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遗珠 舒克-肯德尔的摄影1960-1971

　　“繁星点点的夜晚，为你的调色盘涂上灰与蓝，你在那夏日向外远眺，用你那双能洞悉我灵魂的双眼……在那个繁星点点的夜晚，你像许多绝望的恋人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多么希望能有机会告诉你，文森，这个世界根本配不上像你如此好的一个人……”

　　这是一首为了纪念伟大艺术家梵高而作的歌，每每听到这首歌时，笔者心中总会升起丝丝心疼，生前不受待见的作品却在其离世后让人趋之若鹜，屡创天价。而今，摄影界也有一位如梵高之人，虽不及梵高作品之举世瞩目，他却默默地用镜头记录下艺术界中的一切，成为极具意义的历史资料。然而，至他逝世，其保留的所有摄影与档案几乎都未曾公诸于世，并差点遭毁，如非有人在一念之间将所有资料保存起来，那么今天，也许我们就不会还记得曾经有个摄影组合名曰舒克-肯德尔“Shunk-Kender”，也不会看到最近MoMA的大型展览“镜头中的艺术：舒克-肯德尔的摄影1960-1971”（Art on Camera：Photographs by Shunk-Kender，1960–1971）了。

　　五月中旬开始，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三楼摄影部展出的这个展览，用超过200幅独立照片展现了大约25组作品项目，这些作品项目从巴黎六十年代伊夫·克莱因的“空中一跃”（Saut dans levide）开始——这组是舒克-肯德尔创作的最为人知的标志性的蒙太奇照片；然后展览焦点转向纽约：他们用镜头记录了草间弥生在60年代后期的艺术事件；还有由独立策展人威隆伯·夏普（Willoughby Sharp）构思组织的项目“18号码头”（Pier 18）的摄影选集，舒克-肯德尔拍摄了27位艺术家在这个项目中所创作的作品。这些黑白照片捕捉了一个时代的艺术脉搏，定格了六七十年代行为艺术和观念艺术的混沌能量、幽默机智和发展进程。

　　舒克-肯德尔相遇在五十年代末，在这之前，出生于1924年的哈利·舒克（Harry Shunk）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征召进德军，被俘虏后扣留在英国，直到战后被释放以后，舒克去了巴黎，在这里，他遇到了出生于1937年，在1956年因匈牙利起义而逃往法国的亚诺什·肯德尔（János Kender）。相识后他们便一起工作并开始成为合作伙伴，他们的作品都署名为“舒克-肯德尔”。在1967年之后，他们移居加拿大，接着又搬去纽约，他们用镜头记录了一个特殊时代的艺术世界，然而，1973年他们便分道扬镳，正式解散了创作伙伴关系。舒克和肯德尔一起拍摄了从新现实主义到大地艺术等前卫艺术时期重要的作品、事件和重大展览，他们通过参加各种协作项目以及为艺术家摄像而与当时活泼的艺术环境产生密切的关系。

　　1960年舒克拍摄的“空中一跃”当年被克莱因发表在他自己创办的“仅存一天的报纸”上，报纸名叫《1960年11月27日星期天》。这组作品记录了克莱因为体验飞翔和失重的感觉，在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他不顾生死从巴黎郊区让蒂尔-贝尔纳街3号（Rue Gentil-Bernard）一栋楼房的二楼窗口纵身跃出的一幕。舒克和肯德尔以及克莱因身边的整个团队一起见证克莱因飞身一跃的瞬间，通过镜头中捕捉到的身姿充分诠释了克莱因对虚空的着迷。

　　草间弥生在1968年召集了许多行为表演活动，她的“镜子表演”（Mirror Performance）邀请了许多模特儿在镜子房间里演出，她在模特裸体身上以荧光漆或是贴纸绘制出五彩的波尔卡圆点，模特儿中还有传奇人物杰克·史密斯——当时纽约地下电影的风云人物。舒克-肯德尔的镜头记录了活动现场，模特的皮肤被黑暗中投射出来的彩色波点所映照的场面。而“人体炸裂”（The Anatomic Explosion）是草间为向越南出兵、苏联入侵斯洛伐克、资本主义等等议题表达的不满，而进行的一连串公共裸体活动。在纽约证交所、华尔街等公共地方，草间和她的伙伴们燃烧文件、在裸体上涂波点，包括“用波尔卡圆点淹没华尔街男人”、“股票是为了烧掉”等一系列活动使草间迅速成为美国媒体追逐的对象。甚至在一些照片中，我们还能看到舞者在华盛顿雕像前展开一面写着“自我闭塞”的旗帜。

　　1971年的二三月份，一系列的艺术作品在纽约哈德逊河一处废弃的码头上发生，在杂志《雪崩》的创办人威隆伯·夏普的组织和策划下，27位艺术家在118号码头完成了“18号码头”项目（Pie 18）。这些艺术家包括了维托·阿孔奇、概念艺术教父约翰·巴尔代萨里、丹·格雷厄姆、罗伯特·莫里斯等等。当时，没有观众在场，只有艺术家们、合作人员以及舒克和肯德尔。夏普邀请舒克-肯德尔为项目中的各个艺术家拍摄独立照片。从一开始，舒克-肯德尔的摄影就作为从观者角度出发的记录档案。所以，为了更快更直观的宣传，照片都是7×10寸的。尽管夏普只是想简单地呈现艺术本身，并没有打算参加寻常的画廊或美术馆展览，但，最后还是在加州波莫纳学院美术馆面向观众，然而，这批照片却没有在那次展览中出现。那年之后，MoMA的策展人基纳斯顿·麦克夏恩在舒克-肯德尔位于韦斯特贝斯大厦的工作室中看到这批照片后，便在MoMA举行了“十八号码头项目”的第二次展览。而这次展览所挑选并并列在一起的作品都尽量按照1971年那次在MoMA的展览的陈列来安排。

　　MoMA的这批舒克-肯德尔珍藏作品其实是来自罗伊·利希滕斯坦基金会的捐赠，2013年12月19日，该基金会将一大批拍摄了约400位艺术家、多达二十万张的档案全部捐给了五个机构，这些档案资料包括黑白照片、彩色照片、底片、联系表、幻灯片等等，其中超过十八万张去了盖蒂研究院，其余部分分别收藏在纽约现代博物馆、蓬皮杜中心、美国国家艺术馆以及伦敦泰特美术馆，这些机构之间将建立了一个协作联盟，可以共享这批宝贵的资源。

　　2006年舒克去世之后，这些摄影收藏就面临着散落甚至消失的危险，利希滕斯坦基金会于2008至2012年间一一将之收购，才有了今天宝贵的资料库。这批几乎是舒克一生的创作和积累，为什么一直不为人知甚至差点遭毁？时间需要倒回2006年6月26日，纽约西村里的韦斯特贝斯大厦。

　　舒克的尸体被发现在韦斯特贝斯工作室内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十天之多了。腐臭味从房间里不断涌出，但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各种档案资料和文件，高至天花板，发现者想要进去工作室一探究竟也没有办法，只能找个纤瘦敏捷的人从窗口爬进去。自从七十年代肯德尔离开舒克后，舒克搬至此大厦就深居简出，几乎不与人接触。他拒绝工作，不接受艺术家朋友的帮助，舒克的朋友之一、大地艺术家克劳德（Christo Claude）听到噩耗后回忆时说：“他变得非常非常孤独，非常奇怪，甚至有点疯狂。他非常恼火的是我们不能让肯德尔留在他身边。”

　　舒克晚年贫困，甚至不够钱弄个像样的葬礼。他无遗嘱也无知道其亲属关系，所以当他逝世后大厦工作人员要清理工作室时，他的物品都无人认领。负责清理工作的达里尔·凯利——同时也是发现舒克去世的人——花了一个星期清扫出整整七大垃圾箱的文献资料等等。对艺术一无所知的凯利没有将这批东西运去垃圾站，而是运回了家里。直到两年后凯利看到鉴宝的电视节目，他决定看看这堆文献的价值，这堆无价珍宝才完整地出现在世人眼前。罗伊·利希滕斯坦基金会收购了大部分的资料，然后便有了上文提及的捐献给五大艺术机构的事情以及之后的一连串展览，而我们也开始知道舒克-肯德尔为六七十年代前卫艺术所作的贡献。

　　肯德尔的离开似乎带走了舒克的所有，使他停止了一切创作。舒克应该是珍惜着他们合作过的所有时光，不然也不会将一纸一字都视如珍宝，他的工作室连活动的空间都不多，却整齐地安放着所有的文献。拆伙使他们的创作划上句点，无论这是刻意与否，“舒克-肯德尔”便永远地定格在了1973年，然而，他们的镜头却将二十年的艺术流光永远留住，许多我们开始遗忘的艺术事件，一些至今还让人震撼赞叹的实验探索，一个时代的激情魅力，全部都封存在他们的镜头中以及那堆至房顶的文献中。舒克-肯德尔：镜头背后的历史见证者，足以与镜头中的人物——克莱因、草间弥生、克里斯托·克劳德等等——相媲美的沧海遗珠……

　　文 Article>陈烨 Chen 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