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担忧一点速度 多关注一点转型——经济新常态下的应对之策

　　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处于趋势性放缓的过程中，主要是由于供给面的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和效率提升三大因素发生变化，即前两者的贡献减弱而效率提升的压力加大。考虑到资源环境等综合成本上升和利润空间缩小，高投资、高消耗、高排放的模式不可持续，经济增速放慢更是顺理成章。伴随经济减速，深层次变化正在发生，投资、消费与出口三大需求的关系趋向协调，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和就业主渠道，国际收支改善和出口结构深刻调整，产业迁移和优胜劣汰十分活跃。同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需求，仍会拉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长期较快增长，并不会出现所谓崩溃。因此，不必过于忧虑速度，而应多关注和推动转型，以利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供给面因素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经济现在增长速度逐步放慢，客观上属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不是通过短期刺激可以马上增长起来的，大起大落也很难出现了，这是相对稳定的趋势性放慢过程。一般讨论的年度经济增长侧重分析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从中国中长期发展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加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由温饱型上升到小康型，这“四化”和消费升级如果协调推进，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基本面是相当旺盛强劲的，不需要有太大的担心。而研究和预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侧重分析供给面的因素：一是新增劳动力的贡献，二是新增资本的贡献，三是效率提升带来的贡献。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面因素在发生深刻变化。

　　首先是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人口学界曾预测，2015-2016年适龄劳动力增长为零，其后为负。但2012年适龄劳动人口就已经绝对减少315万，同时又每年新增加700多万大学毕业生，出现了结构性就业矛盾。适龄劳动力提前3-4年出现了负增长，意味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这是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第一个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没有考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我把劳动力素质放在效率提高这一因素里面。

　　其次是人口老龄化致使新增资本的贡献减弱。中国人口“未富先老”而且发展极快，老龄化带来储蓄的相对减少与消费的相对增加，这对于巩固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地位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而对于高投资支撑的高增长率而言，却是一个不利因素。储蓄增长放慢以后，高投资支撑的增长就会放慢。由此可见，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供给面的两大因素都在减弱和放慢。

　　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第三个供给面因素，是效率的提升。这取决于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管理改进、劳动力素质提高和制度变革五个因素。从这五个方面推动效率提升，潜力很大。需要注意的是，这五个因素大部分可能是慢变量。比如，管理改进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可以是快变量，通过增加培训与加强管理，能够调动出一些增长的潜力；但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制度变革往往是慢变量，比增加培训与加强管理所产生的影响要慢，比刺激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所造成的短期影响来得要更慢。

　　可见，在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过程中，供给面的三大主要动力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趋势性下滑是不可避免的。当然，30多年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也是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它导致综合成本上升和利润空间被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微观经济再投资活力肯定较弱，也必然影响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即使多上一些大项目、人为制造一些“增长点”，也很难奏效。因此，一定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利润来源、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而不可能仅靠短期宏观经济刺激。

　　中国经济转型有了新起点，为深化变革打下了新基础

　　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9年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和出口占的比重很大，特别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消费。而从2009年开始，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连续多年是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消费拉动。目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投资，2014年1-9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累计达到48.5%，超过了投资41.3%的贡献，更超过净出口10.2%的占比。这说明，中国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改变。三大需求的关系越来越趋向合理，尤其是消费需求的贡献超过投资需求，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稳定住这种趋势，因为它是衡量中国经济转型成效的一个关键标志。

　　产业转型升级蓬勃展开，就业渠道空前扩大。地区间产业迁移日趋活跃，生产要素跨区域整合形成新增长极。东部传统产业加快迁出，中西部主动承接，突破行政区划培育产业集群。如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等，有力拉动中西部区位和资源优势转化为后发经济优势，提升东部产业层次和高端竞争实力。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压力加大，动力增强。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新技术革命催生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和路径，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带来新的可能。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融合各显其能，优势互补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

　　服务业活力凸显，成为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和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服务业活跃程度连续多年超过制造业，一直处于扩张区间。最近几年来，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往往在50的荣枯线上下徘徊，有时连续几个月低于50，落入收缩区间。相比之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一直高于制造业，繁荣的时候高达60左右，低迷的时候也高于53，从未低于50。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从总规模看，中国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按比重排序，中国初步实现了“三、二、一”的现代产业结构；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新兴服务业成长迅猛，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新兴业态迅速拉动另一个新业态的繁荣，例如国内快递业大部分业务是为电子商务和网购服务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2013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在全国就业总数中的比重已经连续3年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这标志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变化。从经济增速和就业增加的关系看，中国经济增速最近3年连续低于8%，但是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超过预期目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彻底颠覆了过去长期形成的经济增长必须保8%才能保就业的思维定势。在经济增速逐年放慢的情况下，2014年宏观调控的新增就业目标不但没有调低，反而比以往的900万人还调高了100万人，这个底气正是来源于产业升级的态势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的潜力。这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真正的实质性进步。

　　看到产业结构和就业渠道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个百分点、半个百分点，就不那么重要了。

　　国际收支状况改善，出口结构深刻调整。前几年，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出现“双顺差”，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这说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信誉大幅提高，同时也带来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的压力。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和资本项目的逆差同时出现。这意味着两者相抵后国际收支状况改善，趋向基本平衡。资本项目出现逆差，说明“走出去”对外投资数量扩大、能力增强了；经常项目还是顺差，说明中国出口竞争力仍然较强。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还要看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否合理，是否低于3%。这是欧盟2009年判断金融危机国家健康状况的指标之一。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高达10%以上，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把该比重调整到3%以下。最近已经连续4年保持在3%以内。这是我们扩大内需、增加进口、淘汰大量落后产能的结果。

　　加快转型，还表现在出口结构的改善。目前，中国一般贸易出口的比重已由原来的43%上升到53%，上升了10个百分点；而加工贸易出口的比重则由原来的57%下降到47%，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是非常积极的变化。做到这一点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要淘汰和放弃原来熟悉和依赖的很多东西。比如，广东东莞现在提出来的加工贸易升级，要求加工贸易企业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而是给外商进行贴牌生产，没有独立的产品和品牌，谈不上研发设计能力，无需营销网络和营销策略，也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实际上就是一个个附属工厂和车间。现在改变这种低端的加工贸易模式，向独立的企业法人升级转型，意味着中国开放型经济正在努力向国际分工的中高端迈进。

　　人民币升值，对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重要的推动。但是，加工贸易对于人民币升降是没有反应的。因为加工贸易进出口全部是以美元、日元、港币等外币计价，营销网络和市场固定，与人民币升降没有关系。所以，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首要动力是我们自己的结构调整、体制变革和理念更新。随着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及其占出口比重明显降低，人民币币值变化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增大了。一般贸易出口的比重越高，人民币升值就会越来越抑制出口，同时有利于扩大进口和满足内需。因此，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和出口结构改善，实在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成果，对我们下一步的政策思路和体制变革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区域转型动力和企业承受力逐步增强。只有看到中国经济发生的深层次变化，才能平静地对待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而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目前，中国东部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中西部下降得更明显，更早地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东部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所以，东部地区正在面临高收入社会遇到的类似问题。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更要提高增长质量，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变革，更要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产业迁移。也就是说，更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利润来源，构建新的增长模式、盈利模式、商业模式，明确体制变革的方向，推进经济转型。东部地区在这些方面相当活跃，例如当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高于中西部，表明东部对市场的反映更加灵敏。正是由于增长速度放慢和供求关系变化的压力，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条件才能生成。中西部资源密集地区也在加快转型，有很多非常鲜活的事例。这一地区的GDP和投资增长比东部地区快，发展潜力大，当地的干部和企业家同样已经意识到，长期依靠资源密集、能耗高、排放大的粗放型增长已经行不通，要找到新的增长点，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的接续产业，谋求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值得努力坚持的。

　　从微观层面来说，在经济增速放慢和转型深入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正在逐步适应新形势，调整预期和经营策略。前两年，有些行业和地区出现企业大面积亏损，往往寄希望于国家放松信贷、放松财政来刺激经济，帮助它们解困。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工业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企业可以维持正常经营水平。2014年，许多企业认为，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7.2%，它们也并不主张国家采取强刺激措施来救经济。2015年以来，中西部一些地区的企业经营状况逐步好转，与全国情况大体一致。这种积极变化是令人欣慰的，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和推动力量，正是这些承受力更强、预期更趋合理的企业。

　　短期经济走势宜关注先行指标，年度宏观调控要与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衔接

　　分析和预测短期经济走势，不仅要看反映经济当前变化的同步指标(主要包括工业增加值等)，还要看预示未来几个月经济变化的先行指标(包括信贷、订单、采购经理人指数、从业人数等)。2014年第4季度以来，中国同步指标显示经济增长一直是下行的，而先行指标开始向上反弹，虽然还没有接近100这个趋势线，但预示中国经济开始逐渐向好。其他一些周期性指标也表明，中国经济一直处在曲折回暖区间。综合这些指标判断，目前中国经济不像同步指标看起来那样糟，预计2015年第1季度经济回升态势会持续，不需要急于出台刺激政策。一般而言，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会有滞后期，比如财政政策滞后期3-6个月，货币政策滞后期6-9个月，政策效果综合起来需要半年，最快也需要3个月。因此，我们需要多关注先行指标的变化，才好准确判断未来短期的经济走向。如果先行指标和同步指标都在回落，就比较值得担忧，就要及时采取预调和微调，否则宏观调控就可能被动滞后。如果两个指标变化方向相反，就要更多地关注先行指标的走向，再决定宏观调控措施的方向、时机和力度。

　　从年度看短期经济增长，侧重分析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需求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不等于年度没有波动。毕竟国际国内的短期环境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大，经济波动幅度也可能超出合理范围。中国的实践表明，年度宏观调控不仅要着眼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进行需求管理，稳定需求，也要融入供给管理的内容，包括促进结构调整和增强企业活力等政策及改革措施，才能使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经济增速趋势性放慢的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更要立足于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来考虑年度经济的协调运行问题。

　　中国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从2015年算起，这只需要GDP年均增长6.6%左右就可以了。围绕这一中长期目标，年度经济增长速度允许有一个浮动范围，不超出这个浮动范围，年度经济增长就是稳定的。从“十二五”规划开始，中国中长期发展目标更加强调高效协调可持续，更加强调环境约束和改善民生，例如提出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要求。5年经济增速预计7%左右，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也应当在这一水平上。从近年来的实践看，这一要求在宏观调控的年度目标中得到了体现和基本落实。

　　从现在乃至未来5年，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年度经济增长发生哪些深刻的调整、积极的变化，不要老盯着经济增长速度，纠结于它低一点或是高一点。只要在合理浮动范围内，经济增速比7%或6.6%略高还是略低，并不会对全局产生太大的影响。2020年全面小康是否实现，除了经济增速以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就业增加、民生改善、结构调整、环境治理等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才是我们更需要下大功夫的。

　　卢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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