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件文物都有自己的命運

　　南山空軍墳墓序圖及周志開烈士戰績勳獎原稿重慶復歸記

　　「每件文物都有自己的命運，冥冥之中它會回到它本應屬於的地方。」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感到內心受到一種深深的觸動。盡管經常遇到人們翻用米蘭·昆德拉的那句「書籍有其自己的命運」，但是當白中琪先生千里迢迢在我面前說出這樣的話語時，還是在歷史的沉重之外透出一種清涼。畢竟，從大學講台進入文物研究的殿堂，體味更多的還是對歷史往事的噓唏和無奈。雖然不時也有一種激動與感慨：文物本身訴說的故事比史料文獻更來得真切和深刻。可是，這種感悟除了圈子裡少數人，很少能有真正的共鳴。而這一次，白中琪先生不僅道出了引出我內心共鳴的東西，更是以其行動讓我震憾地領悟到了文物命運與歷史命運的相通之處。

　　白中琪先生是從台灣前往大陸生活工作的一名商人，而且是一位學物理的台灣中央大學畢業生。在事業有成的背後，人們卻驚詫於他對歷史有一種特殊的情懷。在上海多年他為這座城市的繁榮貢獻自己的精力之時，竟花費大量時間為淞滬抗戰紀念館的建設四處奔波，殫精竭慮。我也不曾瞭解他父輩曾在大時代的動蕩變遷中留下了怎樣的歷史牽掛，但卻可以感悟到他內心對現代中國命運關注的那顆火熱的心。他在大陸看望撫慰老兵，舉辦專題學術研討會，到處收集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時期的文物進行捐贈。我接觸過大量的文物收集者與捐贈者，但是這些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謀求利或者名的動機。而白中琪先生卻是一個例外，這種例外也許無法用語言來概述，但卻是我與之從素昧平生到惺惺相惜，彼此信任的切身體會。

　　在二〇一五年五月以前，我與白先生僅是通過一位工作人員了解到對方的大致情況。而在二〇一五年五月的一次臨時的到訪中，我不僅與他長談了一個半天，還代表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接受了他捐贈的「南山空軍墳墓序圖及周志開烈士戰績勳獎原稿」。之前，沒有任何明顯的徵兆他會將如此寶貴的文物留在千里之外的重慶黃山。然而，這也恰恰應了他說出的那句「每件文物都有自己的命運，冥冥之中它會回到它本應屬於的地方。」

　　如果稍有瞭解，人們就能輕易衡量出白先生帶來的「南山空軍墳墓序圖及周志開烈士戰績勳獎原稿」的價值。四年前，一則關於南山空軍墳墓序圖及戴榮钜烈士的戰績和勳獎資料在北京拍賣的新聞曾經在重慶引起強烈反響。那次拍賣按照輿論判斷，本應該是由重慶的文化單位出面接手。可是，面對拍賣市場的高價和當時重慶有關單位有限的關注度，重慶竟與墓序圖擦身而過。其結果是相當的尷尬，盡管在空軍墳原址上新建的空軍抗戰紀念園已於二〇一〇年完工，但由於缺少第一手的資料，尤其是墓序圖。墓碑布局和烈士姓名多有誤差，連年都在矯正。當地熱心之士，急切苦盼南山空軍墳的確切信息能及早確認。我也曾多次試圖得到有關的信息，可總是事與願違，而白中琪先生的到來改變了這種窘況。

　　在參觀完抗戰遺址博物館後，我和白先生坐在辦公室交流著各自感想。特別是我強調了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所在的黃山在中國抗戰中所無法替代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時，並如數家珍地對有關歷史人物的行蹤動情描繪後，白先生似乎觸動了某種思緒。他提到曾經因為工作的機緣，他詳細閱讀了某位去台的民國要員抗戰期間的檔案，對抗戰期間重慶這座城市留下的歷史痕跡深有感觸。

　　而我也強調，正是一種歷史的牽掛與好奇心使得我也忘情地沉迷於對黃山及重慶抗戰歷史進行如癡如醉的挖掘和倡議保護。在沉默中，我也注意到白先生掠過一絲感動，在短暫的思索後，他將空軍墳墓序圖和九張周志開烈士的戰績勳獎手抄原稿整整齊齊地擺在我面前。一字一句地說：「我就把這些東西留在這裡了，我相信每件文物都有自己的命運，冥冥之中它會回到它本應屬於的地方」。說實話，那一刻我在震驚之外，更是復燃了多年都不曾激起的感懷。除了對白先生的敬意，更有一種觸摸到歷史脈搏的滄桑感。「每件文物都有自己的命運」似乎正應了食指先生當年那句「她看透歲月篇章的瞳孔，她有撥開歷史風塵的睫毛」所洋溢的希望之念。

　　與白先生道別後，我又面對眼前的文物沉思不已。這四張紙質文物，其實是在抗戰勝利後第二年的三月，重慶各界為舉行南山空軍墳公祭儀式之前，由航空委員會將空軍墳中埋葬著的有名可考的烈士事跡匯總並附帶一張鉛印或者油印的墓序圖紙發放給烈士家屬。以便她們參加祭奠活動。按照當時墓序圖的數據來看，這樣成套發放的資料數量極少，總量不會超過一百二十份（因為一百三十個墓位的墓序圖中尚有數人姓名不可考）。之前在北京以三十一萬高價拍賣的那份是發給戴榮钜烈士家屬的，而這次白中琪先生捐贈的是發給周志開烈士家屬的，墓序圖本身是鉛印（這與先前拍賣的油印版本有差別）。按照白先生的提法，這份文物資料實際上應該是從周家後人手上流出。毫無疑問，這份資料對家屬本身還是很有紀念意義。但是，隨著它流向了祖輩曾經為之犧牲的土地，永久存放到了與公眾見面的博物館。或許這才是它最有價值的歸屬地。

　　值得一提的是，周志開烈士是抗戰期間第一位受頒「青天白日勳章」的空軍人員，他曾創下一次擊落三架日機，總共擊落日機六架的輝煌戰績，是當時中國空軍中不折不扣的王牌飛行員。他曾長期駐防重慶東邊的梁山機場，一九四三年底在執行戰鬥任務時壯烈犧牲。犧牲後，追晉空軍中校，並安葬在南山空軍墳。這樣的份量在空軍墳埋葬的烈士中還是不多見的，他年僅二十四歲的一生能在如此動蕩的大時代留下短暫而美好的痕跡本身就是一種超越凡人的業績。而六十九年後，他的事跡又因這樣一件偶然中帶著某種必然的捐贈事件而被人重提，甚至敬仰膜拜，這不正是一種歷史命運的別樣書寫嗎？縱然有諸多的忘卻，縱然也飽受歲月風塵的衝刷，此時此刻魂兮歸來的背後依然透出了一種久違的精神與值得珍惜的牽掛。

　　文、圖／錢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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