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是秃鹫的猎物吗

　　阿根廷政府可以将责任推给“秃鹫”，但是阿根廷债务重组与违约也是事实，国家信誉受损更是事实，当阿根廷成为国际借贷市场中的异类的时候，它可能连破产重组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没有人愿意借债给阿根廷。这对于正在全球化的中国资本来说，是个值得警醒的案例，不要低估阿根廷式的债务人带来的风险。

　　阿根廷的债务危机的确变成了国际危机，阿根廷政府将美国政府告上了海牙国际法庭，这场持续十几年的债务问题最终变成了一部多线索的电视剧。海牙国际法庭发表了一纸声明称，阿根廷的诉求已经被传达给美国，但是至于法庭会不会介入，要看美国政府愿不愿意接受法庭的司法管辖权，因为1986年美国政府就退出了国际法庭的一般管辖权。

　　本来是一场“民事纠纷”，为什么变成了国际司法争端呢？主要是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托马斯•格里西亚一直揪着阿根廷不放，还警告阿根廷政府在“藐视法庭”，此举让阿根廷政府非常恼火，无论阿根廷欠了多少钱也是个主权国家，在美国的地方法庭，阿根廷丢尽了脸。为此，阿根廷采取了两项并不会有成效的措施：要求美国政府管一管地方法院；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美国政府不能干涉司法过程已经是常识，美国政府不会接受国际法庭的管辖。

　　阿根廷与美国政府的斗争无异于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反思阿根廷持续十几年的债务危机，这个国家为何迟迟难以走上信誉之路，单单将责任推到“秃鹫基金”并不能让阿根廷从这场泥潭中脱身。阿根廷拥有超一流的资源禀赋，但是并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当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候，阿根廷成功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100年前的阿根廷跻身于富裕国家行列，可最近几十年却一直作为负面教材存在，这是阿根廷的悲剧，也是这场纷扰不断的债务危机的根源所在。

　　阿根廷与秃鹫

　　阿根廷政府官员将这场债务纷争视为阿根廷与对冲基金代表的秃鹫之间的战争，而这些基金的背后是美国，经过一番演绎，阿根廷成为国际秃鹫的猎物。诚然，秃鹫喜欢腐肉，但阿根廷是那堆腐肉吗？

　　如果是，那谁杀死了阿根廷（经济），是秃鹫吗？因此，将这场债务纷争置换为资本与阿根廷政府之间的搏斗是不合适的。若是秃鹫袭击阿根廷，那政府就可以从这场博弈中免责了，将阿根廷目前面临的归咎于外部资本的阴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种资本阴谋论的观点是一种廉价的免责声明，还是先要搞清楚这场纷争的来龙去脉。

　　纷争的根源要追溯到12年前，2002年阿根廷1320亿美元的债务到期，政府无力偿还，通过与债权人的谈判，最终实现了债务重组。所谓债务重组其实就是赖债，只不过不是那么明目张胆地违约而已，重组之后，债权人只能获得票面价值的30%的新债券。93%的债权人接受了这样的重组方案，剩下7%的债权人当然想得到全额偿付。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哪些债权人优先获得偿付呢？

　　6月份的时候，阿根廷政府在一家托管银行存了5.39亿美元以偿付这些债务，但是7%的债权人要求得到全额偿付，而阿根廷政府则按照已经重组的方案进行偿付。纽约曼哈顿的地方法院法官格里利亚裁定这种行为不合法，要求阿根廷政府对艾略特和奥勒留两家基金支付13.3亿美元的本息，双方纠缠不下，最终这部分资金并没有划拨。阿根廷政府事实上已经违约，而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认为发生了一次“信贷事件”。

　　违约之后，汇丰等一些国际银行试图介入其中，购买对冲基金的债券平息这场纷争，但是购买价格上很难达成一致，以至于事情越闹越大。阿根廷政府否认发生违约，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打出广告，坚称已经向托管银行存款，并不存在违约的问题。而格里利亚法官也毫不示弱，裁定阿根廷政府“蔑视法庭”。

　　这一裁决让阿根廷大失颜面，阿根廷的内阁首席部长豪尔赫•卡皮塔尼奇认为，格里利亚并不了解事情的复杂性，也漠视了阿根廷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句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了，阿根廷是个主权国家，但是还要接受美国联邦法院的地方法官的裁定，而且是接二连三不依不饶的审判。

　　正因如此，阿根廷政府要求美国政府管一管他们的法官，可是，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中，行政权干预司法过程是大忌，而阿根廷的理由是，这一连串的裁决已经引起了外交纠纷，若上升到外交层面，美国政府就有责任调节阿根廷与美国地方法院之间的关系。

　　阿根廷的诉求恐怕很难得到满足了，奥巴马政府的中心并不在拉美，而且现在阿根廷的债务危机也不会引起全球性的震荡。阿根廷面临的抉择是，与债权人达成妥协，尽快平息纷争；还是将事情闹大，进一步暴露阿根廷的软肋，使国际资本市场对阿根廷进一步保持戒备。当然，阿根廷对对冲基金的指责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当年借着阿根廷的债务危机，这些基金以低价收购阿根廷债券，现在要阿根廷政府按照票面价值全额偿付，的确有些不合理。但是国际资本市场的规则就是这样，举债不仅要偿还本息，而且还需要保持良好的信誉，这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需要不断积累信誉。

　　当然，阿根廷可以祭出主权国家的免责条款，在主权国家的世界中，主权具有最高性和唯一性。进入20世纪之后，主权国家赖债基本不会遭到外部的进攻。

　　当年美国的“金元外交”中就包括美国将拉美国家的债务从欧洲国家中承揽过来，同时阻止欧洲国家因债务问题对拉美国家动武。因债务而实施强制，那是前现代社会的做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超经济强制”一样。如果将人身强制与债务责任联系在一起，那资本市场就很难发展起来，因为人身强制实际毁灭了试错的可能性，任何高风险的尝试都可能失败，而那些当事人要么被抓进监狱，要么变成债主的奴隶。

　　“有限责任”的理念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为创新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其实这是对债务人的保护。个人如此，主权国家亦有更大的权力。国际债权人不可能对一个国家进行强制执行，变卖债务国的资产，只能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减记重组。阿根廷此时以主权国家的荣誉和面子作为挡箭牌，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主权国家面前，国际金融大鳄也是弱势的，毕竟国家是暴力的集合体，但是主权国家只是诸多权力容器的一个，而资本则如河流一般，若不能遵守资本市场的规则，欠债不还，或者强制重组都会损害一个国家的信誉。那么体现在资本市场就是借债的时候需要提供更高的利率，除了市场的利率之外还有一部分是风险溢价，如果信誉再差一点儿，就可能被赶出债券市场了。

　　欧债危机期间，希腊、葡萄牙就无法从债券市场进行融资，重返债券市场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目标。

　　当“秃鹫”成为资本侵袭阿根廷的“隐喻”时，人们似乎忘记了这场纷争的根源在于当年阿根廷的无序举债。上个世纪90年代阿根廷将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定为1比1，大大高估了比索的币值，造成进口的繁荣，阿根廷举债消费的发展模式助推了短期繁荣，但是也埋下了债务的炸弹。

　　同样是举债消费，美国与阿根廷的命运截然不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根廷要接受美国地方法院的判决，原因很简单，阿根廷是从美国的债券市场借的美元债务。

　　在债券市场上，主权国家和国际银行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否则债务关系就难以维系。与其打出主权国家的牌，不如反思一下10年之后，阿根廷经济为何依然深陷泥潭，不能实现债务的可持续。

　　另类阿根廷

　　上个世纪7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说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已开发国家、未开发国家、日本和阿根廷，相比于日本的快速崛起，阿根廷显然是个负面的例子。阿根廷在19世纪末曾是世界发达国家，但是一百年后，它切切实实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进入21世纪，阿根廷的债务两次重组，它已经成为一个不合格的债务人。按照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阿根廷在这个陷阱中挣扎时间久矣。

　　阿根廷的资源禀赋非常好，领土面积居世界第八位，但是只有4200万人口。随着冷冻技术的革命，阿根廷成为牛肉出口大国，至今依然。

　　可悲的是，100年之后，阿根廷还延续着既有的经济模式，农产品出口还是经济支柱，阿根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受惠于冷冻运输技术而成为富裕国家。世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而阿根廷似乎沉寂了。

　　地处南美一角，阿根廷似乎是个封闭的世界，阿根廷只有不到2000人在美国留学，足见阿根廷与世界教育、技术中心的距离了。阿根廷有梅西这样的球星，但是却不可能有比尔•盖茨或者乔布斯这样的技术领军人物出现。

　　坐拥丰富的资源而陷入泥潭，这被称为“资源诅咒”，并不是被资源给诅咒了，而是国家和社会过于依赖单一的资源而不愿意开发人力资源，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而现在的中东产油国也大体类似。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依靠人力资源与制度优势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以阿根廷为代表的南美国家似乎并不擅长进行经济管理，阿根廷尤其如此。债务危机之后，基什内尔成为总统，而后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接任，但经济未有起色，依靠民粹主义思潮上台，然而阿根廷的经济并不足以支撑高福利，民粹主义就像芳香扑鼻的鸩酒。

　　克里斯蒂娜在2008年将几个民间基金收归国有，2010年要求阿根廷央行拿出一部分外汇来还债。阿根廷的副总统被指控将印钞业务交给自己的印钞厂来做，货币乃国之玉器，在阿根廷却如儿戏一般。面对不断升高的物价，阿根廷政府按照需要来制定物价指数，如此管理经济，不过是给自己挖坑罢了。

　　阿根廷如此玩世不恭的宏观经济态度，也是债务危机久拖不决的一个因素。应该承认国际资本市场的确是等级式的，发达国家及其国家金融巨头有更大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套制度不能维持下去，因为它基本遵循了公平交易的原则。

　　因为任何市场若不能公平交易，最终这个市场就会自我毁灭，阿根廷很悲哀地充当了规则的挑战者。阿根廷政府可以将责任推给“秃鹫”，但是阿根廷债务重组与违约也是事实，国家信誉受损更是事实。

　　当阿根廷成为国际借贷市场中的异类的时候，它可能连破产重组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没有人愿意借债给阿根廷。这对于正在全球化的中国资本来说，是个值得警醒的案例，不要低估阿根廷式的债务人带来的风险。

　　（作者为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供职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文章不代表本刊观点）

　　孙兴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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