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权力”

　　只要有吸储的公信力，且有不愁收不回成本的权力依托，那么做这类钱生钱生意的买卖，是一本万利--因为无论是那些古代银行还是现代银行，其社会价值都在于能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南北朝时的寺庙所开的“质库”，还是古代欧洲的可借贷钱财的神庙，这些史料中最早可以看到现代银行影子的金融机构，其诞生的背后推动力都是权力。

　　其中，“质库”的起源是因为中国南北朝时各政权争相礼佛，甚至出现了皇帝偏要出家，大臣花钱赎回；北齐政权甚至将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礼佛等奇事--因此，一类特殊的，绝对拥有“高薪特权”的“国家公务员”--“职业和尚”或“职业尼姑”出现了。

　　由于这些“公务员”不劳动，收入却极高，且代表神在凡间行使权力，社会地位也高，因此那时的“佛考”--即获取这一“公务员”资格的过程，比当下之国考，可要火爆多了--在总量不过千万级别的人口总数上，竟然出现过百万僧侣的情况。不过物极必反，不断有头脑清醒的统治者出来“灭佛”，以保证社会劳动力数量，几经折腾之后，一些佛门弟子认识到，走单一的“侍君”路线风险太大，要另谋出路。

　　这点小困难，当然难不倒这些未必真心礼佛，但却见过大世面的（当时“佛考”之难，不亚于当下的“国考”），高智商的寺院管理人才--寺庙有的是善男信女捐赠，又是神权的代表，具有公信力，且有菩萨、官府、各种地方势力帮忙讨债，在礼佛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搞点高利息的借贷活动，以获其利，一来促进了商业流通，二来佛门弟子也有了零花钱，岂不快哉？

　　至于欧洲的神庙，虽由于古代欧洲史料编撰上，与中国相比，差距只会比专业和业余差距还大，留下的文字本就不多，信史就更少，不过因为近代发达后，门面也是要装一装的--因此像《荷马史诗》这样的诗歌也拿来入史，往往令人难以信服--但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值得信服的考古证据。

　　例如人们从雅典、罗马一些神庙的遗址中，就发现了记述这些神庙在其辉煌的时代，如何大肆利用神权的“公信力”，将信徒所存入神庙的钱财，转手放出（利息额度不是宙斯说了算就是基督说了算，敢质疑其合理性就请你亲自去见他们以求解释），从而大获其利的事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早期的“业余银行家们”（专业为服侍神灵），其建立早期银行的动机显然不是成为“备受尊敬的企业公民”，但从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生意很好，经常顾客盈门--而且是在常因粗暴追债，而导致人们倾家败产的事情层出不穷的情况下。

　　由于历史常遵循一个规律，即在最初无序状态下诞生的事物往往更接近其本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有吸储的公信力，且有不愁收不回成本的权力依托，那么做这类钱生钱生意的买卖，是一本万利--因为无论是那些古代银行还是现代银行，其社会价值都在于降低整体社会的融资成本--当然，这其中的关键是有权力依托，不同点仅是古代依托的是神权，而在现代是世俗的法律或者政府审批权力而已。

　　为何拒绝民资？

　　虽然，从《商业银行法》中，我们找不到一条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条文，但无论是解放初期取缔公私合营的事件，还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的小范围民营银行热被扑灭，再到2006年温州银监局否决“华侨银行”提案，都显示了我国以往的金融政策，确实是不欢迎民资进入的--其中原因也似乎并未被正面回答过--此前华侨银行提案得到的答复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这说明，在今年7月国务院发布“金十条”，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设立银行以前，民资进入银行业最需要的--权力依托，是不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要拒绝民资？

　　其实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答案，一个是理论方面对资本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相信中国学生不论是否看过《资本论》，都学过其中的这一句名言“资本从它的诞生的那一刻起，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血淋淋的、肮脏的东西”。

　　另一个方面，我们所做的一些尝试，也没有得到全部积极正面的反馈--一个最近的例子是某股份制银行吸收民资股东后，不但屡次发生民资股东干涉银行业务的运营和人事任免（更换其亲信），而且还曾曝出与某地官员勾结违规操作的黑幕，并导致多名官员为此落马--这似乎说明，指望民资比国资更加廉洁自律是一个梦想。

　　鼓励民资从事银行业的背后

　　但是，这个情形从今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金十条”，和今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宣布，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几乎是一夜之间，腾讯、美的、新希望、吉祥航空、苏宁、奥康开银行、报喜鸟、红豆、正泰电器、雨润、中德金属生态城、三胞集团、华峰集团、阿里巴巴等民资企业全部宣布--要开银行--以至于有人评论说，神奇的银行，能让72行合并为一。

　　虽然，现在主流声音是说，民资扎堆银行业是因为中国相对于美、日而言利差大，是利润诱惑的结果--且不说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因为日本是负利率负了20年，美国的利差也并非是一些媒体所说的小于2.5%，而中国正在放开利率管制，银行利差收窄已经不是预言而是现实），仅这一现象本身，似乎就能说明两个问题，或者说是鼓励民资进入银行业的意义所在：

　　一个是，（在房贷大规模产生之前更是如此）政策制定者肯定希望，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后，能有效打破这一旧的资本循环体系，降低近几年以来，中小企业所抱怨的融资难问题，从而进一步降低整体社会融资成本。

　　另一个是，在利率放开，银行业利差普遍收窄，国有银行的日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悠闲的今天，在引入民资进入金融市场后，其竞争势必会更加激烈--历史已经无数次说明，竞争越激烈，监管就越重要--否则最近那两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会从微博上的口水战发展到让一个记者甘愿拿钱“编稿”，去做虚假报道，最后发展到司法介入的程度。

　　而且，监管层面也不会轻易忘记，过去几年民资进入股份制银行后，所做的一系列并不能说让人放心的举动。

　　但，这也从侧面说明，监管层对此做好了准备，并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毕竟，堵，更多显露出的是胆怯，而疏，则是更为自信的表现。

　　文|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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