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笔墨的人物造像

　　20世纪90年代，一股国学热在神州大地上勃然兴起。这抑或是对80年代“西学热”的反思与返正，又或许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民族避免文化同化而日益守护尊崇传统文化的必然。中国画在经历了若干年的西学冲击和西法“改良”的现代性探索之后，再度引发对中国画自身的护持和深研，再度引发对笔墨的衷情并非意料之外的事了。但中国的麻烦事是烙烧饼似的矫枉，非把两面都烙糊了不可。在传统回归的思潮中，建成没有走“新文人画”的路子，仍然以开放性的思维反思传统，但已非简单的改良、吸收、融汇之举，而是从西方绘画体系由古典向现代的演化中，重新审视、反证中国画的写意美学和笔墨结构图式。

　　2000年，在第二届深圳水墨双年展上，赵建成出品了《无题》，他仿佛和“重彩厚画法”了断似的纯用笔墨语言的点、线、面错位构成营造了这藏民朝圣的巨构。之后，我相继见到他的《西部放歌—灵光》，以彝民为对象的《西部记实》系列，写实造型与抽象的点、线、块、面铆合得那么巧妙，与《无题》不同的只是增加了淡赭色的灵活的渲染。2003年后，为黄宾虹、徐悲鸿等画家造像的《水墨人生》系列，为康有为、蔡元培等造像的《先贤录》系列，以精谨写实的头部塑造、内心性格的精神刻画和灵活多变的笔墨身躯营构的新样，又令观众为之一惊。笔者认为，那是以形写神、写心的中国肖像画传统与现代精神遇合的火花，在中国水墨人物肖像画的长廊里标志着新的里程。

　　美术界可能都会惊讶于建成之变—由重彩、肌理向笔墨构成的转换是否有些突然。其实艺术家一生都在变化之中，甚至于有大变、巨变和衰年变法。那么我们又如何回看他的前期表现和“重彩厚画法”第三体系之说？重笔墨者会认为那是未成熟的过程，甚至是非正宗的猎奇，但从艺术多元的客观而言，风格、方法无所谓对错，只是任何一种路子自身都有高下之分。那么赵建成之变是中国人物画合乎逻辑的发展吗？从传统回归的思潮而言，那是时代的趋势赋予中国画笔墨以新的演变的机遇；从他个人而言，自兵团回青岛后，于工艺厂事仿古国画四年的历程无异于执著于临摹课之四年，他有朝笔墨回归的条件和基础，也许这也正是他的第二度自我发现。当他并不简单地把笔墨当做守成的符号，并不简单地以西画材质、造型、色彩为我所用，而意识到中西绘画美学本质意义的沟通之时，便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自我。一个艺术家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发现、自我把握、自我深入和自我发挥的过程。赵建成的《先贤录》和《水墨人生》系列，依然法度森严地有西画写实性塑形的深刻影响，他的新成就在于，那么巧妙地消化着西画的造型法则、结构原理，而无碍气质高华的笔墨的流淌。面部精谨的造型笔法通过与颈、肩的微妙衔接与灵动的衣衫的谐和，身躯的笔断意连虚化处理，衣衫的线型节奏和块面处理(如徐悲鸿的西服、蒋兆和的粗衫、康有为的锦缎)随质感的变异，看似无意义实则增强了现代感的直线的运用，交响乐般地呈现出灵活运用笔墨的机智和丰富性，而这一切又无不与像主身份、个性、气质那么相谐而耐读，这也正是纯正的有具体像主的肖像画高于一般工人、农民、文人等职业门类的类肖像的魅力和难度所在。他意识到，一个肖像就是一个生命体，也是一个时代的表情乃至精神坐标，这些近现代的文化巨匠们的视觉碑铭里，熔铸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在古今中外文化交汇的时空里兼容吐纳的博大胸怀。要处理好这总体精神与个性气质、内在生命与相对独立的笔墨形式的关系实在至关重要。这批肖像画的问世，令我看到了一个走向成熟和艺术升华的赵建成，在共性与个性、写实性与写意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有着理性思考和辩证把握的赵建成。我庆幸他深化了对肖像画的认识，同时为中国水墨人物肖像画创造了既是这个时代的又是他独有的笔墨高华的图式，让我情不自禁地呼出“人物画的笔墨交响”这个题目。许多人会认为人物造型的局限制约了人物画笔墨的发挥，所以当年浙江美术学院的画家以写意花鸟画的笔墨作仿佛人物画笔墨的探索。那么，是否可以说，建成又从山水画里，从现代性点、线、面的灵活运用中丰富了水墨人物画，形成了笔墨交响乐的效果呢？又会有许多人认为摄影、录像取代了肖像画的功能，后现代也曾宣布绘画死亡，但建成的肖像画新篇将证实绘画之不朽，中国水墨人物肖像画之不朽，因为它是艺术，是新媒体永远不能替代的为对象也为艺术家写心的艺术。而将这些先贤、大师的肖像组合在一起，你感受到的是文化的思考和时代精神的坐标，是穿越历史的正大气象，是一个民族的大美。

　　2007年，笔者同画家一起参加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他是具体任务担当者，我充任艺术委员会委员。因为评委会议休会期间分工联络作者，笔者对分工之外的赵建成的选题与艺术表现并未深究。直到最后完成之际，我才理解他从三万张民国时期的照片中重塑这张《国共合作—1924·广州》（即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合影”）经受了怎样的考验。我曾经在艺委会会议上提出对这次创作活动中群像并置构图太多的意见，他没有理睬这意见，坚持在“合影”的构思中定格这“合作”之“和”，象征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这政治精英的瞬间凝聚对国运时代的担当。他在坚信自己的构思中走向了成功，因为这是最切近主题的视觉造型。这使我想到当年詹建俊坚持《狼牙山五壮士》碑铭般的构思，艺术家应该坚信自己对某一主题的意象把握，而不必轻信众说纷纭，因为这意象是他整个构思过程的结晶，与他诸如技法、色调之类的设想已经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赵建成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画是“用艺术为历史留下视觉的记忆，而非借助历史题材表达自我观念的一般意义上的绘画创作”（赵建成《〈国共合作—1924·广州〉创作随感》）。本着这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将精神投入到这历史的语境之中，寻求着这个时代的表情和这个事件特有的氛围，更多地着意于人物坚毅、凝重心态的刻画，在纵线横皴中强化造型的雕塑感，在温润的枯笔湿染中营造“合作”的秩序感，却没有像前述单个人物的肖像那样，汪洋恣肆地挥洒业已成熟的自家笔墨。他说他看过四五遍蒋兆和的《流民图》，受那并不讨巧的大线的力度感的启发，悟到对笔墨的过度讲究可能会使艺术内在深处那些最本真的东西流失。在交响乐般的巨幅大构中可能更需要这种整体调度语言结构和调式的能力。正是因为在这项工程中他人有一任主观、玩弄笔墨失败的教训，方显出建成冷静地节制主观、控制笔墨背后对历史负责的职业操守。所以说，这对他是一次考验，对他的人格学养和艺术把控能力的考验。在这个浮躁的氛围和失去了严肃的时空里，他赢得了考验，考验的成功又意味着他的成熟，一位人物画家于艺格和人格的成熟。

　　历史画工程结束之后，我和建成各忙各的，并没有太多的见面。他不像其他进京的人物热衷于赶场子和关系学，他每天夜间写大字，像佛弟子诵经般地虔诚。鸡鸣即起，被司机送进工作室，如同在青海兵团那般孤寂、忍耐、忘我，炼狱般地投入艺术。除了画画，还是画画。也许他正酝酿着一部新的交响。

　　（本文节选自《人物画的笔墨交响—赵建成人物画散论》）

　　刘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