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拍每部电影都像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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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5-11-02 17:34
很难说何平到底是什么身份,他自己也不喜欢被明确定位。新浪微博给他的标签是:“著名电影导演、监制,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前秘书长”,他自己在简介里自嘲“电影从业者+玩家+边缘人+吃盒饭的=劳苦大众”。
从影30年,他只导演了7部电影,出镜率却依旧很高,给好些大片做电影策划和监制,给新人评奖,参与各大影展、电影论坛,一直走在行业前沿。如今的何平,早已不仅是电影导演,更是当代内地影坛最重要的幕后推手之一,以直率敢言闻名,江湖人称“何爷”。而“玩家”何平则是时尚中人,心态放松,爱好广泛。他喜欢旅行、摄影、高尔夫、马术,样样都玩出专业水平。随着年纪增长,他那留着小胡子抽雪茄的“雅痞”范儿也日益深入人心,在奢侈品杂志上,也会不时看到他的身影。他是那种懒得冲刺第一名的人,但却活得逍遥自在,游刃有余。
2014年初,何平终于辞去了已任10年之久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及秘书长。他的理由,一是任期已满,二是回归导演身份,“后面还有好几部片要拍”。今年10月27日,他的新片《回到被爱的每一天》即将上映。这是他导演的第7部电影,也是最不像“何平作品”的电影。他说,他的创作巅峰时期刚开始。
“何爷”的电影人生
2015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提名名单里好几部优秀电影未能入选,已经卸任的他在微博上直言“这是最耻辱的一年”,引起不小震动,最终表彰大会为“遗珠”增设特别奖。
凭借一部《双旗镇刀客》,或者再算上《炮打双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第五代”导演的鼎盛时期,何平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笔。1957年生于山西,他的父亲在20年代曾是山西戏剧运动的创始人,母亲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中的唯一女演员。耳濡目染之下,何平的艺术天赋很快崭露头角,开启了电影之路。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后,他赶上了以吴天明为领袖的电影“新浪潮”。1991年,他凭借《双旗镇刀客》一举成名,这也是他迄今为止得到最高赞誉的作品。影片将武侠片和西部片的风格糅合在一起,成为匠心独运的里程碑之作。他随后的几部作品,1994年的《炮打双灯》和1995年的《日光峡谷》,乃至2003年的《天地英雄》,都具有浓郁的西部风情。后期作品中,何平的西部元素逐渐减少,风格开始变化多端。
何平的电影以文艺片为主,包括2009年那部由范冰冰、王学圻加盟的《麦田》,他也将其归为此类;鲜有的商业片《天地英雄》顺应21世纪初“大片救市”的浪潮,但票房并不成功,口碑也平平。此后,他越来越多地担任监制和顾问的角色。
何平担任监制工作,实际始于90年代末。在“中国电影濒临破产的时候”,他参与了韩三平组织的“救市”计划,和十几位一线电影人一起,策划、监制了《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大腕》《寻枪》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影片,并一度担任哥伦比亚“亚洲制作中国顾问”,推动了商业片、合拍片的发展。
何平热衷于为产业发表主张。他不怕得罪人,常常张口就贡献一个新闻标题,“炮轰”这个“力挺”那个。微博是他的发声利器。2015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提名名单里好几部优秀电影未能入选,已经卸任的他在微博上直言“这是最耻辱的一年”,引起不小震动,最终表彰大会为“遗珠”增设特别奖。前一段他又呼吁回归“导演中心制”,称“制片厂制度、制片人制度已经过时”。尽管附和者寥寥,却不影响他坚守一家之言。
进入21世纪后,作为导演的何平每隔6年才推出一部新作,2003年的《天地英雄》,2009年的《麦田》,一直到2015年的《回到被爱的每一天》。何平感慨地对《综艺报》记者说:“6年前你们可能才大学毕业,现在都已经是报社里的老记者了。6年前做媒体的,现在可能不做了。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不知道何平是谁了。6年过去,社会环境、审美口味也变了。我自己的想法也会改变。所以,对我来讲,拍每部电影都像新人。”
《回到被爱的每一天》是他的第一部城市电影,关注“北漂”都市青年人的生存困境,从题材到风格都与他之前的作品大相径庭。问他为何彻底颠覆过去,他不以为意地耸耸肩,“以前那套玩过了,现在玩点别的呗。”正如他那多姿多彩的时尚生活,何平从不回头看,内心没有包袱,眼前永远开阔。
“归零”拍新片
首次涉及城市题材的何平,把电影在三个时空中来回切换,意识流地结合在一起。甚至,整部电影都是无剧本拍摄,台词动作都由演员临场发挥。
“北漂”瑜伽教练艾伶突然回到了故乡小城生活,她发现这里人事已非。与父亲的隔阂,对男友的思念,让她在亲情、爱情之间辗转,回乡之旅变成了一次寻爱之旅。这是《回到被爱的每一天》所讲述的故事。首次涉及城市题材的何平,把电影在三个时空中来回切换,意识流地结合在一起。甚至,整部电影都是无剧本拍摄,台词动作都由演员临场发挥。很难想象这部“清粥小菜”般的实验性电影出自《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天地英雄》的导演之手。而他也得意于自己的“归零”。
何平不喜欢煽情,讨厌阐释自己的电影,因此,任何关于电影本身的问题都石沉大海,“我要是说得出来就不拍电影了,应该去写书、表演脱口秀。”他自在地吐出一口烟圈,在眼前缭绕了一会儿。
这部文艺电影,缘起其实很简单。去年六七月份,何平发现自己工作室里一些工作了很多年的年轻人离职回老家了。他一向喜欢和年轻人玩在一起,同事的离职触发了他的情感。“这些孩子从外地来北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又回老家结婚生孩子,把青春都洒在了这里。我相信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一定会有自己的爱情故事,有他们的挣扎。”他认为这是当代最重要的社会议题,而它却还没有被电影表现过。于是,他决定着手拍摄这个题材。在查阅了许多社会学调研报告、亲自跑了十几个三四线小城市后,去年11月,电影正式进入筹备阶段。他反感“心灵鸡汤”式的标榜,“有人说我花了6年时间筹备这部电影,怎么可能?灵感来了,一切都很快。”
仔细探究,新作中还是很自然地流露出导演一贯喜好的主题:一个外来者,在旅途中停留于某处,打破该地原有的平静,改变一切。提及这一点,何平点头称是,“没错,‘外来闯入者’是我一生的主题。我相信个人的力量。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能量足够,放在任何环境下都具有颠覆性。”他透露自己正在准备的下部新片,这个元素仍然贯穿其中。
气场十足的何平毫不掩饰对这部新作的信心。在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他说:“30年来,我只拍了7部电影,但每一部都会入围电影节。国际电影界始终在关注我在做什么。”多伦多电影节今年首次设立竞赛单元,并以中国导演贾樟柯的电影作品《站台》命名。首届“站台”单元评委由贾樟柯与法国导演克莱尔·丹尼斯和波兰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共同担任,共有12部影片入围,其中包括《回到被爱的每一天》。最后,何平凭借该片,与另外两位导演共同获得“站台”单元“评委会荣誉导演奖”。恰好,《回到被爱的每一天》国内公映的第四天,贾樟柯的《山河故人》也将上映;恰好,两部影片的男主角都是张译。何平说这个结果纯属偶然,但是他为此高兴,“这是互相促进”。在微博上,他也不忘为《山河故人》加油。
“第五代”的好日子还没到头
“活跃在一线的‘第五代’只有四五个。一年700部电影,就这么四五个人,还有这么多人关注他们,足够说明他们的力量。”
已近花甲之年的何平,精神状态很年轻。“别人三四十岁的时候高产,我那个时候就在生活。所有大师的经典电影作品都是在60岁左右诞生的,这是规律。到了这个年龄段,所有一切都成熟了。”
何平透露,接下来两三年,他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小成本文艺片上面。这既是兴趣使然,也出自他对市场大势的判断和自觉的职业意识。“当对美国全面开放以后,拿什么来支撑电影产业和电影文化?要用这两三年的时间,让中国的文艺片冲出一条路来。”“第五代导演过去都是文艺片导演。当90年代末期,中国电影市场年票房六七个亿,整个产业快要破产的时候,所有第五代导演全部转向商业片来救市。是第五代导演把商业市场培养起来的,这代人是很伟大的。你说他们不会拍文艺片吗?不是。等到市场好了,他们会再回来。”可是,目前活跃在一线的第五代导演都在拍商业大片,几乎没有人拍实验性作品。何平决定主动回到文艺片的轨道上来。“现在商业片市场一年400个亿,我们为什么不回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尽管第五代的老将们近年推出的新作大多饱受争议,他仍对第五代导演的未来充满信心。“活跃在一线的‘第五代’只有四五个。一年700部电影,就这么四五个人,还有这么多人关注他们,足够说明他们的力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美国狙击手》,84岁拍的,全美票房冠军。这跟年龄有关系吗?第五代从制作经验到艺术修养,整体综合实力仍然是最强的。当然,各自想不想有所作为是他们自己的事。我自己?我没有野心,不然也不会6年拍一部电影啦。”
对话何平:未来两三年,中国文艺片一定要冲出一条路
《综艺报》:你为什么总是隔6年才拍一部新片?
何平:没有刻意等6年,就是要有感觉才拍,因为我也不是非要拍电影才能活,除非找到一个我感兴趣的题材。我是一个很好的监制,也可以到电影公司做老板。我不需要拍电影,但是当我想拍电影的时候,我要保证它不掉链子。我要拍一部电影,绝不是急就章,绝不会看2015年时髦什么就拍什么。做了30年导演,只拍了7部电影,还能在这个行业工作,都是因为作品的生命力很强。我还是挺满意自己的。
《综艺报》:你过去老拍西部片,为什么这次突然拍了个城市片?
何平:老吃川菜,偶尔也得吃个炸酱面啊。《双旗镇刀客》之后,《炮打双灯》是文艺片,《日光峡谷》是文艺片,《天地英雄》是商业片,《麦田》又是文艺片,基本都是文艺片。这部新片是我的第一部城市电影。我也一直想拍一部城市片。
《综艺报》:“北漂”这个题材触动你的是什么?
何平:我们过春节的时候,有几亿人在路上。中国有多少人漂泊在外?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有800万人,都相当于一个欧洲小国的人口了。这么多人远离故土,寻找自己的未来。
其实80后这一代很苦。父母大都是50后,小时候赶上文革,青年时期赶上改革开放,面临价值观巨大转变,人到中年面临下岗。很多父母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好,没法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80后这一代长大了,就得面临就业、买房的种种压力。我查阅了北大的调查报告,全国大概有2亿人到外面去打拼。你们去一个办公室看,有多少人是本地人?年轻一代人,他们把青春放在了异地,而三四线城市由于年轻人大量流失,变得没有活力。
这个现象不会到此为止,未来还会继续。而这么重要的题材没人关注,没人拍。一个题材有没有生命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未来有没有观照。
其实在大城市里生活,对人最大的改变不是命运,而是生活方式。家乡没有酒吧,这里有;家乡没有星巴克,现在却学会喝了。你可能还是住在城乡结合部,还是得挤公交坐地铁去上班,你挣的钱都花在你的生活方式上了。这个生活方式一旦变成习惯,你就回不去了。这跟城市没关系,完全是自身的拧巴。
《综艺报》:第一次拍城市电影,有哪些挑战?
何平:你要听实话吗?主要我不爱说假话。城市电影比我以前拍的古装片容易太多了。它唯一困难的地方可能是,镜头里有些东西不是你需要的,但你又拿不掉。但我的团队非常专业,美学水平很高。我也没有固定团队,当然也有一些旧部。
《综艺报》:影片的中文名《回到被爱的每一天》和英文名The Promised Land都很有意思,这有什么说法吗?
何平:中文名听起来比较顺。它不仅关乎主人公的命运,我自己这么多年不当导演,也想要“回到被爱的每一天”。英文名出自《圣经》,其实很多义,不是那么具体。我们不知道“理想之乡”在哪儿。北京是吗?可能你过几年就离开了。国外是理想之乡吗?很多“海归”也回来了。“漂泊”这个主题,全世界都一样。
《综艺报》:你看好女主人公未来在小城的生活吗?你觉得她的出路是什么?
何平:我给不了出路。我只反映困境,反映困境里的人有没有爱,够不够强大。每个人的出路都是自己选择的。
《综艺报》:你满意自己的新作吗?
何平:电影要满意了,就不再拍了,不满意才有下一部。这是我这一年最想拍的一部电影,我就把它拍了。想拍是非常难实现的事。你想拍的故事,投资人给你钱吗?你能做出来吗?
黑泽明说,我拍了一辈子电影,最想拍的是《梦》,前面都不是我想拍的。但是他拍《梦》的时候已经80多岁了。我过去的电影也不一定都是自己想拍的。因为我必须要先混出来,才能达成拍自己想拍故事的愿望。《双旗镇刀客》是我想拍的,那是早期。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想拍的那一部分。但是你要考虑发行、市场,很多因素。我现在热衷小成本制作,离我的理想比较近。你花的钱越多,管你的人就越多。我现在50多岁,拍了一部自己想拍的电影,我觉得很幸福。
《综艺报》:你透露接下来要拍新片,现在是进入创作高产期了吗?
何平:是。所有大师的经典电影作品都是在60岁左右诞生的。这是规律。到了这个年龄段,所有东西都成熟了。而且现在拍电影也容易。过去我们说“电影导演是在胶片上写作”,胶片多贵啊,现在硬盘上写作,成本很低。电影的门槛变低了,很多年轻人可以进来玩,成熟的导演就可以进行一些实验。
《综艺报》:你觉得现在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吗?
何平:还没到。我们对美国的开放在2017、2018年,就在家门口了,过几年才是真正考验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何导出山了,还不得弄个大片拍?”也有几千万、上亿的项目找我,我反而不会去拍。当对美国全面开放以后,拿什么来支撑电影产业、电影文化?这两三年时间,中国的文艺片一定要冲出一条路。我很高兴的是,今年的文艺片票房比过去要好。这是多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对观众审美培养的结果。
我会在文艺片上多下些工夫,这两三年的兴趣在这些方面。而且第五代导演都在拍商业大片,还没有人拍实验性的作品。
《综艺报》:第五代导演已经走了这么远,还会回归文艺片吗?
何平:别人不知道,反正我选择回来。每个人情况不同,养家糊口的成本不一样。但这也并不代表我以后就不拍商业片了。
《综艺报》:你认为中国电影产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何平: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发展得太快,人才培养跟不上。一个导演没有十年的时间怎么培养出来?瓜还没成熟就要摘,所以很多作家、演员纷纷转导演。电影导演这个职业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做。数字化以后降低门槛就更容易吸引人才。这个没问题。
我曾经说过,中国市场上特别需要30岁左右就能拍大片的导演,但是没有。所以,必须支持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非常有才华,但是他们需要经验,谁愿意给年轻导演这么多钱呢?现在很多培养青年导演的项目,给个几百万,培养不了人才。我跟很多制片人说过,起片就得3000万,才能培养出人才。导演必须通过预算来使用电影手段,没有用过那些工具,怎么知道如何利用它们实现效果呢?所以,最好的培养方式就是给钱,让年轻导演去玩。我们第五代不都是这么玩儿的吗?但现在能这么做的人很少。
何平
1957年生,山西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前副会长及秘书长。导演作品主要有《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日光峡谷》《天地英雄》《麦田》以及《回到被爱的每一天》,其中《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日光峡谷》荣获柏林电影节等多个国际大奖。1997年开始担任顾问,两年中策划和监制了《甲方乙方》等十余部影片,1998年出任哥伦比亚电影制作(亚洲)公司顾问,其间策划和监制了《大腕》《手机》等影片。21世纪后,着力发掘电影新人,曾任《寻枪》《可可西里》监制,并在多个电影节展、论坛担任评委及发言人。
文/喻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