来没有这样通情达理。其实,窦纳乐看好袁世凯新政,认为其政策方向是对的,只要照此方向走下去,山东和整个华北的混乱局势很快就会结束,因此他不愿在卜克斯案件上过多纠缠,以免影响袁世凯新政继续执行。

  但袁世凯新政只是中国政府内部一部分人的主张。换言之,这个强硬镇压政策只是清廷素来坚持的“剿抚并用”两手策略中的一手,只是袁世凯格外强调了强硬镇压而已。因此,袁世凯新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清廷政策倾向。这一点,窦纳乐和外国公使心中都很清楚。他们对袁世凯的期待,对新政策的鼓励和支持,都是希望清廷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两手策略,变两手为一手,尽快恢复秩序与和平。

  窦纳乐与外国公使还知道,卜克斯事件的发生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精力并不在此,他们的全部精力都在忙于为光绪帝选拔大阿哥。这是清廷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其意义远比卜克斯之死大得多。此时过于与中国政府纠缠,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窦纳乐的分析是对的,既然无法要求中央政府层面有所作为,那么就想办法直接影响地方官员,坚定他们的信念吧。1900年1月6日,窦纳乐前往天津,希望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会晤,促动直隶总督府配合袁世凯在山东的行动,一举平息华北地区持续已久的动荡。

  8日,裕禄在与窦纳乐会面时清楚地表明,他个人完全了解华北局势的严重性,只是拳会、刀会等都是中国社会内部所特有的东西,处理起来相当复杂。这些组织其实并不是组织,他们没有建制,不像正规军队那样成规模成系统,而是由小股农民自由组织,各股规模不一,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统属关系。他们没有特殊的装束,没有特别的标志,来无踪去无影,要想抓住他们,要想将这些动荡完全扑灭,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裕禄表示,中国政府对华北地区的动荡相当头痛,也相当重视。在过去十几天,直隶总督府派出官军抓捕了几批刀会、拳会成员,对于那些为首倡乱的,毫不留情予以严惩,包括两个知名首领。但是,也必须坦率地承认,这样的抓捕可能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无法真正平息动荡。裕禄对未来前景的分析相当悲观,他承认朝廷还没有找到什么真正有效的办法。

  对于裕禄的坦诚态度,窦纳乐格外欣赏。窦纳乐承认,如果指望军队去镇压这些不穿军装的农民,确实有相当难度。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政府必须注意严惩地方官,要让地方官认清纵容、利用或支持这些刀会、拳会从事某种特殊活动,必将付出代价。地方官必须承担社会动荡的责任,否则,即便军队踏平华北,也不能保有持续的和平。捕杀绝对不是解决华北动荡的根本办法,持久稳定与和平必须要有新思路。

  其实,窦纳乐的提示本来就是中国政府既定政策,包括裕禄、袁世凯在内的一线官员并不以捕杀义和拳、大刀会一般民众为满足,他们当然知道惩办祸首以清祸源,只有从根本上遏止义和拳、大刀会产生的社会根源,才能真正阻止暴行的产生。也只有将那些煽动动荡、组织动荡的义和拳、大刀会首领们抓捕起来,也才能真正肃清地方,重建秩序,早日安宁。裕禄说,到目前为止,在直隶境内已有四名知县因义和拳、大刀会事件被免职,新任知县应该说已充分理解迅速、强硬镇压的道理及极端必要性。

  裕禄透露,为了尽快肃清刀会、拳会残余势力,为了防止华北动荡继续扩展,直隶总督府与袁世凯山东巡抚衙门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天都有电报往来,互通消息,以便采取一致行动。

  窦纳乐对裕禄的看法及措施表示满意,他开始相信中国政府确实已真诚希望尽快结束华北地区持续的社会动荡,恢复和平,重建秩序。

  然而,窦纳乐可能高兴得太早了。直隶、山东的真实情形根本不容乐观,且有越来越糟的趋势。窦纳乐返回北京,1月9日就收到来自泰安的电报,在那里传教的英国人伯夏里极为悲观地告诉窦纳乐,山东局势不容乐观,前景黯淡,每天都有抢劫案发生,危险持续不断。

  中国政府查禁义和拳、大刀会的上谕虽然已经发表,官府派出的军队也已到位,但是没有用。地方官员无所作为,对义和拳、大刀会其实是暗中鼓励。中国政府清楚地知道地方官府这种态度,而且事实上正是朝廷的默许、鼓励使地方官员敢于这样做。■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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