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苦与逍遥——略论徐渭的交游与书法

  • 来源:中国书画
  • 关键字:书法,徐渭
  • 发布时间:2014-09-24 16:03

  一、徐渭的师承与交游

  徐渭(1521-1593),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别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在徐渭的一生中,有几个时间点值得关注。他自小天资聪颖,8岁能文,12岁学琴,15岁学剑。20岁时,在应试不第的情况下,勇于提出复试。《上提学副使张公书》记载:“万一因其昏愚,加以摈拆,则有负石投渊、入坑自焚耳,乌能俯首匍匐,偷活苟生。”副使受其感动,准予复试并录取了他。37岁时,得到胡宗宪的赏识,入其幕中。但是,在1563年之后,胡宗宪因被指与严嵩有牵连,入狱。徐渭变得郁郁不欢,不久辞归。胡宗宪对徐渭有知遇之恩,胡宗宪的入狱对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这种打击是多方面的,包含着对胡宗宪之死的悲痛;对自我人生理想破灭的无奈。这种打击伴随了徐渭的后半生,充满了悲苦。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徐渭的这种悲苦,我们需要梳理一下他的师承与交游。首先是与季本、王畿的交往。徐渭青年时,师事同乡学者季本、王畿等人。季本是心学创始人王阳明的学生,晚明新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畿是王阳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徐渭在与他们的交往,自然而然受到心学的影响。但是,徐渭反对将“理”视为先验的外在权威来禁锢“心”,而是崇尚个人自由与个性尊严的表达。他认为真正的美应当是“取兴于人心”,艺术作品要“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之品”,批评“不出己之所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为“鸟学人言”。他强调人的内在欲望应该成为审美表达,呈现于世人。这种美学追求是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割裂,并与之对抗的美学实践,这种美学特征是将事物的特征、表达的方式、情感的呈现推向极致的美。这也为其后的艺术创作埋下伏笔,暗流涌动。

  其次是徐渭与萧鸣凤、萧女臣、萧勉的交游。徐渭《畸谱·师类》云:“萧先生鸣凤,弘治十七年甲子解元,正德九年甲戌进士,嘉靖八年己丑郸守漳,故归自东府,余始见之。”那年,徐渭九岁。后由萧鸣凤安排,与其侄子萧诩一起读私塾,从此两人交谊甚笃,终其一生。萧诩,字女臣,一生潦倒,痛饮狂歌,“与诸同好同枕席,或累数月无口不痛饮谑。吵世事,感慨百集”亡年仅三十九岁。徐渭为其书墓志铭记云:“独喜秦汉古文、老庄诸子、仙释经录及古书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数种,死后争得之,率丈尺金数两,其于诸古文仙释,则不求甚解,独心窃好之。”徐渭与他的性格脾气相投,互相切磋、相互砥砺,二人乃良师益友,徐渭好仙道、精书法与其影响不无关系。萧勉,字女行,号柱山,萧鸣凤长子,与沈炼和陈鹤友善,擅诗文,其家人曾集萧鸣凤和萧勉的诗文为《萧氏家集》,徐渭曾为之作序。徐渭有《哀四子诗》《两萧太学(柱山、盘峰)》。

  再次是与汤显祖和唐顺之的交往。徐渭的另一个知音便是戏曲大师汤显祖。徐渭反对戏曲八股化,将南曲与北曲正统并列。这一主张符合汤显祖对戏曲改革的论点。《徐文长三集》中有《与汤义仍》一文,显示了他们对于诗文的关注。唐顺之是当时的文坛名家,受程朱理学影响。他提出“本色文学”的主张,这与徐渭的文学主张不谋而合。以唐、徐会见为契机,徐渭后来与归有光、李贽等人相识,一同成了反对王世贞等“后七子”的主将和公安派的先声。不可否认,徐渭交游的文人甚多,这里只是选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加之简述。

  从徐渭的生平、师承与交游的情况可以看出,他在与这些文人墨客以及达官贵人的交往中,逐步完善了他的思想观念、诗文理念、美学判断和艺术创作灵感等。徐渭被历史冠以“通天的奇才”,他的书法在秉承了传统的基础上,奇肆纵横,神采飞扬,以豪迈磅礴的气势一扫书坛时风的颓习,开拓了新的境界。

  二、徐渭的书法艺术

  首先,徐渭的书法具有“悲剧”之美。作品《白燕诗三首草书卷》一般被学术界认为创作于万历八年(1580),徐渭时年59岁。这幅作品纸本,凡四十七行,一百八十五字,通篇草书。综观整个作品,气息通畅,大小错落有致,大胆沉着。在行笔、用墨上丰富变化,犹如笔走龙蛇将动与静、疾与迟、浓与淡、飞白与涨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横势的线条处理上,如“瑞色”“主人台榭有辉光”等,徐渭用“平”“仰”“俯”三种线的方向,巧妙组合与搭配,以仰配平诸如此类,取消横线条的平衡与均等,形成穿插之势。在线条的运动过程中,徐渭配以轻重、提按和方圆转折,使一种飞动、力量美跃然纸上。

  徐渭有惊人的创造力,在其草书《千字文》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二:一是徐渭嗜酒,而且逢饮则醉,醉后往往赋诗作书。徐渭离不开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徒,自称为“釉米翁”。他的大多数书画作品都是在醉后完成的,如他在其《评字》结语中记道:“隆庆庚午元日,醉后呼管,无他书,漫评古人,何足依据。”我们发现此文确有醉意,后段思维跳跃,语无伦次。从结构能跳到执笔,甚至是刚提一句执笔,马上又说到雷太简闻江声而笔法大进。徐渭的诗文中有“醉”的字眼俯仰皆是。如“大醉一斗余,条条似鲸吸”“带醉写竹正天阴”“醒吟醉草不曾闲,人人唤我作张颠”“醉余洒墨暮窗凉”“墨竹一幅百白浮”。

  徐渭在饮酒之后仍保持着自己意识的清醒,只是在行为意识上不能完全控制。徐渭受心学影响,从物理的运动学角度来看,他对横势线条的运用,表现在其《醉人》诗里提到的“终朝酩酊步颠连”。所谓“颠连”就是醉酒后,脚步左右跨步,左右摇摆,呈“之”形步行,但始终是保持着身体重心。那么他在如此反复的醉酒与醉步之后,体悟这种跌宕之感,并运用到其书法创作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徐渭借着酒力来使自己达到一种忘我的、无所顾忌、无拘无束的状态,他似乎不是在创作一幅作品,而是在宣泄,对种种苦闷和抑郁的宣泄,或者说在抗争,对种种多并命运的奋力抗争。他不是为了创作作品,而是为了排遣内心的痛苦与压抑,也不是非要成就一幅作品,而是为了那释放和解脱的过程。

  二是徐渭在酒酣之后“胸中奇突有千尺”,心头顿生天马行空般的艺术感觉,而“兔起鹘落”就是一种跌宕起伏的艺术节奏与感觉。在这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之下,徐渭发力于笔墨,通过线条的左右摇摆,打开了字的横势空间,形成宽博之势。其实这也是徐渭不断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获取更大的生命自由度的欲望的真实写照,也是对自己虽有住所,却如浮萍一样,心无安放之处,漂泊不定的一种体悟和折射。

  其次是书法中旷达、逍遥之美。徐渭在其《醉人》诗中写道:“不去奔波办过年,终朝酩酊步颠连。几声街爆轰难醒,那怕人来索酒钱。”在万家灯火团圆之际,自己却独自到市上沽酒自乐,饮得耵聍大醉,醉倒在大街中,纵使爆竹声声也坦然处之,最后豪气贯肠。这是一种以酒解千愁,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状态,了无牵挂。他的作品草书《李白永王诗》,作于1582年,凡三行,二十八字,只有简单的三行,但作品气势磅礴,疏密对比强烈,节奏明快,以线为主,间中偶搀以数点,有画龙点睛之韵味。徐渭将草书艺术的性情与笔墨相映成趣,具有一种烂漫自然之意。作品浓淡干湿相得益彰,虚实相生。徐渭作此件作品时已61岁,对人生有着丰富的体验。这时候的徐渭,在诗文中不是写生活的悲苦和凄凉,从而表达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怅惘。而是写心,褪去内心的矛盾与投身报国的激情,写自己风雨过后的从容与淡定。他在《上谷歌四首》中写到:“少年曾负请缨雄,转眼青袍万事空。今日独余霜鬓在,一肩舆坐度居庸。”从诗中,我们可以深深体味到徐渭在晚年笑看人生得失,追忆“万事成空”的蹉跎岁月的慷慨,是对半生坎坷的释怀。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如草书《岑参和贾至诗》(1581)、草书《一蒿春水诗》(1582)等,都取消了之前的横幅窄条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以条幅为主。因为纵势从心理及视觉效果上来分析,更给人畅快表达,一泻千里的快感。这也体现了徐渭在逐渐转变自己的人生观念,打开束缚的心灵,任由心灵在笔墨之间驰骋,无拘无束。此时的徐渭处在一个潇洒、自由自在的艺术状态,提笔一挥而就,不受过多羁绊。这是他受庄子浪漫主义情怀的影响,人生进入超脱、自在的生命状态,自然而然,他的艺术创作也就到了人书俱老的阶段。这是徐渭在看透了世间百态之后,心灵得到释放,旷达自由,豪迈逍遥的真实表达。

  三、徐渭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

  作为一代诗、书、画、文等并举的奇才。徐渭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承传了之前的历史文脉,又影响了后世的书法创作。这种影响表现在创作、观念、方法、思路等层面上。

  首先在创作形式上。明代开始,书法逐渐成为家居审美的一个组成部分,悬挂作品开始出现。徐渭应酬之作也由横幅转向条幅,这无意中,创新了书法的创作形式。在徐渭的影响下,大件条幅作品大量出现,具体表现为王铎和傅山的大量作品。

  其次在创作章法上。徐渭因为个人的心性表达,开始逐渐出现乱石铺街的章法形式。这种章法,是对王献之“十三行”的开创性继承,又打破以往行行分明的常规,影响了以后的书法创作,如王铎、傅山等,直至现在仍有众多书法家屡试不爽。

  再次在书法创作观念上。徐渭的创造性艺术观念为后世开拓了一条康庄大道。明代书法主要受元代书法影响,赵孟頫温润秀美的书风被消极地演变为僵化俗媚的台阁体书法潮流。这种书法潮流少了一点艺术创作的“狂野”与“自信”。而徐渭的大草书却补充了时风的不足。同时,以画入书,以书补画的创作手法的探索去后世的书画家在书画用笔上的丰富性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徐渭认为美应是“取兴于人心”,他这种把感性提高到理性的理论高度,反映到书法创作中,则是把注意力引向浪漫主义领域。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建构了新的审美理想,建立了新的审美主、客体的矛盾统一关系,把自身情感理想和审美本体放到主导位置上,书法创作开始了更为心性的表达。

  最后,在对书法传统的继承上。在对待以魏晋“二王”风流、隋唐大草为主的行草书源流上,无论是宋四家,还是元、明的杨维桢、董其昌等人,对行草的继承,都停留在对字形、用笔、章法的浅层面的继承。但是,在徐渭的大草、诗册以及手卷中,则体现了“二王”内掖与外拓,并糅合了颜氏的宽博和《肚痛帖》的飞瀑奔泻,沉稳遒迈,气势连贯,浑若天成。这给我们一个启示:艺术创作要善于思考,敢于尝试,勇于探索。

  因此,徐渭引领了元以后浪漫主义的办法创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同时,通过笔墨表达人格内核,在书法领域实现了美学思想的新突破。

  (作者为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书法院院长)

  责任编辑:李方红

  李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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