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评二十年前有关中国的预言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关于中国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大国的前途命运一直是世界各国精英阶层的热门话题和研究对象，因此也诞生了种种预测。

　　迷茫时刻与顶级预言家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大国的前途命运一直是世界各国精英阶层的热门话题和研究对象。因此也诞生了种种预测，其中有华人的，有西方的，也有中国大陆自己的。

　　这其中如果按照分析方向来划分，以经济为基础的有章家敦（著名的中国崩溃论作者）、张五常和何新等人的论断，以文明和社会、国家制度为出发点的有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著有《文明的终结》，认为美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式），也有历史、民族、经济和地缘政治为背景进行综合分析的，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著有《论中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赫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有《大棋局》，《大抉择》和《大博弈》等诸多著作）。

　　之所以在上世纪出现这么多的关于中国的前途命运预测和论述的原因，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包括唯一延续的古文明，完整和独特的民族性，有别于任何西方国家的及其已知的社会发展模式——因此这样一个国家，“其前途命运如果没人关心并感兴趣，那才是怪事一桩。”

　　但如果我们翻开这些至少20年前的预测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分析和预测不但立足点不同，而且结论往往差之千里，甚至是截然相反。例如：福山、张五常和章家敦认为中国如坚持现有道路，必然走向崩溃，而何新、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却相当看好中国。

　　这反映出，在20甚至30年前，不只是中国社会有对前途命运感到迷茫的思想——例如一本畅销书《狼图腾》就是在全面否定中国的农耕文明精神和形式——而且，在整个世界的精英圈内，也对此感到迷茫。也许，那就是一个令人迷茫的年代。

　　时光荏苒，转瞬二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若我们能回过头来看这些预言，就会发现布热津斯基的分析不但具体和详细，而且到目前为止最为准确——我们下面就以他的一篇代表性预言文章——《全球不平等现象》为例，回顾一下这位顶级“预言家”在20年前的论断。

　　顶级预言家的独特视角

　　赫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28年生于波兰华沙，著名的波兰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是美国目前最重要的政府智囊之一。

　　布热津斯基（以下简称布）是波兰人，虽然成就很大，但也不能免俗——其民族性和国家之间难以忘怀的历史恩怨还是深种在其生命之中——因此他比较仇视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据说他曾非正式地表态说自己移民美国，就是为了能有朝一日打败苏联——颇有伍子胥投吴的意味。

　　可能也正是源于他出身于这样一个与西欧和北美相比，只能算落后国家的波兰，他的视角往往与众不同，例如他在《全球不平等现象》一文中，开篇即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世界不平等，表现在世界各国资源占有和国际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而不平等的根源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创造的国际秩序所造成的，因此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发展矛盾，“与原始人为了一个浆果而动用石头和棍棒的道理完全相同。”

　　他甚至说，西方自由市场体制上的民主的胜利，其实是苏联的失败所映衬出来的，“而不是由于它成功地表明民主理想放之全球而皆准……这场胜利（指苏联解体）是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对苏联集团的胜利，而不是民主理想本身在全球的胜利……期望在全球取得彻底胜利的民主理想在哲学上则是肤浅的。”

　　但他认为，能够对这一“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进行挑战的唯一国家，就是中国，而美国不能像对待苏联那样对待中国，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他所谓的客观因素，即人口、民族文化、地缘政治条件。他首先列举了世界各国自二战以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国人口趋于老龄化和萎缩而穷国人口却不断增多的事实，并随后指出“21世纪世界矛盾将主要是富国与穷国之间对世界资源分配的分歧矛盾”，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穷国因历史矛盾、宗教偏见和人口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发展潜力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无法团结起来，一起挑战“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只有中国是个例外。

　　他指出，世界因频繁接触正使得人们，尤其是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庞大的年轻人日益“仇富”和“易于受到政治煽动”，具体表现在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日益关切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因此世界需要一种更高级别的，能从内在推动“不平等”国际秩序改革信仰和行为规范——但，“基督教或许可能唤起西方的良心，伊斯兰教可以激起穆斯林的愤懑情绪，但是这两种宗教在现阶段都不能对上述中心难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他认为，“在当前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可能有资格作为穷国的领袖。印度本身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因此，即使它的种族和宗教矛盾不使它分崩离析，它也很难享有尼赫鲁时代曾享有过的国际地位。非洲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声望，拉丁美洲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资格。”

　　而“俄罗斯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追求这一领导地位……但俄罗斯要使自己的领导地位真正被他国接受，这种地位必须建立在行之有效和吸引人的社会经济模式上……无论俄罗斯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还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它抱有这种非分的愿望，那是很难得到世界上贫穷国家的衷心支持的。”

　　这样，此文重量级主角——中国，终于出现了——布认为，中国“有可能站出来充当这一领导角色。中国仅仅依靠自己就可以向不平等世界提出挑战。中国是一个大国，有10亿多人口，正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反对不平等现象的斗争；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场斗争是卓有成效的。在一个民族国家世界里，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真正独特文明的国家。”

　　布进一步阐述说，“如果中国以其10亿多人口，能够成功地建设成一个政治上可行、从全社会来看又比较富足的国家，它必然日益成为全球注意的焦点，不论它是否希望如此。那些急不可待地想寻求适合本国历史性指导方针的贫穷国家，必然对中国趋之若鹜，即使中国不从意识形态角度阐述和宣传中国模式的意义。”

　　中国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能力

　　因此，布指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两个方面，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个主观条件，即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力将决定中国国内的实际状况，而这一实际状况又将决定中国打算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

　　他认为，中国“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虽然用全球标准衡量，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在80年代，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接近10％的年增长率递增……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欧洲和日本。”（虽然布保守了一些，但考虑到这仅仅是预测，而且时间仅仅相差几年，这一预测准确性令人惊讶）

　　他预测，“中国到达那一阶段（2010年），将把自由市场体制的主要成分、特别是其竞争性企业家精神和向国际金融关系开放，与残存的国家指导作用相结合，包括全民所有制在工业中仍起重要作用……社会基础结构和个人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改善，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可以用它来代替苏联那种已宣告失败的制度和西方式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民主制度。”

　　“因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是很关键的……而且中国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进展已经奠定了顺利过渡的基础，中国的过渡未必像苏联接班问题那样有破坏性……因此中国可能不要太长的时间就会在全球事务中采取一种较为坚决而自信的姿态。”

　　预言中仍然未知的部分

　　布依据以上分析指出，“经济蓬勃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而又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目标的中国，面前摆着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

　　A、非常务实的政策，仍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愿意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与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现状的联盟相对抗；

　　B、把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意在成为东亚领袖，挑战日本的雁阵模式；

　　C、中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不平等”秩序，并在这一秩序下尽可能地获得更多利益——假定美国对此表示欢迎的话。

　　他进一步指出，“A选择无疑将在世界许多地区引起反响……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领导人——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日益想为中国模式喝彩，并鼓动中国人更清楚地闸明他们取得成功所依赖的基本方针，使中国想扮演更公开的领导角色的诱惑力可能增强。”

　　而且，“那时中国可能成为走另一条发展道路的样板，成为在国际上对现行全球力量分布提出挑战的力量源泉……中国通过成功地发展经济，通过雄辩地宣传平等主义以及利用它在联合国的否决权，可望成为全球民众旗手……从而不仅成为世界被掠夺国家的辩护人，而且成为它们的领袖。”

　　布还说，“即使中国不扮演这种显赫的历史角色，它也有第二种选择。它可以通过设法确立自己远东主要大国的地位对区域性稳定提出严重挑战……最终这将使中国与日本对抗，形成重要的区域争夺。”

　　虽然从布的文中看，布认为中国未来选择A方案和B方案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布还是认为，“就有利于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而言，中国的C选择最为理想。”

　　但同时，布也承认这需要“西方给予积极和乐于合作的响应……而且要西方承认，中国仍同情并部分代表世界上较穷的那部分人的愿望。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即使到那时，情况虽然有很大改善，但按人口平均计算仍是一个较穷的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将继续与不是发达富裕世界成员的国家站在一起。”

　　回顾常令人深思

　　无论布的预言中未实现的部分是否准确，但总而言之其前半部分的论述可以说不但准确，而且十分精彩——在那个苏联刚刚解体，整个西方一片欢呼的时刻，布表现出的冷静与深刻，无愧于他的头衔和角色。

　　并且，这份预言，足够坦率。足够坦率源于足够的自信——尤其是与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语焉不详的各种暧昧报告相比——可以看出，那时作为胜利者盟主的美国，正处于一个巅峰时期。

　　但这些都不是笔者想向大家推荐这篇文章的理由。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在那个相对迷茫的年代里，在中国社会并未引起足够大的波澜——这篇文章甚至在发表近三年后，才被一家中国相对小众的媒体转载——也许，当时大家肯定认为此文是布酒后所作。

　　因此，我们现在来回顾这篇文章，也许可以从他的视角中，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文|塔夫 关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