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大剧”速成式

　　专访《红高粱》导演 郑晓龙：“一剧几星”都不怕

　　从文学高地化身影像艺术，从魔幻现实主义落地现实主义，从为时代做注脚的精神标签到在市场规律磨砺下的成熟产品，时隔27年被搬上电视荧屏的《红高粱》更确切的定义或许应该是——一部女性励志年代传奇剧。较之当年的《铁梨花》“规格”自然是高，但本质却更为接近。

　　10月27日起，由知名导演郑晓龙担纲执导、周迅主演的剧版《红高粱》在山东、北京、浙江、东方四家卫视同步播出。开播后，各台收视一路走高。10月31日、11月1日和11月2日，山东卫视CSM50城收视率分别达到1.392%、1.548%和1.684%，连续三天晚间黄金档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电视剧《红高粱》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微博关键词“山东卫视红高粱”阅读量4000多万，进入热门话题总榜前五位，电视排行榜第一位。

　　据悉，剧版《红高粱》总投资1.5亿元，投资回报比达到1：2。早在拍摄阶段，该剧就已经完成了与四家卫视及乐视网的签约，并将播出版权卖到了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加拿大、美国纽约中文台等9家境外电视台。

　　11个月的大剧

　　“一开始我坚决不同意接拍《红高粱》，不是因为珠玉在前，而是因为时间。”对郑晓龙来说，《红高粱》拍摄时间之紧促前所未有。

　　与一般电视剧筹备期起码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不同，剧版《红高粱》从创作剧本到开机只用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据了解，2013年3月山东卫视取得了《红高粱》改编权、5月写剧本、6月建组、9月开机，再到2014年10月27日播出，在短短11个月的时间里，郑晓龙团队完成了这部60集的年度大戏。

　　剧本创作需要时间，尤其是优秀的剧本。以往在开机前，郑晓龙都要一点点抠剧本，“然而高粱不等人。”9月开机，正是3000多亩高粱成熟的季节，但是高粱从成熟到变黄大概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因此留给剧组的拍摄时间非常紧张，必须十分精确合理的安排才能保证完成拍摄计划。

　　不过在看过编剧赵冬的剧本大纲后，郑晓龙表示，《红高粱》让他有了创作的冲动和激情。“同时有莫言先生小说的基础在这儿放着，一方面是压力，另一方面又是借力。”

　　作为山东籍知名编剧，赵冬苓十分熟悉莫言的作品，又了解齐鲁大地的风土人情，再加上《中国地》《沂蒙》《叶落长安》等力作在前，可以说，赵冬苓是编剧的不二人选。况且时间紧张，赵冬苓又是圈内出名的“快手”，编剧合同签订仅20多天后，赵冬苓便完成了10万字的剧本大纲。

　　同样是改编自小说，电影版是从男性的角度去表现，电视剧版却是从女性视角来重新诠释《红高粱》，情节也更加曲折。在保持原主线的基础上，剧版又增加了几位贯穿全剧的重要角色，不仅丰满了那个年代的众生相，也起到了补充九儿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性格的作用。比如于荣光饰演的朱豪三、秦海璐饰演的单家大儿媳妇淑贤、黄轩饰演的与九儿青梅竹马的张俊杰等，剧中角色多达58个，相互关系也更为错综复杂。赵冬苓举例说：“为了和九儿的叛逆形成对照，就有了用传统美德塑造的大少奶奶。她是完全牺牲服从于传统，过着非常痛苦的人生，和九儿生活在一起必然会发生矛盾。”

　　郑晓龙和赵冬苓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表示，电影注重的是影像的呈现与故事的浓缩，相比之下，电视剧更能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有更多发挥空间。如果说电影版侧重于写意与抒情，那么电视版《红高粱》更侧重于写实与叙事。

　　为了请到这一组“堪称国内最好”的团队，《红高粱》制片方花费不菲。据了解，除去制作和人工占了1.5亿元成本的大半，制片方买莫言的改编版权花了1000万元，赵冬苓编剧费1000万元，郑晓龙导演费也在1000万元以上，而周迅片酬更是达到3000万元。

　　符合电视剧规律

　　在艺术创作与剧作生产之间找平衡，郑晓龙深谙此道。

　　近年来，电视剧和电影同样面临着“翻拍经典者多，推陈出新者少”的尴尬问题，电视剧《红高粱》难免被拿去与电影和小说做比较。

　　接手高人气作品的改编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前几集开播后，有网友表示周迅夺人眼球；朱亚文如打了鸡血；于荣光饰演的县长朱豪三也相当抢戏，走马上任高密县县长和断案、剿匪的场景，颇有点《让子弹飞》的味道。而有着影版《红高粱》情结的观众，面对这个机敏果决的新九儿，表示难以接受，“九儿属于那种乍一看不美，越看越有味儿的没文化的农村女子，巩俐就比较合适。周迅长得太媚，演得太有文化，属于娶到家里不放心的角儿，不是这个人物”。

　　对于剧情改编，评价同样是褒贬不一。剧版以九儿为主线，对于这个美丽聪慧却命运坎坷的大女人成长史，有观众表示，“从纯情少女到强势女人，感觉又一个甄要出现了”。但对于这种走市场路线、戏剧冲突不断的改编，原著粉们大多表示不能接受。

　　网友评论两极，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却给予该剧高度评价。他表示，山东卫视出品的《红高粱》是一部散发着勃勃生命力的大制作，如果说当年巩俐塑造的“九儿”野性十足，那么周迅版的“九儿”更加野性、更加大胆，且机敏而果烈。再加上曾执导《北京人在纽约》《甄嬛传》等多部力作的导演郑晓龙的演绎，让人感觉酣畅漓淋、不可多得。

　　赵冬苓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自己打了85分，她表示，“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大家去说好或者不好，或者捧上天或者骂得狗血淋头，有自己对它评价就够了。”

　　在郑晓龙看来，剧版《红高粱》与原著或者电影的载体不同，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并不具备可比性。他重拍《红高粱》也是想让很多没看过电影和原著的年轻人了解这个故事。郑晓龙坦言自己不会在乎网上的评论，因为他不上网，所以网上的言论并不会影响到他。郑晓龙认为，“能够有跟电影版不一样的招式，又符合电视剧的规律，这样就对自己和这部片子有自信了”。

　　对于能否再现经典，郑晓龙表示，很多经典是跟时代有关，《红高粱》能成为经典就与它所处的时代有关。“改革开放没多久，人性扭曲压抑了很久，张扬人性的《红高粱》在当时就成为经典。现在的观众审美已经到了另一个程度，就要在这个程度上做文章。能不能做好我不知道，就算没做到，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谁说每部剧都要拍成经典？”

　　专访《红高粱》导演郑晓龙

　　《综艺》：这部戏筹备、拍摄时间特别紧张，几个主演是如何确定的？

　　郑晓龙：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请周迅来演女一号，一是因为周迅这些年一直在拍电影，二是我对设想的“九儿”是个人高马大的山东大妞儿。后来经人建议才考虑周迅，把故事大纲给她看后，她特别感兴趣。周迅是南方小女子，为此我还咨询过莫言，他说他奶奶只有一米五几，还没周迅高，他非常支持周迅出演“九儿”。

　　“余占鳌”这个角色，我反复强调要强悍、有力量、要爷们儿。现在有匪气和硬汉气质的男演员并不好找。但不管审美怎样变化，男人该有男人味，女人该有女人味。朱亚文的长相比较“农民”，可以塑造农民形象。有人说他的戏有点温，但通过试戏，我发现他的表演很有爆发力。

　　《综艺》：电视剧版《红高粱》有很多改编，你和编剧赵冬苓、原著作者莫言有没有沟通过？

　　郑晓龙：这个剧本对赵冬苓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她完成了。不过因为时间紧迫，剧本完成后，一些细节问题有待处理，所以现场拍摄时做了不少改动。比如斗酒大会上余占鳌和朱豪三直接对质这场戏就是在拍摄现场改的。这场戏要有强烈的戏剧感，如果没有这个对质，这场戏就没魂儿了。这样的改动是可以理解的。莫言对这部剧的创作态度很宽容，他说电视剧是另外一种艺术样式，要尊重符合电视剧创作规律的创新。

　　《综艺》：电影《红高粱》在影史上奠定了一定的地位，这是否无形中提高了电视剧《红高粱》的创作门槛儿？

　　郑晓龙：虽然电影版珠玉在前，但我并没有太大压力。

　　第一，《红高粱》的原著小说和电影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很多人已经淡忘不少，还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从未看过电影或读过小说。我们将《红高粱》重新搬上荧屏，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部作品。

　　第二，今天的电视拍摄技术和市场条件，也为《红高粱》重拍创造了机会。今天的拍摄技术、特技处理水平远非二十年前可比。

　　第三，电视剧《红高粱》抓住了莫言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正如编剧赵东苓所说，是抓住了魂儿。每一种艺术形式的表达方式都有其特色。电影是浓缩的，电视剧可以进一步丰富。小说当中分量不是很重，以及在电影里完全没有体现的一批人物形象，在电视剧里就可以有所发展。比如朱豪三，电影里并没有这个角色。

　　《综艺》：《红高粱》这个题材有一定的年代感，你如何拉近现在的观众和《红高粱》的距离？

　　郑晓龙：影视艺术不但要讲故事，更要通过讲故事让观众代入情感，释放情感。观众会随着人物和情节的起伏发展而欢笑、而落泪，这说明观众被打动了。每一个导演和创作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达到这种效果。

　　《综艺》：作为导演，你对明年即将正式推行的“一剧两星”政策怎么看？

　　郑晓龙：“一剧两星”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一剧一星”。我认为，从长远来讲，“一剧一星”才是符合市场规律的频道格局，频道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一剧四星”、“一剧三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资源浪费。但从“一剧四星”到“一剧两星”，乃至于将来的“一剧一星”，应该如何过度？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只要创作者坚持创作优质的、受观众欢迎的作品，那就一剧几星都不怕。电视台以后对电视剧品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在美国，频道资源是有限的，很少有一部电视剧在多个频道同步播出的情况。在美国，专业频道更是很少播电视剧或娱乐节目。而我们的情况是，各省都有自己的卫星频道，每个上星卫星播出的内容都大同小异，频道资源的浪费不可避免。

　　《综艺》：你如何看待外界对你的作品的评价和比较？

　　郑晓龙：《基督山伯爵》里有一句话——一个人的名誉不在于别人怎么说，而在于他自己怎么看。别人怎么评价不重要，我还会不断地探索、尝试新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以及《金婚》。

　　电视剧作品有一个创作规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在文艺创作过程中，要有敢于违背常规的勇气，要有创新的野心。

　　每部作品都应该有点营养，都应该培养观众的审美格调、审美标准和审美能力。有些作品不能培养观众的审美，甚至为了收视率迎合一些低俗趣味，这样的作品我个人是不会喜欢的。

　　文/黄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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