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新常态更有意义

　　把一个国家由贫穷国家提升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不会自动将该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富裕国家。在经济上，没有理由期待原有的政策达到这个效果。贫穷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土地使用效率及创新能力都很不一样。然而，沿用既定政策在政治上显得更容易，甚至被认为能够保持社会稳定。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努力成为富裕国家的道路上，坚持着一个已经不起作用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概念变得很有价值。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企业主、工人、农民必须明白旧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它必须被改变。然而，引入一个经济新常态的概念仅仅是第一步、是很小的一步，它必须伴以新的、合适的经济政策才有价值。

　　寻求适当的经济政策，这正是目前中国在努力做的。中国试图通过让国有经济部门更多地与私人领域合作来推动改革，我认为这并不可取。在其他领域，土地和劳动力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这会增大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金融改革正在取得进步，同时，该领域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需要更为强有力的行动措施。

　　经济新常态不是仅凭一两个口号，就能够帮助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而是需要实实在在大刀阔斧的改革。必须包括以下政策措施：增加企业部门的竞争，而不是合作；赋予农民对土地更加明确的权利，就像1978年的改革一样；迅速整合劳动力市场，从而使日渐缩减的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立即减缓或者停止债务积累，以避免经济停滞。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国家不能将其国民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之上的状态，这些国家长期无法达到像加拿大、德国等传统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在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为什么世界上存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而真正的富裕国家却只有寥寥几个？为什么那些极为成功地走出贫困的国家随后却陷入泥潭、止步不前？

　　答案是这些国家被自身初期的成功蒙蔽了。当一个贫困国家拥有更多的工人、土地和相对较少的资本时，大量使用土地和人力以求节约资本的政策是合理的（虽然这种政策经常受到发达国家的批评）。而且，对贫穷国家来说，关键是尽力吸收大量的外国技术，而不是在国内创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即使在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相似的：为了获取短期收益，土地和资源被迅速耗尽，环境保护被搁置一边；短期对巨量劳动力的吸收优先于未来发展所需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吸收外国技术获益不少，但外国技术的易得性也阻滞了国内的技术发展。

　　当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年轻一代面临着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这时，资本不再短缺而是变得丰富，使国家在总体上获益不少，但是，曾经丰富的土地资源已经变得极为昂贵或者遭到污染；资本的充足增加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而其雇佣成本则比以前高出很多。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还在遭受人口老龄化之苦，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国家进步，吸收外国技术所获得的收益逐渐下降，从而呼唤国内技术创新的发力。

　　这清晰地表明原先的政策必须改变，不是小修小补的温和改良，而是大刀阔斧的有力改革。经济新常态是执行这些改革措施的完美理论框架，然而，实践必须与理论相配合。

　　新常态之一：放弃更多国企

　　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实践与理论并不匹配。目前的措施延续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这被中央和地方政府看作具有战略意义。这种措施曾被运用于中国从贫穷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惊人的发展过程之中，但是现在已不再合适，因为它不鼓励创新，而创新正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富裕国家所需要的。因此，国企应该从一些行业退出。

　　虽然中国比20年前富裕得多，但是其劳动力正在逐渐老龄化，自然资源正在消耗殆尽，债务正在大量积累。例如，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比美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更高。中国必须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才能缓和债务负担并保持经济增长，然而，真实情况可能是生产效率正在下降。生产效率是一个广泛、难解的经济学话题，但是，毫无疑问，创新在提升生产效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总体来讲，目前中国国企改革的路径是在阻碍创新。

　　过去，中国的创新并不是因为国企改革而出现。虽然，中国政府为保护国有企业免于竞争而持续限制市场准入，外国投资和技术依然被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吸引而来。这个模式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原因在于，不仅创新需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中国在技术上已比几十年前远为先进，再往前迈进需要面临更大挑战。对现在的中国而言，只有最好的外国技术才具有价值，而跨国公司只有在获得全面市场准入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这些具有价值的技术，而这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利益将会减少。

　　更为重要的是本土创新。本土创新在贫穷国家受到极大的限制，但随着经济发展，本土创新的机会得以扩展。本土创新不是通过政府命令就能实现的，政府可以组织类似航空航天这样的重大国家工程，但不能预见成为富裕国家所需要的广泛而深刻的创新。成功的本土创新需要一种企业能够自由进出各个行业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新的企业可以自由成长，而那些不能创新的企业则会被市场淘汰。在中国，这意味着必须放弃一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国有企业，新常态必须在国企改革领域真正有所不同。当然，2015年的中国国企已经远非1980年的国企。

　　国企的这些进步归因于两个因素：一是国企本身的变化；二是经营环境的变化。两者之中，后者更为重要。作为例证，我们比较一下中石化和埃克森（Exxon）。中石化和埃克森都跻身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列，前者为国有，后者为私有。改革中石化的一个方法是模仿埃克森。但是，埃克森的成功不是源于其公司结构或者长期战略，实际上，埃克森没能在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中获得优势，其经营被许多更小的公司远远超过。页岩气革命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埃克森或者雪佛龙（Chevron）是高效率的企业，而是因为美国能源市场是一个竞争市场。一个像埃克森一样的中石化在没有市场竞争的经营环境下同样不会创新。

　　引入私人资本在国企中持有小额股份的改革思路是错误的。即使私人资本参股中石化子公司能够提升公司的管理，这也仅仅是一个微小的收益。真正能够提升能源行业效率的措施是使私人资本得以独立运营，与中石化展开自由竞争。这将迫使中石化进行创新，或者像在上述美国页岩气市场中的例子一样，由新进入该市场的竞争者带来创新。

　　比中石化的例子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的合并。中国在铁路机车技术方面的竞争力部分源于对海外技术的成功整合运用，部分源于中国国内巨大市场的驱动，部分源于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两这二者合并后几乎完全占领国内市场，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将不会再有进行创新的动力，这个“新”企业最多能够在全球市场称霸十年，之后将会在技术竞赛中落后。另外，还有许多不这么突出却同样有害的类似重组，如平板显示器行业中出现过的。

　　越多的行业被国有企业主导，商业竞争就越少出现，创新就会越多地被压抑，经济增长就会越少。2006年，中国国务院明确了国有企业必须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这个行业清单虽尚未得到本届政府的确认，但也未与现有表述和政策矛盾。除了2006年清单上所列行业外，国有企业还控制媒体、银行、烟草等行业。

　　新常态并非简单意味着所有国有企业的解体。然而，为了中国经济取得成功，它同样不能意味着通过私人资本参股而把国有企业做大，这更像是向过去政策的回归。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应该是创建一个更简短的、真正的战略行业清单；在相对不那么重要的行业，必须放开竞争，让国有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从而使创新得以实现。中国现有的国企主导部门有军备、发电、配电、石油、石化、电信、煤炭、航空、航运、机械、汽车、信息技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媒体、银行、保险、铁路、烟草、环境技术、天然气等部门。而新常态下的国企主导部门可以缩减为军备、发电、配电、石油、电信、煤炭、航天（非航空）、航运、有色金属（部分）、媒体、银行、铁路等重要部门。

　　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战略行业清单会随着时间逐渐变化，未来可能需要扩大甚至新设国有企业，但是，在新常态下，这个战略行业清单应该尽可能地缩小。否则，创新、生产效率、中国的经济增长都会受到威胁。

　　新常态之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户口登记

　　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其他威胁来自未富先老和环境污染。中国非常了解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但是尚未做出有效回应。新常态为更加坚决地采取措施来抵消工业活动中日益老化的劳动力和受到破坏的生态基础（例如很多地区没有足够的水来支持工业生产）的消极影响，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机遇，解决方案就是为农民和工人提供更大的经济权利。

　　所有成功走出贫穷、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都是首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解决了关于粮食安全的担忧，并且解放了更多的生产力以供第二产业使用。中国的这一过程于1977年在安徽开始，当时政策赋予农民对超出政府计划的剩余粮食的占有权。外国观察家过去非常担心中国能否养活它的人口，到2015年来看，这些担忧似乎显得过虑了。

　　但是，增加总的产出并不够，每个农民的生产效率必须持续提高，从而使得粮食安全可以由越来越少的农民来保证。如果这能成为现实，下一步也需要更多的权利——那些“不必要的”农民通过其他职业寻求更好生活的权利。从20世纪80年代起，没有党的文件正式、清楚地赋予农民这些权利，但是实际上他们被允许到处流动。农民参与第二产业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城市工人数量激增这一现象也曾困扰许多努力从中等收入走向富裕的国家。对比之下，中国奇迹般地利用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现在，相反的挑战已经出现：工人尤其是年轻工人不足。虽然人口仍持续向城市迁移，但是由于迅速老龄化，工人已经变得不足。

　　中国将会与其他国家一样迅速甚至更快成为老龄化国家。这是不好的兆头，因为老龄化国家的经济表现都不太好。欧洲大部分富裕国家都出现过经济停滞，俄罗斯这个中等收入国家曾经面临人口老龄化，现在已经变得完全依靠商品收入。中国既不富裕，人均能源和金属资源禀赋也不高，从人口学角度看，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将会比其他国家更难以跨越。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停滞。

　　过去，中国对劳动力迁移的接受度与对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的担忧相平衡。新常态下，人口政策必须转向鼓励劳动力向经济发展的任何地区移动，否则，劳动力短缺会不断地降低生产。日本就是一个明显的教训：日本工人在法律上可以自由迁徙，但是由于难以转移养老金，他们并不太会迁往其他地区。面对老龄化人口和低劳动力流动性，日本制造业逐渐离开日本，日本国民收入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升。

　　中国必须做出比日本更为有力的措施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工人必须有最大程度的权利在全国任何地方合法居住、获取收益，所有城市必须开放。这是最大化工人生产效率并解决劳动力日渐萎缩问题的唯一途径。

　　就此而言，中国目前采取的方便劳动力自由迁移的政策尚且不够。从全国来看，面对劳动力已经日渐缩减、经济增长已经由于劳动力流动性的缺乏而日渐减少的现状，这些政策的执行显得过于渐进。对在主要城市登记户口的限制会阻碍基于这些主要城市的区域经济增长。在从贫穷到中等收入的发展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往往担心快速经济增长导致通货膨胀和不稳定。现在，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新常态必须充分利用任何地方出现的经济增长机会。

　　赋予农民更多权利同样能够为摆脱因老龄化人口造成的经济停滞做出贡献。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允许生产效率高的农民从生产效率低的农民那里获得土地，能够保障农业生产并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更多工人。这是提升城市化水平的正确方法，而且，对农民赋权与对工人赋予更多权利一样，越早越好。如果把农地市场化流转进程耽搁至2020年，意味着城市劳动力短缺的风险将大幅增加，从而造成经济停滞。

　　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也能够给环境污染以有力一击。农民对土地拥有更多的所有权，就会更好地照顾土地，就会保持水分、反对有毒物质掩埋在其土地里。农业用地私有化在中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除土地所有权之外的所有其他措施都应该被采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在解决贫穷问题时，就大胆而非谨慎地大幅增加了农民的土地权利。类似的举动能够帮助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新常态之三：解决债务问题

　　没有一个富裕国家具有以下特征：农业用地集体所有，对劳动力户口登记有苛刻要求，巨型国企为数众多。在这些问题上，中国要么学习现有富裕国家的做法，要么找到一个崭新而艰难的发展路径。然而，在金融问题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显得很相似——信贷太多而收益太少。许多国家面临着是增加更多信贷还是寻找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新常态明确了中国的金融政策应该改革，尤其是“定向宽松”应该变为“定向紧缩”，这样，具有潜力的行业和企业能够得到其发展所需的信贷资源，而发展不好的行业得到的则少些。这应该通过信贷分配方式从政治导向转为商业导向来达成。

　　贫穷国家不需要担心信贷过度扩张，因为其资本基础太小。随着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且可以被政府调动。这是正面的发展，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变得太过激进，不明智的项目变得普遍，从而导致了所谓的债务危机。危机常常并不像债权人说的那么严重，但对资金的过度浪费必定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过去7年时间见证了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债务危机”，2007年底强劲的财务状况到2014年底已经变弱。但是，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危机；所谓危机，只是一些观察家的误解。然而，国家发改委的研究人员的确发现存在着大量的浪费投资。中国要想变为富裕国家，显然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

　　央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已经采取合理措施以改善金融系统。例如，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足以避免新债务的形成，更不用说减少已经存在的债务负担。利率市场化本身只是改变了过量借贷的成本。在目前流动性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借贷成本将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且，如果国企和其他企业获得补贴，它们能够很容易地承受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任何高利率成本。

　　要想解决债务问题，必须使银行在察觉项目不合适时能够自主选择不放贷。要想让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必须能够说不。即使地方政府强力施压，它们也能够坚决说不，这只有独立、私有的银行才能做到。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发放私有银行牌照。但是，除非这个过程迅速加快，否则，国有银行在未来很多年依然会主导中国银行业。这些银行在政治压力面前非常脆弱，会过度放贷。这也是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同特征。

　　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它们为减轻债务负担提供了另外一种途径。当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数量众多而监管不足。但是，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收紧货币供应、给予优先监管得到处理，尤其是公司债券市场，如果能够得到更好的监管，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因为通过债券等运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似乎比银行更易受市场驱动。

　　在一个大的经济体中，在外部政策解决之前改善国内政策总是更好的。首先，中国必须向着独立的金融系统迈进。然后，在时机成熟时放开资本市场账户，使资金能够自由出入国门。诚然，资本控制能够减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但也减少了增长机会。而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增长机会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具备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优势，放开资本市场账户时不大可能发生支付危机。

　　毫无疑问，更为自主的金融机构和开放的资本市场账户将会遏制信贷资源流向经济中的部分领域——产能持续过剩的领域。如造船业，将由于信贷资源的缺失而收缩，造成失业。然而，与之相平衡的是，私有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部资本（外国资本或者回流到中国的资本）乐于向具有强大获利前景的企业和行业借贷。而且，整个金融系统将会变得更为有效，信贷资源的流动将保证新兴产业迅速替代传统行业。因此，新常态要获得成功，金融必须支持工业结构持续优化。

　　不仅仅是口号

　　如果新常态只是没有实际政策的口号，那么，它很快将被称作无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因此，关于未来推行改革措施的承诺应该变成现在就实施改革政策的实际行动。国有部门需要收缩，劳动者的土地等权利需要加强，信贷分配需要去政治化。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发生，新常态将会成为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

　　史剑道（Derek Sci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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