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宏观经济的形势，我个人比较乐观。我们的“软着陆”已经着陆，二、三季度的低谷基本过去。中国经济经历完这一轮调整，正在稳步复苏。
关于兼并重组的问题，我提两个案例。第一个，一家国企和一家民企，双方同意由前者卖给后者几亿的股权，然后钱也付了，国企那边就来了争议，说卖亏了。于是五年的时间，那几亿元的人民币在那儿压着，这个交易就没有完成。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些体制问题。在国企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有很多利益相关人，过去的老总、退休职工，上级主管单位，大家都是国企的主人，都在运作这个企业。
国有资产不仅仅是全民的资产，它需要各种监督。而且国有资产的当事人、买卖的当事人都是管理者，都是所谓的代理人，这也导致，每个人对资产的评价不一样。
民营企业进行的买卖行为，作为所有者，他的评价就是双方议价的条件。而国企往往是多个人的议价。你卖出去了，有人觉得他没有从中获益，他就认为资产流失了。所以，国企的兼并重组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兼并别人容易，被人兼并不容易。而所谓资源配置效率，是要在资产的流动当中、在交易当中、在重组当中来实现的。
第二个例子，科技成果怎么转让、定价、拍卖，特别是国家机构、国家研究机构创造出来的一些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成经济成果的问题。科技部门的人说，如果将来这个科技成果没有创造价值还好，一旦有用、真正创造价值了，人人都会来跟我们说国有资产流失了。这个问题具有共性，全世界如果有国家的科研机构做这个事情，都有这个问题。
但我想这个问题是否需要重新思考？要充分认识到国有资产处置上，国有企业交易过程中，是天生存在这些问题的，应该通过一些机制来处理这些问题，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摩擦。既耽误了资源配置的速度，又耽误了市场的机会，可能会使得一些很好的资产在这种因交易的困难、长期处在无效率状态下，最后由于市场情况的变化等原因，变成了不良资产。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机制，包括设立资产管理机构等等。但是我认为，是不是还要深入的思考产权问题，比如产权的处置问题。
在上次《国有资产法》修订的时候，我们提过这个议案。现在，国资委是管理国有资产的，它的任务是保值增值。但是否能有一个机构、更高一级的机构，来决定国有资产处置的问题。
从CEO的角度，工作仍是保值增值，但是从所有者的角度，谁来代表所有者的职能，谁来做这个决定？是不是还是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是不是需要一种立法层面级别的这种委员会来确定所有权的处置权，而不仅仅是管理权？
总而言之，下一阶段应该更多地集中精力搞一些改革。我想，我们的改革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和处置方式的改革，包括方方面面的产权保护、产权改革。我个人一直认为，产权问题是经济的基础性问题。
本文节选自演讲人在“第十二届中国年度管理大会”上的演讲，标题为编辑所加
演讲人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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