懦夫博弈

　　公民权利的思想更为普及，这增加了集体抗议赢得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辅助框架，以和平和公正的方式帮助解决冲突。

　　规则可以指导社会交往和促进问题的解决，但规则也受制于多重解释。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现行规则没有提供清楚的指引来解决所涉及的行动者之间的冲突。无论冲突的根源为何， 每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不得不寻求途径来解决这些冲突。

　　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选项之一，但因为高昂的法律费用、潜在的延误以及法庭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许多私人公司和个人也会避免诉讼。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大部分是在解决这一问题。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是关于在处理因公司间潜在合同纠纷所引起的事故时，在可供选择的治理安排中的取舍。他的主要论点是，当合同纠纷的可能性很大时，由于情况涉及高度的资产专用性和双边依赖性，公司可能会放弃市场交易而在公司内部垂直整合，使潜在的纠纷最终可以通过该公司内部的行政命令来解决。

　　其次，冲突可能出现在个人和组织之间。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组织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源。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美国设置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增强个人消费者对抗商业组织的力量，这些法律主要由联邦和州政府确立。例如，推动集体诉讼的法律规定就是减少大型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之间权力和资源不平衡的手段。

　　律师事务所可以代表很多个人消费者对企业提起集体诉讼，向企业寻求补偿性和惩罚性的损害赔偿。此类诉讼威胁使得企业不敢随意侵犯个人消费者的权益。

　　在美国，很多州都确立了相关法规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其中一个例子涉及到礼品卡的过期作废。在过去，如果顾客购买了一张礼品卡，一旦到期，他或她将面临失去整个购买价值的风险。为了保护消费者，几年前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礼品卡过期作废。

　　冲突也可能出现在政府和个人之间。在中国，这些已经越来越普遍，这从近年来群体抗议事件的增加可见一斑，这些抗议涉及对地方税收、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环境管理、计划生育等等的不满。

　　在许多事例中，公民认为，政府官员没有遵守规则，对公民施加了不合理的财力和劳力负担，或对那些受到他们决策不利影响的人补偿不足。个人想通过向法院起诉来扭转政府决定，不仅代价昂贵而且机会渺茫。相反，公民很多时候不得不诉诸请愿、示威或抗议。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些集体行动往往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虽然政府有时可能会屈从于示威者的要求，但很多时候，示威者可能会被予以严惩。

　　很多时候，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冲突会成为某种懦夫博弈。如果集体抗议的规模很小，地方政府可以轻易压制；抗议者可能被施以严惩。但是，如果抗议的规模大到足以引起媒体或更高级别政府领导的关注，示威者可能有机会获得来自公众或更高级别领导人的同情，从而使问题得到解决。

　　如果维持和谐社会是国家的根本目标之一，从长远来看，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辅助框架，以和平和公正的方式帮助解决冲突。

　　在过去，当政府具有绝对权威时，公民个人不愿意集体抗议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府决议。如果一个人面临不利于自己的政府决策，通常的应对策略是想方设法“走后门”为自己“解困”。

　　在当代中国，公民权利的思想更为普及，这增加了集体抗议赢得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公民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渴望增强，但政府若无法提供有效的框架，来容纳这些渴望和解决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转型期社会会面临严重的政治不稳定危险。

　　邓穗欣

　　转型期，哪些努力能强化中国成为一个规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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