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名家訪問記（下）

　　余光中談「幽默散文」

　　那年，我原定七月四日赴高雄中山大學訪問，原外語系主任、著名散文家余光中先生已為我訂了溫泉賓館，我們準備秉燭夜談。但台風突襲台灣東北部，高雄因受台風影響，全部航線停飛。於是我只能把會晤余光中的時間改在七月六日，我因七日已另有所約，而余先生要在六日晚上到台北赴宴。因此，我們的會晤只有兩個小時。

　　我乘飛機從台北市至高雄市，僅四十五分鐘，後又乘巴士至中山大學。中山大學校園十分漂亮，我打電話給余先生。不一會，滿頭銀霜，動作靈敏的余光中先生駕了一輛本田轎車來到校園門口接我。余先生那年七十二歲，個子不高，但舉止頗年輕，他一邊開車，一邊對我說：「聽說大陸規定六十歲以上的人不能開車，那我可慘了，我一天不開車，就找不到感覺。」

　　余光中可以說是台灣影響最大的詩人，是「藍星」詩社的發起人之一。他受「新月派」唯美主義詩風和西方現代詩的影響，又溶入他對祖國的依依眷戀之情。因此，從他的詩集中可以體味「詩經」、「楚辭」、「唐詩」的神韻，看到儒家的敦厚、道家的空靈。但對大陸讀者來說，余光中散文的名氣更大，他寫的那篇《聽聽那冷雨》便是一篇廣受好評的美文。我坐在他辦公室的沙發上，聽他談散文的內涵。身旁那四只頂天立地的大書櫥裡，有余先生喜歡的書，還有五十餘本他出版的詩集、散文集和譯著。

　　我們探討的話題是文學的幽默，余光中先生說，依他的理解，真正的幽默背後是正面的價值觀，真正的幽默並不遠離嚴肅。幽默是一個作家用一顆誠懇的心，比較敏感地觀察事物，看出事物的荒謬性。余光中又說，幽默的界限是很難掌握的，太過活潑，就易流向油滑；太過嚴肅，就易流向刻毒。歷史上的幽默大師，都不僅諷嘲他人，也要反嘲自己，對自己的荒謬看不到的人，決不是幽默文學家。

　　於是我們談起了歷史上的幽默大師，我們公認的古人是蘇東坡，現代文學家是林語堂、梁實秋、王了一與老舍。余先生說，儒教的人不大容易幽默，幽默的人容易出在道家行列中，但孔子本人卻是例外，他的言談也不乏幽默，他曾說自己是「喪家之犬」，這便是大幽默。後來我們談到外國文學的幽默，余光中極力推薦王爾德。他說，幽默其實是與機智聯繫在一起的。

　　談到對余光中影響最大的文學作品，余光中認為是《唐詩三百首》與《三國演義》，在現代文學史上，余光中說，他受朱光潛美學思想影響最深。最後一個話題是談新詩的低迷狀態。我坦誠告白，大陸新詩無人讀。余光中說，台灣文壇也如此。原因是新詩不如古詩，好的詩應該是深入淺出，如李白、白居易的詩，不深入淺出，哪有味，再如屈原、杜甫。問題是今天不少詩人是淺入淺出，或者是淺入深出，哪能以此來吸引廣大讀者呢？

　　談到下午三時，余光中先生駕車送我去機場，然後與我一起登機赴台北。在飛機上，余光中先生談起他曾去過不少國家，他的英語不僅筆譯好，口語也相當不錯，他完全可以在異國他鄉生活得很好，但余先生認為他在國外始終是個「無根的過客」。談話間，不知不覺飛機已在台北機場降落。還要補充一點，台灣七十歲的老人乘飛機享受半價票，不知大陸老人何日有此待遇。

　　製聯名家張佛千

　　張佛千生於一九〇七年，我見他時已九十四歲，但他神清氣爽，臉色紅潤。他把我們引進其客廳「九萬里堂」，只見滿室墨寶，書香撲鼻。「九萬里堂」由張大千題，旁有沈尹默的條幅，書房「愛晚齋」，集蘇東坡字，「愛晚書屋」四字，錢穆題。張佛千早年在北平創辦《老實人》抗日旬刊，後在蘇州辦《陣中日報》，日印十萬份，送至抗日前線。他一九四七年應孫立人之邀赴台任新聞處長，後因「孫案」發生，張佛老自請退役，在大學任教。他談起製作對聯。笑呵呵說：「這完全是偶然中觸動的。」

　　有一次，他遇訪美一百位教授學者聚會，有熟人說他是製聯高手，請他製嵌名聯。他次日送上一聯。那些教授便個個都想要。張佛老花了一個月時間，製作了一百幅對聯，皆大歡喜。後來報社知道，便每天在副刊上登一聯。從此，張佛老名聲在外，台灣、香港乃至歐美各地華人求聯者無數。

　　一副對聯高達三十萬台幣，但張佛老說：「製作對聯，我只是開心而已。」張佛老製作的對聯，一是巧妙，把夫妻的名字嵌於一聯，就以羅蘭家對聯而言，羅蘭與其夫名字嵌入，羅蘭原名也在聯中，更妙的是新婚誌喜及書香結緣皆有言之。二是氣勢極大，文字雋永可觀。如張佛老家中的對聯：「莊子逍遙化作大鵬培風九萬里，行者狂放偷嘗仙果結實三千年。」又如「直以友朋為性命，多從翰墨結因緣」。張佛老說：「我覺得漢字兼有兩種藝術之美，一字一形，有書畫之美；一字一音，有音樂之美。外國字只是符號，而漢字是藝術。這就為製聯創造了條件。你看偌大中國，何處沒有對聯？家中、廟裡、寺內，山水名勝古跡處，皆有佳聯，結婚要喜聯，辦喪事也有輓聯。我以為中國人不愛中國文字之美，他愛中國之心不會太深。但漢字要流行於世界，必賴中國之強盛。我希望中國人團結，兩岸人是一家人。」張佛老回憶起當年與張恨水、趙超構相遇的情景，說：「《新民報》以副刊聞名天下，現在也如此吧！」

　　張佛老早年攻詩詞，尤喜駢文。這是他製作對聯的基礎。其次，張佛老想象力豐富，他為人豁達樂觀，我一進門，他就說：「新朋友，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故其巧作嵌名聯，在工整之中見其活潑的趣味。不僅台灣、香港一些大學以掛張佛老對聯為榮，連歐美、日本、韓國、新加坡一些名牌大學與大使館皆有張佛老的對聯。

　　張佛老早年是報人，後來又成為名教授、名作家，他在台灣報紙副刊辟的專欄「一燈小記」與「花下散記」，一直膾炙人口。我問他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張佛老答：「《資治通鑒》，古人說：『文以簡為貴』，史筆最簡，這部書我讀過二十多遍，每讀一次，皆有新得。還有一書是《紅樓夢》，我讀二三十遍，其寫人狀物，是一輩子可學習的。」

　　張佛老稱黃苗子是一甲子的好友，他曾為自己自製一聯：「縱橫計、治平策、草檄手、捫虱談、惜哉不用；長短句、窈窕章、生花筆、雕龍辭，老矣方傳」，苗子先生評之：「音則抑揚頓挫，辭則雄雅工整，意則有得有失，如聞長歎息，如聞縱笑，如聞長嘯。」苗子先生揮巨筆書之，張佛老笑曰：「寒舍無此大壁，此是戲言，亦不敢掛。」

　　李昂談《殺夫》及性描寫

　　台灣文壇有施家三姐妹，大姐施淑，寫文學評論；二姐施叔青，寫現代詩與留學生文學；小妹施叔端寫小說，俱是文壇高手，其中三姐妹中以小妹施叔端名氣最大，她就是以《殺夫》聞名於世的李昂。

　　李昂約我在EXCHANG俱樂部會晤。那是一家健身、美食的名人俱樂部，我趕到那裡正好下午六時，李昂笑著迎出來，請我共進晚餐。那餐廳環境很優雅，是中西式自助餐，我們先要了兩杯咖啡，坐在我面前的李昂挺精神，神姿活潑，比她實際年齡要年輕。李昂生於一九五二年，畢業於台灣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後赴美國奧立佛大學深造，獲戲劇碩士，她學的是哲學與戲劇，但她更醉心於寫小說，十七歲就發表作品了。

　　談到小說，自然要談到《殺夫》，李昂喝了一口咖啡說：「寫《殺夫》其實與上海灘有關呢！」她說，一九七六年她赴美，住在白先勇加州的家中，偶爾在桌上翻到一本《春申舊聞》（陳靜山著），這本小冊子中記載的都是上海灘十里洋場的奇聞軼事，李昂本是作消遣看，不料被其中一篇《詹周氏殺夫》吸引住了。詹周氏是個信佛的女人，其夫是屠夫，以殺豬為生，那個男人以殺豬為樂趣，還常常戲弄信佛的老婆，強迫詹周氏看他殺豬，從不殺生的詹周氏嚇得閉住眼睛。但丈夫不放過她，把妻子當作取樂與施虐的工具。日久天長，詹周氏有點瘋了，她趁丈夫熟睡，把他斬成八塊，放在床下。不料那屋子的地板有縫，血就流到樓下二房東家中，那房東以為是豬血，也不當一回事。但房東借口汙血弄髒了她屋子，要賠一條豬腿，詹周氏這時已經不知所措。二房東上來敲竹杠，結果從床下拖出一條人腿。案發後，詹周氏被判了死刑，但未到槍斃日，抗戰勝利了，詹周氏也不知去向。李昂說：「這段史料很有價值，我把殺夫的背景搬到了台灣鹿港，寫出屠夫殘忍背後的東西。」《殺夫》發表後，在海峽兩岸引起轟動。

　　李昂被台灣文壇稱為「叛逆的女性」，她的小說《暗夜》、《有曲線的娃娃》、《愛情試驗》、《禁色的愛》、《走過情色時光》都以兩性關係入手。通過女性命運的波折，折射出社會某些特徵。同時，李昂筆下的性描寫，也引起爭議，我問李昂：「你如何看待性描寫？」李昂說：「關於性描寫，我們不要輕易否定它。古今中外許多名著都有成功的性描寫，茅盾在《子夜》中的性描寫，就對寫活人物、反映那個時代的特徵很有作用。停一下，我們先點吃的吧！」

　　我們用完餐，李昂繼續她的話題，她從《包法利夫人》說到《北回歸線》，又談到《金瓶梅》，她說：「東西方民族的不同特點，也導致性描寫的方法不同。」她又說，聽說大陸有幾位女作家以寫性為時髦，這些小說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羽量級的。真正有社會使命感的作家，應該揭示性描寫背後政治權力的爭奪與高度經濟發展對人類靈魂的腐蝕，提出她對社會問題的看法。

　　與李昂交談，發現她思路很敏捷，語音很爽朗，動作很快速。她最後談到現在一些年輕人在找網友談戀愛，這很不好。前個時期台灣就發生兩個年輕人在網上搞同性戀，後來兩人見面，一個叫虐犬的網民失手把另一個人扼死，這與網上色情文學的泛濫有關。談話結束後，她開車送我回賓館。

　　胡因夢醉心心理學

　　胡因夢是台灣大名鼎鼎的電影演員，年輕時扮相靚麗，神韻清雅，一舉一動風愛我》、《海灘上的一天》、《梅花》等四十餘部影片中出任女主角，紅極一時。有人說胡因夢不僅戲演得好，文章也寫得好，是影視圈內有名的才女。生活中的胡因夢也確實對作家產生過濃厚的興趣，與李敖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更讓她成為媒體炒作的對象，但今天坐在我面前的胡因夢，完全像變了個人。

　　那天黃昏，細雨迷蒙，胡因夢約我在她家附近的紫藤茶藝館會晤。紫藤茶藝館雖不大，但雅趣盎然，紫藤叢中掩映著古典式的門窗，走進去只見案几上放著各種精緻玲瓏的茶壺，還有一些書籍畫報與藝術請柬，我本想挑沿窗坐，同來的李進文說，還不如包一個房間暢談。那個房間是日本式，我們席地而坐不久，胡因夢就走了進來，她剛從台中返回，臉上有疲乏之色，由於胡是台灣家喻戶曉的名人，因此她一進茶館，就有好些茶客與她打招呼。坐定之後，我請她自己點茶，然後邊吃邊聊。

　　胡因夢帶來一本新著，是她寫的序，那是一本心理學。早就聽余光中先生說，胡因夢這幾年淡出影壇，著書立說，對印度哲學與禪宗特別有研究。我問起胡因夢，她笑語：「只是我的興趣。」她說，她喜歡把哲學與心理學結合起來閱讀，從中悟道。她從柏拉圖、尼采談到老莊與慧能，又說笛卡爾、伏爾泰與叔本華。她談的幾位現代心理學家的名字，我很慚愧，從未聽說過。胡因夢戴了一副黑框眼鏡，使觀眾心目中那個明星已經變成了一個充滿智慧的哲人。我一邊聽她眉飛色舞地談心理學，目光卻落在那本她寫的自傳上，書上的她與眼前的她，在我腦子裡，很難統一起來。

　　我們的話題，後來轉到文學、電影與戲劇。胡因夢說，她最喜歡的詩人是泰戈爾，最喜歡讀的小說是劉鶚的《老殘遊記》。談到近代文學，胡因夢舉了兩個作家的名字：許地山與張愛玲，我從她鐘情的文學作品中，隱隱體味出她的心正在遠離昔日的豪華與喧囂的塵世。

　　我問起她走過的電影之路，她不願提昔日的輝煌，她說自己學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但在拍攝過程中，她覺得當一個演員沒有什麼意思。她拍的影片盡管很賣座，但她一直很迷惘。有一次與秦漢演對手戲，因為拍攝時間長，秦漢有事出去了，導演催著拍，就讓副導演用一個拳頭代替秦漢的臉，讓她對著那個拳頭念台詞。胡因夢說到這裡，很無奈地說：「觀眾看電影，覺得演員很風光，卻不知我們演戲的真的在演戲。」當我問起有什麼好的影片令她難忘，胡因夢不假思索地說：「法國導演最有水平，如《偶然與巧合》就令人難忘。還有伊朗影片《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導演手法很不錯。」談到台灣電影，胡因夢投了侯孝賢一票。

　　紫藤茶藝館環境很優雅，胡因夢的談吐也很優雅，畢竟是大明星，說起來很生動，手勢很形象，令人感歎的是，五十未到的胡因夢較前幾年蒼老了好多，不過，讓我感受到她的心依然年輕。

　　曹正文 《新民晚報》高級編輯，上海作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