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能否重现生机

　　温州经济发展回顾

　　“五把刀子走天下”、“挑着箩筐卖水果”、“背着小件去贩卖”是温州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外出经商的生动写照。温州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起点低、没有宁波等城市经商传承，其发展过程反倒印证了“摸着石头过河”之说。应该讲，温州经商文化既来自恶劣生存环境“逼”的产物，又来自20世纪后20年政府“放”的产物。“逼”和“放”造就了以温州商人为主的新浙商。

　　在经济发展环境方面，20世纪80年代，温州地区无大城市依托，人多地少，转移农村富余劳力压力沉重，依靠工业发展转移农村富余劳力，市场、技术、人才、原材料难以落实，剩下途径只有“学”和“商”可行；同时，市场化方向改革，也使得温州地方政府可以“放”手让农民自寻出路，发展工商。温州商人找准了生活中所需的小物件（标牌、徽章、纽扣、打火机、皮带、皮鞋、皮具等）进行生产。原来“五把刀子走天下”这部分人成为了温州地区最早外出的专业销售人员，且带动了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同乡以同一城市为据点的“扎堆”，如在北京大红门为中心形成了销售服装的“浙江村”等。就这样不经意间，温州商人在全国乃至全球建立起了独一无二经销温州商品的营销网络。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由“短缺时代”步入“过剩时代”时，温州商人“行商模式”优势超越了江苏苏锡常地区“住商模式”。

　　在产业结构上，目前温州地区本土仍以第二产业为主，以资源和气候为基础的第一产业比重小但发展平稳，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比重提升快。但从温州商人经营看，温州商人已在资本积累完成的基础上，已由商品输出发展为资本输出阶段，温州商人掌控资本形式已由实业资本为主变为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为主。

　　温州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温州已形成独特的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

　　在第二产业发展方面，温州以生活中必需的小物件为起步，出产的商品有低压电器、打火机、纽扣、拉链、皮鞋、服装、文具、泵阀、五金洁具、模具、礼品等，以小商品赢得大市场，创造了著名的“温州模式”；另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作为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综合性先导产业——船舶工业也成了温州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利用港湾、海岛岸线，乐清湾、瓯江入海口北岸磐石—七里港—黄华段等成为了温州重要造船基地。

　　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温州地区与众不同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占有较高比重，一方面，以资金流为核心，为企业投融资服务的金融业发达，温州地区为中国资金流动最快的地区；另一方面，以物流为核心，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发达，形成了以104国道、沿海高速公路两侧为走廊的全国专业批发市场最密集区之一。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交通改善，温州地区房地产业、旅游业也成为了发展最快的第三产业。

　　在区域发展方面，温州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主要分布在沿海和瓯江、飞云江、鳌江下游两岸，这里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城镇、人口密集地区，由于人多地少，农业承载不了太多劳力，且正对台风登陆口，因此，平原地区率先涌现出“商行天下”的农民商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温州地区共同特点就是沿海地区发达、靠近温州主城区发达。温州，除了内陆山区、离海较远、交通不便的文成、泰顺和海岛县洞头外，乐清、温州市区（鹿城、瓯海、龙湾）、瑞安、平阳、苍南等形成了以104国道为轴的中国最为发达的民营经济走廊，永嘉最为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是靠近温州市区的南部几个镇。

　　但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曾经非常成功的“温州模式”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一方面温州地区本土经济出现了剧烈波动，另一方面温州商人山西煤炭业投资和中东迪拜地产投资受阻、对外贸易摩擦加剧，这些情况说明温州地区经济发展开始遇到极大“瓶颈”。据统计，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2009年，温州外贸出口109.36亿美元，下降8.1％。到了2011年上半年，温州地区一些企业因市场萎缩和政府紧缩银根背景下最终发生资金链断裂，出现了众多企业主“跑路潮”。

　　虽然温州地区已顺利完成了由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向投资导向阶段转变过程，但温州地区缺乏如香港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既缺乏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人才，又缺乏国际投资经验，一味地停留在对外投资导向阶段，完全凭借过去已有经验专注于对外投资和外延式发展，创新严重不足，在经济新常态下下势必遭遇严峻挑战。目前来看，影响温州地区由投资导向阶段转变为创新导向阶段，主要存在以下六个方面问题：

　　1.经济贫富分化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在中国乃至世界，早已不需“藏富”的温州商人动辄以亿、十亿乃至百亿为人民币计量单位的对外矿业、地产、房产等横扫千军式投资（投机）和对粮、棉等期货群体式投资（投机），令世人为之惊叹、惶恐，并被外界作为房价、地价、股价高涨的始作俑者，“温州人有钱”成为了社会各界共识，但事实上，温州地区真正有钱人还是少数。由于长期交通不便，真正到温州实地考察，尤其到温州山区农户家庭考察的外地学者、媒体记者少之又少，于是，外界常把极少部分在外投资成功的温州商人当作了温州人全部，这完全是一种“以偏概全”错误看法。

　　需要指出的是，温州地区还有许多以务农为主业的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这些家庭承受着由本地商人攀比起来的高物价，尤其高房价所带来难以承受之痛；另一方面，由于温州地区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一些家庭成员务工所拿的又是不含社会保险的超低工资，不含社会保险，为了按时交货，工作时间极长。固然，温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反映着温州隐藏巨额民间财富，但有相当多的家庭感觉到的是“被暴富”的痛苦。

　　2.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统筹城乡发展。温州真正“富得冒油”区域还是少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方面，温州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瓯（江）（沿）海富、山区穷”。整个温州经济可以分为三个阶梯：一是经济最为发达的核心区——瓯江入海口两侧，以温州主城为核心，包括乐清、永嘉的南部镇区；二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滨海地带，包括乐清、瑞安、平阳、苍南、洞头等滨海地带，大体处于104国道以东区域；三是沿海、沿江以外区域，构成主体为雁荡山脉，其中，南雁荡山西侧的文成、泰顺，因观念上的封闭、保守和交通上的不畅，经济较为落后。就其本质而言，反映的还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3.经营环境欠佳影响了外来资本投入。为何大量温州商人到外地经商？客观原因在于温州交通不便，不管短缺经济时代还是过剩经济时代，温州企业生产的商品都需要靠温州商人自己把商品运出去销售，久而久之，发现在市场地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要比把生产地放在温州便捷，这就使得温州商人渐渐到外地投资增多，但这又严重影响了温州本地税收来源。因此，温州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民间富、政府穷”现象。政府财政收支紧张，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政府财政只能以政府日常行政和人头工资支出为主，政府无力用于投资环境改善，为了改善本部门办公条件和收入水平，进而衍生出各种收费项目。

　　随着沿海高速铁路开通，温州已由“交通末端”变为“交通枢纽”，但温州仍以资本净流出位主，这与投资软环境欠佳密切相关。现在温州除了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来自与政府密切相关的中央企业和省属企业外，已很难找到真正外地投资者。作为中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的温州，吸引外资在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中垫后，固然有温州不缺资本缘故，但排斥外来投资，“自娱自乐”式发展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

　　4.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缓慢影响城市竞争力提升。温州产业发展多样，涵盖了电力、船舶、医药化工、低压电器、塑料模具、水泵阀门、工艺美术、新兴材料、鞋帽服装、食品加工等产业，其中多数产业产品具有“短、平、快”特点，即产业链短、科技含量不高、紧跟市场需求。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隐含的发展风险在于创新只是停留在产品创新层次上，遇到系统风险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如遭遇系统性的劳动力短缺、系统性的市场萎缩、系统性的原材料涨价、系统性的国际贸易摩擦等。

　　5.发展空间受限、环境污染加剧使得温州逐渐丧失发展后劲。温州以山地丘陵为主，人口、城镇、企业主要分布在沿海滩涂、沿江两岸和山谷地带，地少人稠，一方面客观上造就了温州土地和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得温州多年房价列居全国房价十强城市，同时高昂的工业用地成本也使得需要追加投资项目不得不落户于工业用地成本低的城市。破解温州发展空间受限难题的“瓯飞填海工程”项目，最终供地面积达到320平方公里，“海上温州”的建设将缓解温州用地“瓶颈”，但需要用时间和资金才能换回空间，这期间经济环境变化将给温州经济发展增添变数。温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和内生型经济发展特征，住房、工厂交叉布局，众多江河成为排污明渠。在宜居成为城市发展第一要素时，发展空间受限、环境污染加剧使得温州逐渐丧失发展后劲。

　　6.“赚快钱”思想使得温州过早陷入“富裕陷阱”。在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诸因素中，文化是影响最持久因素，换句话讲，区域经济竞争最核心因素就是“拼文化”。在中国民营企业最为集中的苏南、温州、珠三角、闽南三角四个区域板块中，惟独温州经济板块实体经济“空心化”最为严重。以“低压电器之都”乐清市柳市镇为例，规模以上企业70%以上的利润不再投资本地实体产业，而是用于房地产开发，甚至许多业主把实体企业作为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取信贷资金后炒房、炒地、炒钱。固然，温州实体产业“空心化”有经营成本上升所导致经营利润减少原因，但不可否认温州普遍存在的“赚快钱”思想更是重要原因，因为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不是温州独有。

　　温州经济转型路在何方

　　目前温州区域经济问题不是落后地区所遇问题，而是发展中遇到的结构问题，一方面是社会资本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是现有企业和现有产业需要升级转型，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必须从根源上寻找。

　　1.以融入世界为目标对温州城市重新定位并优化区域规划。新形势下温州一定要有“全球化思维、本土化作为”的理念，思考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实现行政区划优化。因为城镇化要求城镇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如果城镇带动不了所辖区域发展，就让能够带动区域发展的城镇管辖，从而达到减少行政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目的。

　　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温州划分山区、沿海平原丘陵和海洋海岛三个不同功能区，其中，瓯飞填海工程区和洞头县可学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之做法，成立温州滨海新区，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推进临港新城、港口物流、临港产业、风力发电、滩涂种养殖、海洋产品加工等产业发展；雁荡山、楠溪江、泰顺廊桥—古村等以旅游业和特色林果、茶叶等为重点，强调生态保护、水源涵养等功能；瓯江、飞云江、鳌江等下游两岸以沿海客运专线和高速公路为串联，以组团式城镇带为形式，覆盖了温州主要城镇和重要产业集群，增强温州区域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辐射功能要求温州沿海经济带优化产业、做强企业，行政区划上温州应把鹿城、瓯海、龙湾三区合一和瑞安、乐清撤市为区。由此，在优化温州区域规划前提下，温州的社会资本自然有了新的投资去向。

　　2.拿出接“地气”产业规划，减少微观层面经济干预。温州多年实践证明，政府不干预企业是对企业最好的支持，对企业“捧”或对企业“踩”都是对企业的伤害。地方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一方面，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引导企业推进产业和产品升级。

　　规划决定计划，不接“地气”的产业规划，害人、坑人、骗人。温州产业规划既要引导企业又要尊重企业。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要以中心城区、中心镇、门户镇、专业镇发展为需要，寻找现代服务业发展突破口，从而达到提升区域中心城市（镇）、门户镇对外辐射功能目的；在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政府可以提供企业产业发展参考意见，但不代替企业进行产业选择决策。产业没有“好”与“坏”之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只有“适宜”与“不适宜”区别。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选择产业发展不是论“多”和“少”，而是论“强”和“弱”，重要的是形成形式上的产业集群和内涵上的自我升级机制。

　　对于温州县区而言，主导产业选择以不超过三个为宜，中心城市（镇）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发展方向，门户镇以门户经济和临港工业为发展方向，特色产业镇以优势产业和资源产业为发展方向。各个县区通过主导产业选择和培育，再确定辅助产业和支持产业，以主导产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

　　3.统筹城乡发展，走土地集约发展道路。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通过集约发展，寻找新的空间资源。一方面强调现有城区的城市化，通过城区“退二进三”，实现中心城市（镇）、门户镇等城区服务功能提升；另一方面强调农村城镇化，通过发展小城镇，就近解决农民集中居住和非农产业就业安排。通过农民集中居住把分散的农民宅基地置换出来，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30%-50%，同时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既有利于“资本下乡”，推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又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另外，可以对前来温州就业移民入户大门适当放开，多一点从扩大消费和个人投资角度考虑，发展区域经济。

　　那么，如何解决城镇化过程中“钱从哪里来”和“人往哪里去”两大问题？

　　1.虽然温州创业热情一直居于全国各城市前列，但面对新生代创业热情的减退，有必要再次营造全民创业的浓厚氛围，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一是降低创业门槛，鼓励城镇居民、回乡大学生、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等创业，支持建立农民创业园和孵化器；参照下岗职工的政策，对小城镇吸纳进城农民就业的中小微型企业给予就业补贴。二是拓宽行业准入，打破各种制约民营企业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玻璃门”、“弹簧门”，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允许有资质的民营企业参与城镇土地一级开发，企业通过复耕置换出来的建设土地指标优先留给其发展非农产业、促进进城农民再就业。三是改善政务环境，简化行政审批，全面放开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民营资本积极投资城镇基础公共服务。四是针对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实施大规模减税、免税政策，对产品有市场潜力的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贷款实行财政贴息政策，建立融资、信息、培训、技术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对进城农民进行再就业和创业技能培训。

　　2.将改革的红利与城镇化充分对接。城镇化是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要继续深化财税、金融、投融资改革，释放红利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城镇化建设。一是银行针对城镇化特点设计新的信贷品种，区别于一般房地产贷款，对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领域的企业给予信贷倾斜，开发农村消费金融产品。二是降低参与城镇化建设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对参与偏远贫困地区城镇、新农村社区建设以及参与城镇准公益性和经营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三要按照市场规律建立多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防范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支持设立新型城镇化产业投资基金；倡导采用PPP（公私合作）模式，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城镇的供电、供水、道路、通信、燃气、热力、垃圾污水处理等项目的投资建设。

　　3.将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有效对接。城市化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要将新能源、智能城市、循环经济解决方案，连锁的商业、医疗和养老、技术服务等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业态引入城镇规划、建设和发展，高质量、高起点地推进新型城镇建设。鼓励工业企业、房地产企业和商业企业联合参与城镇规划、建设和非农产业发展，使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创造性，探索更加丰富多彩的城镇化建设模式，避免千城一面、千镇一业。

　　4.建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保证小城镇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地域、人口、产业等不同特征，因地制宜、分类分级地建立以主导产业可持续发展、百姓生活质量可持续提高、生态环境可持续改善和公众评估的城镇幸福指数为主要内容的指标评价体系，作为审核评价城镇化规划、监督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依据，避免政府追求政绩“大干快上”、企业单纯追求利润“赚一把就走”的短期行为，推动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群众为主体、企业为主力的角色定位和三方共赢的格局，以规划统领城镇化发展，强化各级人大对城镇规划制定、执行、变更的监督，防止“领导一换规划全变”和“规划规划、嘴上话话、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现象，确保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健康有序发展。

　　刘奇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