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责任观

  当美国华尔街的责任逻辑破产的时候,让我们用后现代价值观重阐儒家传统,让中国文化代表最先锋,最前卫的价值观。

  早在2005年,蒋正华副委员长就富于预见性地指出承担经济、社会、环境三重责任“代表了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并阐发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儒家传统。经过国际金融危机,人们进一步意识到,下一代经济(即后现代经济)与上一代经济(即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具有本质区别。中国的新青年要具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当仁不让地承担树立新价值观的使命。

  在新的价值观中,责任观具有核心重要性。互联网使价值观从集中模式变为多元模式,相应的责任观,也从集中模式变为分布模式。责任的去中心化,不意味着不负责任,相反,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正如后现代思想家鲍曼指出的那样:“权力所辅佐的普遍行为模式和绝对事物的消亡,使行为者的责任比以前更加深刻,确切地说,更加重要。随着集中立法的烟雾的消散和代理权力回归当事人,这种选择明显地交给了道德个人自己的策略去决定,伴随而来的是责任。”

  我们生活在一个选择的时代,“如果选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责任也是不可避免的”(鲍曼语)。网络自由意味着个性化选择,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一对一追到个体的责任。

  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工业时代的责任观正在破产,代理人不为委托人负责、代表者不为老百姓负责,成为常态化现象。他律性的监管是靠不住的,我们相信自律性的选择。我们要向这个不对我们负责任的世界响亮提出:当没有人为我们负总责的时候,我们就是责任。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可以从五千年文明智慧中,从互联网的未来发展中,回到未来,寻找新的责任根据。儒家学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委托人自己为核心、以被代表者自己为核心的责任体系。它的责任逻辑是从我做起,由己及人,“修身,齐家,治家,平天下”,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互联网(INTER的NET)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按照“仁”(INTER,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原则建立的社会网络系统,对互联网来说,责任内生于网络。当美国华尔街的责任逻辑破产的时候,让我们用后现代价值观重阐儒家传统,让中国文化代表最先锋、最前卫的价值观。

  我们相信,面向未来的责任观,可以是后现代理念与儒家传统的结合。

  1、面向未来的责任观的第一条是修身,即从我做起。

  如果选择意味着自由,那么自由就意味着责任。修身要求通过承担责任而获得自由。华尔街的责任逻辑是,把每个人当作坏人,对坏人加强监管。儒家的逻辑是,每个人先要成为好人;再把好人放进网络之中,发扬其负责任的一面。儒家的逻辑因为实现责任所需的交易费用低,而更具价值观上的适者生存能力。把儒家加以后现代化。主要是补充互联网先进生产力的因素。

  互联网的修身有两个面,一是道德(对自己,对节点),一是伦理(对他人,对网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个人修身的原则。个人必须正确处理节点与网络的责任关系。独善其身,是个人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不能脱离社会网络对待自己在节点上的责任。用鲍曼的思想解释孔子,就是当选择权明显地交给了道德个人自己的策略去决定时,伴随而来的是责任。兼济天下,是个人哪怕在节点这种多元离散的状态,也不能忘记对于整个网络的义务。

  对于违背社会责任的人,网络要让他“内外兼修”。举个例子,一个小骗子想骗银行贷款。阿里巴巴的做法是,让同一个村的三个小骗子一起去骗,规定如果一个骗,让另外两个还。每个小骗子架不住另外两个利益相关的小骗子的监督,这样三个骗子就同时从良了。推而广之,网络征信系统,让人们像同一个村的人一样,互相知根知底,用连带责任保证个人责任。责任连带,这是网络责任的特殊优势,相当于造成了人们普遍的重复博弈关系,从而降低了形成信任这种共同知识的成本。

  同样让个人承担责任,上帝作为一个监管系统,最大的弱点,是怕不信上帝的人(如华尔街经理人之流);而社会网络既不怕相信它的人,也不怕不信它的人。儒家劝人行善,但也不惧恶人。所以儒家社会网络型的个人责任观更适合互联网上的后现代责任条件。

  2、面向未来的责任观的第二条是齐家,即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古代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而不是企业。所以齐家对应的是今天的治理企业。只不过齐家相比华尔街的传统工业化企业治理模式,多了一重后现代意味,即SOHO治理模式(别称“网商生态系统”)。因为中国农民5000年来一直SOHO(在家办公),因此齐家可以成为华尔街烟消云散之后那些后现代在家办公企业(如网店)的最前卫管理方式。齐家责任观与华尔街企业责任观最大的区别是,齐家责任观是“经济一社会”一体型责任观,而华尔街责任观将企业和社会对立起来。

  齐家的原意是使家族成员能够齐心协力、和睦共存。这种后现代“经济一社会”一体型责任观,强调生产与生活一体(如顾客与公民的一体化、在家办公中情与理的融合)、企业与环境一体(如阿里巴巴的网商生态系统)、经济与社会一体(如蒋正华所举安徽儒商的社会责任)、企业与文化一体(如电子商务中的诚信文化)。

  最能体现齐家原意的,是阿里巴巴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其网商生态系统颇有齐家中“和睦共存”古风。齐家的关键(也是同华尔街理念的主要区别)是社会责任内生于经济模式,而不是像华尔街经理人那样,职业外慈善捐款,职业内坑蒙拐骗。

  阿里巴巴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应内生于企业的商业模式,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对企业不是负担,每一家企业都可以找到自身与社会责任的结合点。人人都有社会责任,在网络化的便捷环境下,人人也都有能力履行社会责任。这代表着网络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认识的最高水平,与养猪、慈善等外在的社会责任行为(当然也是好的)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企业,身子人了财富500强,却未毕符合未来500强的标准。GDP上做大了,社会责任却没跟上。例如近日一家500强企业,就因对黄色淫秽以及欺诈信息监管不力,被新闻联播点名。虽然它一天能挣3亿利润,但对社会这个大“家”。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如果这个企业能按齐家的原则,顾顾大“家”,一定会比现在做得更好。放眼全球,迪拜泡沫的破灭,再次给人们敲响警钟,一味追求利润,不顾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早晚要穿帮、破灭。

  齐家没有任何慈善的含义在里边,齐心协力、和睦共存是为家本身好,而不是施舍行善。

  3、面向未来的责任观的第三条是治国,即良好治理

  中国古代的治国,对应的是今天的电子政务、数字城市、NGO和社区等公共管理事务。其核心理念是治理(Governance),目标是良好治理、善治(G00dGovernance)。

  我曾预言“治理(Governance),将成为2010年各位01号们关注的01号课题”。没想到过了近十年,当时介绍的治理(Governance)理念的代表人物奥斯特罗姆,才以获诺贝尔奖这种方式为人所知(美国有两个奥斯特罗姆,都以治理问题权威著称,获奖的是其中当老婆的那一位)。

  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并不是将公共事务从网下直接搬到网上那么简单,而要看是否实现了业务转型。

  “治国”的第一层后现代的意思,是对等。

  治理是统治(government)的反义词,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等。映射到责任观上,就是责任对等。

  儒家的治国理念,集中体现于孟子的“仁政”主张。关于仁政是否就是善治,学界有一点小小的争议。有人认为仁政是指善政(Goodgovernment),而非善治。我个人认为,二者在源头上区别不大。理由如十年前指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希望把整个社会治理成从上到下不相冲突的“利益扁平化”结构。至于孔孟之道被统治者利用,另当别论。

  今天电子政务、数字城市、NGO和社区等公共管理事务中的社会责任,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责任,在于“社会”二字。社会是介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中间地带。过去一说责任,说的都是国家责任、政府责任,很少把社会作为责任主体。而根据治理学说,治理的主体包括国家、政府、社会、第三方机构、社区和公民等利益相关方,其中的重心在社会。而治理最强调的是利益相关方地位的平等,责任人人有份。

  “治国”的第二层后现代的意思,是“以民为本”。

  传统工业化公共事务责任机制的最大弊端,就是代理人不负责任,又不受制约。我算了一下,华尔街的代理人如果有机会卖国,他们一共会把美国卖四次。那些代表别人利益的人,卖起子孙后代,魄力惊人,象路易十四一样哪怕身后洪水滔天。

  问题就出在委托人与代理人责任不对称。中国古代美女误国,实质是代理人误国。美女能一笑倾城,再笑倾国,主要是迷住了垄断权力的代理人,让他为一己私利而卖城卖国。这样的美女,在今天就相当于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互联网给公共事务帮的最大忙,不是让城市多几条宽带网线,让政府多几台电脑,而是用网络精神重塑公共管理模式,还权于委托人(即鲍曼说的“当事人”),用“仁政”术语说,就是“以民为本”,强化服务。健全对民负责的责任政府、责任城市,用数字城市来防止“倾城”(如官商勾结发土地财,官逼民反),用电子政务来防止“倾国”,不给代理人中的腐败分子倾城倾国、祸国殃民的机会。这是“治国”的最大责任所在。

  4、面向未来的责任观的第四条是平天下,即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说治国指的是行政,平天下指的则是政治。儒家平天下的根本之处在于“天下归仁”。具体来说,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万物”,换算为今天的语言,就是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对社会责任来说,这意味着要把“社会”放大到“天下”那么大来看责任。什么是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平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得民心的问题。

  传统工业化条件下得民心与后现代条件下得民心,最大的区别在于责任不同,前者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后者主要是为人人服务,对人人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向未来的责任观的最高境界,是对人人负责。

  什么叫人人呢?人人的第一个含义,是仁。两个具体的人并列在一起,就是仁。所以为人人服务,就是以仁为原则的服务。仁从来是指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不能抽象地为人民服务,而对具体的人不办实事(像小时侯售货员对我讲的:

  “我只为人民服务,不为你服务”)。人人的第二个含义,是INTERNET中的INTER(指人与人之间),就是指网络的关联性、交互性,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在一起,就是把人放在网络关系中,为每一个其他的具体节点服务。而不光为网络中心的那个抽象的超级“人民”服务。

  儒家把“亲亲而仁民”说得很明白,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人当作有血有肉的具体人来看待。用具体的人推想抽象的人。从人的具体利益、眼前利益引伸到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而不是抽象地肯定人民,却具体地否定人人。在这一点上,现代人一定要学习孔子这种后现代方法论(后现代哲学把孔子这种方法称为现象学方法,即从日常生活中引伸人的根本道理,时刻都不脱离具体的人和事,但又不陷入具体的人和事)。后现代的本质,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在这一过程中,把被贪官贪污、被经理人“灰色”掉的50%GDP(据诺斯测算,交易费用占美国GDP达50%)中的因不负责任而造成的浪费,通过互联网“打土豪分田地”归还给社会。因此更好的社会责任,会降低社会的成本,而不会提高社会的成本。

  传统工业化平天下的责任观是:人人不快乐,加在一起,不多不少,正好等于总的社会幸福,后现代平天下的责任观是:人人快乐,加在一起,不多不少,正好等于总的社会幸福。今天,在中国和世界的传统工业化之路走到尽头之时,社会和谐不应再建立在“痛苦即快乐”的虚伪而诡异的逻辑之上,而要鼓励一部人先快乐起来,先快乐带动后快乐,最终实现共同的社会幸福。天下才能因幸福而和谐。

  后现代的新青年,必须从我做起,先从我的快乐做起,先从让身边的人快乐做起,直到让远方的陌生朋友到来,也一样能分享共同的快乐和幸福。如古训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仁的逻辑,也是网络的逻辑和未来的人的逻辑。

  互联网对天下负的最大责任,就是让人人快乐。一朝人人快乐,天下归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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