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高老头”时代了吗？

　　一个被誉为当代马克思的法国统计学家Piketty，出了一本名为《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21世纪的资本运行》）的书，探讨的不是统计学，而是资本运行对社会的影响。这本书虽然属于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内容并不艰深--不但很容易读懂，而且如果是8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读者去读的话，还会感到一丝亲切--作者在第七章中所举的例子，是这几代人耳熟能详的著名流行小说《高老头》。

　　在这一章中，Piketty引用了《高老头》这部小说的一部分，提出一个关乎人生选择的问题：在19世纪初的法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很厉害，很多学有所成的年轻人与很多“北漂”怀揣一样的梦想到巴黎去碰运气，寻找过上体面生活的机会，做“巴漂”--这一时代也被后人形象地称为“高老头”时代。Rastignac也是其中之一，并幸运地得到一个社会阅历十分丰富的老人的指导。

　　老人告诉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勤奋用功，靠自己的努力当检察官，当然首先要在一个混蛋手下当代理检察官，挣1000法郎年薪，而且永远不要指望升职，因为全法国一共只有20个首席检察官的职位，竞争者却有2万。当然，也可以选择当律师--在一间充斥办公室政治的事务所熬10年，对客户奴颜婢膝，而且还要接受一年能挣5万法郎的律师全法国不超过5个的现实。

　　第二条路，找一个“富”但不一定“白”、“美”的小姐结婚--追到手，立马就有100万法郎家产，每年5%资本回报，年纪轻轻就年入5万法郎--老人还强调，巴黎60桩美满的婚姻，有47桩是这一类的交易。

　　看到这里，相信那些出身贫寒且有十年以上工作经历的人，都在自问：换作是自己该如何选择，而且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看Piketty的答案。

　　Piketty通过研究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各国的官方档案，国民收入记录，提取出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有史可查的人类社会中，公平在收入分配过程中从未存在过--在大多数时间里资本回报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少部分时间里，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掌握资本的人能获得远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回报值，而付出劳动的人则恰好相反。以19世纪初的法国为例，当时的法国“富二代”和“官二代”的生活标准是普通工人的30倍，是各行业“打工皇帝”的3倍。

　　Piketty由此得出结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财富虽然在增加，但是资本一直以远高于社会财富增加速度的速度获取新增财富，也就是说资本所有者获得了更多回报。这个结论看起来令人沮丧，而且我们一定会围绕这个结论问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了高老头时代？

　　也许我们应该庆幸，受惠于中国连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追赶，中国还没滑入高老头时代--每年数以百万计人口进入大中城市并安家落户就是明证。但从长远看，也许我们正在进入高老头时代--目前经济学家都认为2020年以前，中国维持7%的年经济增长问题不大，但问题是2020年以后怎么办？

　　从这个角度上说，随着中国的发展，推动公平正义是一个必须的选项，否则中国就会步19世纪法国的后尘。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因为要推动公平正义就一味的“均贫富”，牺牲效率，否则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降低--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鼓励先富效率又兼顾公平之间找个平衡点，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

　　统筹五大要素是城镇化改革关键

　　我认为城镇化的要素不仅仅是人地城，我总结有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业” 就是城市一定要有产业支撑。

　　人的城镇化是要花钱，现在户籍改革，城市政府对户籍改革的积极性不高，因为是花钱的。地的城镇化是赚钱的，过去经济发展方式中，土地红利在城市建设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对地的城镇化特别感兴趣，对人的城镇化积极性不高，所以人的城镇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如果把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做一个比较就会看到，过去30年城市的面积增长了9倍，但是城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大概只有2～3倍，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的城镇化。一个是花钱一个是赚钱。关于人的城镇化，应该是三维转换，首先是地域的转移必须是农村到城市，第二职业的转换，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一个安徽的保姆在北京打工实现了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换，但是第三维转换没有变，没有从农民变成市民。

　　为什么有农民工？大家觉得农民工这个概念不好，但是能不能想出一个更好的概念？没有。所以人的城镇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和地的城镇化比较，两者是完全不同步的，还有非常大的代价。比如说城镇化是牺牲三代人的幸福，现在有六千万留守儿童，有四五千万留守老人，还有四五千万留守妇女，所以新型城镇化中就涉及到如何在中西部就地转移，这样就可以避免牺牲三代人的幸福，异地转移跨省是牺牲三代人的幸福，这种城镇化过程中代价非常大。现在一个是推进就地转移，一个是户籍改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除了户籍改革以外，按照新的人口管理，模式要创新。现在实行居住证制度，北上广这种地方不可能落户，落户的口子是非常小的。大量的人还是靠居住证，按照居住证，政府把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居住证配制到常住人口头上，这是非常关键的。要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人的代价，牺牲三代人幸福的巨大社会代价的城镇化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得到改变。地方政府更看重的是地的城镇化，这个方面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

　　在投资方面，在钱的问题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修改《预算法》。《预算法》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在地方政府举债、城市政府举债问题上会打开闸门。我们过去是限制持续赤字负债，地方政府绕道走，建立一个融资平台，通过融资平台负债，实际背后还是政府。现在城市化建设的投资问题上，按审计署审计的，我们现在是接近20万亿、18万亿，18万亿从总量上来看风险总体可控，但是有些县市负债率非常高，有很多地方超过100%，按国际标准都超过警戒线。我们在花钱的问题上面，使得城市政府、很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所以整个人、地、钱这三方面，新型城镇化都要转变。我认为城镇化的要素不仅仅是人地城，我总结有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业”就是城市一定要有产业支撑，有些城市新区，把城市，把新城区的建设完全建立在单一的房地产基础上，出现很多鬼城，市民化一定要有稳定的就业，绝不是靠一纸户籍。最重要的是稳定就业，现在在户籍改革上有很多新生代的农民工，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工说我愿意生活在大城市，工作在大城市，但是我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户籍，因为农业户籍上现在宅基地、承包地、林地含金量已经很高了。另一个原因就是就业不稳定，“业”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市民化过程中有一种误区，盲目土地改革，拿走农民的土地，那是非常危险的。金融危机期间，沿海有数以千万的人失业，外国人担忧中国社会会发生动荡，但是我们没有，就是因为农民有土地，没有形成大的动荡，所以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带动就业。还有“房”，房子的问题不能是两个“老鼠洞”，一个“老鼠洞”，是农民工在村子的老房子没人住，成为老鼠住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农民工在城市，在地下室条件很差的出租房，所以也是老鼠住的地方。我以为，城镇化改革如何统筹这五大要素是改革的关键。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8月31日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大会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整理而成。）

　　辜胜阻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文|辜胜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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