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琦：缉拿时间

　　3年、10年、20年——陈琦对时间总有种不期而遇的隐性敏感。近日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时间简谱——陈琦艺术展》，是陈琦筹备了3年，对10年前第一个展览的回应，而其参展作品的时间跨度有20年之久。认识陈琦，从时间开始，到时间为止。

　　而今，到不惑之年就纷纷举办大型个人回顾展的艺术家并不在少数，但陈琦坚持认为此番艺术生涯中规模最大个展并非“回顾展”。他更喜欢用——“有点像是攀登者在半山腰休息和回望，可以说是我艺术旅程里面的一个中间点”——来界定这次展览的位置。“这一页翻过去，意味着告别”，陈琦试图对过去的创作来一个了断，但展览题为“时间简谱”，一旦事物与时间有染，就不那么容易一刀切。于是陈琦娓娓道出了这样一句总结：“如果我以前的创作是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那么通过这个展览我想为自己找到一个答案。”——答案在哪里？或者隐匿在60余件参展作品中，或者回荡在国家博物馆高规格精心布展的空间内，又或者在每一位观者的眸子里。若想探求答案，还要从陈琦提出的“问题”入手。

　　时间的物性

　　艺术家们通常都是有“恋物癖”的，或者执着于一朵花或者是一个烟斗，总之艺术家那敏感庞杂的思绪总试图找到一个落脚点，陈琦也不例外。从创作媒材到内容本身，陈琦总在尝试与物对话，通过器物抵达生命的本质。早在1988年创作的“明式”系列，便体现出了这种对话的端倪。陈琦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气质的器物的迷恋：“这些器物本身就具有非常完美的艺术形式，我希望通过水印艺术语言，以绘画的方式表达对于器物的膜拜和致敬。”陈琦用版画的刀将六百年前打造的家具从具体的时间关系中剥离出来，将它们置放在一个抽象空间里进行再观看，这种对器物专注的观察，日后也成为了陈琦水印版画创作的显著特点。

　　驻足在陈琦近期的作品前，那融入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工艺的创作——采用了掐丝珐琅工艺的《虹》，古琴制造工艺的《楚辞》——无不在呼应着当年对于明代一把椅子的执着与关注。“这两件作品都是今年创作的，它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我的作品从绘画的方式转向了使用器物。这些作品本身就有一种古老工艺的传承感在其中，同时也是对古老工艺的一种复活。比如说《虹》这件作品，工艺是古老的，但无论是器形还是色泽，和‘时间简谱’形状在其中的穿插都达到了一种很现代的效果。这种历史与现代的组合也会使人产生一种迷惑，你会不知道这件器具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我觉得这会很有意思。”陈琦说。

　　《楚辞》在保持了其弹奏的功能的基础上却比一般古琴大一倍。当“时间简谱”的元素加进去以后，一件功能性的乐器便转换成了概念性的艺术品。“这种把现代绘画镶嵌在古琴中的形式，就像两种化学元素混在了一块，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效果。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经过这次尝试，我也逐渐明白了自己表达的意思，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衍生案例。”从古琴古家具，到荷花梦蝶，再到如今的水系列，陈琦总在试图籍着具体的物象，到达一种超现实的观念，从而再将自己的这种精神体验通过创作传达给观者。

　　余华说：“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土地上，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时间里”。可我们往往可以切实地感受到土地，却触摸不到时间。而作为人类中最敏感多思的一群人，艺术家往往能够通过创作抓住时间的“把柄”，陈琦就是这么一位“缉拿”时间的艺术家。同为版画家的张远帆对此举颇为心领神会：“如果我们把‘时间’与人的生命过程对应起来思考的话，那么细想起来，人们的所有举动，就仿佛莫不与对‘时间’的揣测或试图把握它的欲望有关。我们也不妨如此来看待陈琦的作品和‘时间’的关联。”

　　物化的时间

　　作为本次“时间简谱”个展的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馆长王璜生认为，陈琦的智慧之处在于他从时间的痕迹入手，以他特长的精致考究的思维和手艺，结合现代的视觉表达方式和图像方式，将时间“物化”为艺术的物件和图像，综合呈现在书籍、版画、木雕、影像、多媒体装置等，使时间成为可触摸之物，可观赏之物，更成为可体验、可思维之物之象。如果从某一件具体作品来讲，那么《时间简谱》手制书无疑可以将对时间的“物化”体现得更为直观。“书是供人阅读的，陈琦做成这样一本‘书’，具有要求观者‘阅读’的强烈暗示。但此书无一文字，满纸是迷一样的圈形孔洞，孔洞的形态又是由切割多层纸材来完成。这样一件被切割的‘千疮百孔’的作品，实际上是在挑战观者的观看经验，随之而来的是对观众美学判断力的拷问。”王璜生说。

　　陈琦《时间简谱》系列作品的创作自2009年起至今，其创作形态囊括了版画、木雕、装置以及手制书等多种艺术样态，且所有的系列作品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主题——对时间与生命的思考。那些以水印版画技术完成的黑色圆圈，凝重沉郁却又好似承载着蠢蠢欲动的光影，从平面蔓延到了后来的手制书中，又游离在了观者手中的ipad上。“天文学里有一种暗物质，即我们看不见，但真实存在的物质。据说我们看不见的暗物质远多于我们已知的明物质，也许时间就是诸多暗物质中的一种，它以一种隐性存在的方式雕刻着这大千世界的生命图谱。”陈琦对于时间本身有着极端感性和异常理性的混合理解：首先身为艺术家，他将这“不可名状”之物以美学的形态呈现在观者面前；然后作为一位对科学着迷的业余爱好者，他又愿意通过思维去度量时间的真相。陈琦的儿子在纽约学习数学，他们偶尔还会探讨一些理科问题，他称“理科是一种思维之美”，比如数学中的微积分，“很美妙，极其微观，又极其宏大。”除了数学，陈琦还对天文、物理学保有一定兴趣，所以才有了上面所提到的“暗物质”说。

　　但只要话锋一转，陈琦还是能立马将你带入一个感性缠绕的世界，且他擅长并且乐意这样做。正如陈琦将自己的创作称为系列的史诗长篇，“他可以将事物的抽象叙述转化为对事物的无限联想，想象使事物产生诗性，这样的诗性因为基于思辨，所以不同于模拟现实的简单抒情。”因此，陈琦在他诗性的画面中沉淀了思想的重量，那些看似蜿蜒柔美的形状，则是基于严谨的理性排列而成。

　　如果说《时间简谱》还是建立在一定理性意识基础上的“规划”，那么几部完全以数字（时间点）命名的作品，则阐述了陈琦对于时间近乎潜意识层面的敏感。比如《1963》，他觉得这最能表达一种个人化的生命体验，1963是陈琦出生的年份，而《1912》只是一个南京某条街的名字，直到他参加2012年的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才发现，原来1912年是母校创立的年份，他认为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暗合”。

　　但在“时间”这个问题上，陈琦又说自己总有后知后觉之感，比如随着《时间简谱》系列创作的逐渐推进，才让他意识到——“‘时间’对于我来讲始终是一个创作的母题。”陈琦对于时间的感知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变化的，在20几岁的年纪，他觉得时间是无限的，而30多岁才开始对时间有一定的概念，现在倒是觉得时间有限且短暂了，但心态却也趋于平和：“现在是体味、把玩时间，这是自我生命的体验，所以也无所谓长短了。”

　　陈琦的精神后花园

　　陈琦的艺术创作自2000年即逐渐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在绘画表现上由写实向抽象转换；二是在创作手法上不断进行多媒介的尝试。直至而今“水”、“时间简谱”等系列作品，地域性不再束缚陈琦创作思想的表达，对生命意义终极的追问这样人类共同的话题已成为其作品的核心内涵。

　　绘画对每个人来说意义也不相同，有以绘画谋生的、有以绘画悦心的、有以绘画娱乐的……而陈琦认为绘画是一种探究人生意义的途径：“我将绘画当作自己参悟的必修课程，绘画的过程就是对自己内心的探幽、对生命的追问、对人生的解读。”谈及对生命的追问，那么以陈琦“水”系列作品为例，再恰当不过。当历经2年时间创作的4米×14米巨幅水印版画《2012》，以版画创作罕见的大尺幅骤然出现在观者面前时，那种从现实中抽离，顿感自身之渺小的体验，引发了观者对于自我与存在的思考。

　　在此，水印版画尺寸的突破，便意味着质的转变。— —正如王璜生所讲：“‘水’系列作品真正让陈琦在艺术创作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也从此开始，陈琦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化。”陈琦也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说我前期的创作是‘小我’的抒怀，仍依赖于文化的符号，那么‘水’系列开始让我摆脱意象的束缚，进入自由之境。”也许与陈琦儿时与水接触的经历有关，他对水始终带着某种情感。“我是南方人，小时候总去河里面游泳，那时候感觉到水是神秘的，有敬畏感，同时还有天然的亲近感，那是种快乐的体验，而后我在创作中，对水的表达付与版画，便呼之欲出了。”陈琦说他也很早开始就想做水的主题，“但是早年感觉不够，技术的准备、文化的沉淀等要等待充足。”而这其中所说的沉淀，很多是来自于生命的阅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追寻，陈琦言谈间无不体现着对水的“仰慕之情”，“‘水’的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绘画之中，就是那种万古的时间里生命的鲜活。”“人生沧桑巨变，而唯有水是中性的，没有态度，也没有性别。”——由此，我们可以说，陈琦的创作核心无疑是传统的，东方的，但当作品以无以复加的当代姿态置于眼前时，你又会惊讶于这种“当代感”。

　　王璜生对此阐述了他的观点：“陈琦的‘水’一直被业界认为是‘简约如诗、空灵若梦’，凭借着水的中国哲学意蕴，及艺术语言和图式的难度，陈琦很快塑造了他的个人艺术样式，得以让饱含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作品在视觉上不偏离当代性，也让中国特有的水印木刻在形式上是国际的。”

　　当人们还在争论陈琦的创作到底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之时，陈琦却如置身事外般悠悠道出了一句：“我不在乎我是不是当代艺术家，我就一直按照自己的线索走。”于是陈琦不期而遇地走到“当代”，却也与传统文化精神不谋而合。只因为陈琦是在精神的后花园里品尝自由之甘，“我希望在我的作品里能以可见的第一自然洞见不可见的第二自然。当绘画不再承载图像纪录或再现浅表的生活情境并同时摆脱功利目的时，便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和更宽阔的文化意义。”

　　拓展边界

　　如果你忘却了陈琦是中国当代水印版画的标志性艺术家，那么在“时间简谱”的展览现场，你会以为这是一场当代观念艺术家的艺术尝试。其实陈琦自己也感到“版画家”的文化身份变得越来越弱，正如他对自己多重社会角色进行的排序，陈琦认为自己首先是位丈夫，然后是父亲、是中央美术学院数字化教学建设者、教授，最后才是艺术家。或许是因为众多身份中有一个“数字化教学”的关键词，才令陈琦对新媒体给予持续关注，又或者是因为他是90年代的中国第一批计算机应用者，总之陈琦从不介意尝试通过水印版画之外其他更为多元的媒介进行创作。正如本次展览中展出的，除了陈琦最具代表性的水印版画作品外，还有立体空间的装置作品及人机交互式影像作品等。

　　访谈期间陈琦收到了儿子来自美国的微信，他礼貌地问可否听一下微信，因为那边已经很晚了，想尽快回复儿子，让他早点休息。而采访提纲上的下一个问题正是——“您使用微博微信吗？”——这么看来不必赘述了。不同于很多对科技事物刻意保持观看距离的艺术家，陈琦对于新鲜的科学技术很感兴趣，他希望媒介的拓展可以带来更多的“二次创作”：“这次的手制书（《时间简谱》）提供了非常好的媒介，但手制书在展厅里是不容易给观众翻阅的，因为作品本身太脆弱。但我又希望能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就用了交互媒体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我事先把每本书的每一页做了一个翻页的录像，然后和计算机工程师合作，用交互媒体的方式让观众在ipad上进行翻阅。”这样的交互媒体形式不仅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展示方式，更能够通过这样的互动令观众对作品进行二度创造，能够激发观众的想象空间。陈琦笑谈这样的创作形式就好像是阿里巴巴打开了宝藏，突然发现艺术原来可以这样。

　　“我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在生活。”——只不过陈琦的艺术生活方式并不那么惬意，且更多时候，意味着繁重的劳动，艰涩的探求。陈琦笑谈自己曾做过三年的足球运动员，但如今看来，最大的运动量还是体现在创作上。可对于他而言，这并非苦中作乐，而是真正的愉悦：“我的作品是生长出来的，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灵感火花注入，那是种令人心醉的工作。”陈琦在这种一连十几个小时的刻、印劳动中，体验到了“内心的宁静和美妙的生命体验”。当然，在创作过程中，他也会感叹——“这哪里是尽头？”— — 但这就像春蚕吐丝，就像是一场人生的修行。在历经两年时间创作完成《2012》后，陈琦只是平静地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终于结束了。”

　　对于这种长时间与作品的接触，和繁重的手工创作，陈琦也确有一番自己的体悟：“手工制作是心与物的激励与互动，其间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可能与灵感火花。在时间简谱书的刻制中，除第一层图形在有意识地安排后，后面所有的一切，皆在不确定中展开与演化。当我刻制上一层图形时，并不确定下一层的图形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每层图形皆有可能按上层图形曲线节点的逻辑暗示产生各自的转合与变化。刻制过程中，我既是创造者，也是观察者与参与者。我与这些图形一块漂流在时间的长河，不知前面激流险滩或路尽天涯，刻过的每一页是时间的穿孔，后面等待的是一页页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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