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的道义性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中国增长
- 发布时间:2010-10-18 09:26
他认为：“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国家在30年间，能将5亿人口从仅仅能够勉强糊口的务农生活中拯救出来，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确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不管那是以何种方式达成。因此有感于此，我或许应当抛弃我的西方式视角。不过我真的想知道，对于21世纪中国的威权特质，人们应该怎样看待它处理不同政见者、司法自主、宗教自由、控制媒体等做法呢？我们是否应该承认这是个‘新世界’？”
中国的政治体制还会继续进步
我觉得，问题的本意是对中国既能维持威权统治，又能在经济上获得持续高速增长感到意外。其实，这一点也不稀奇。
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同样在残酷的威权统治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增长。日本也是在明治天皇的良性君主专制时期，出现首波井喷式经济增长；并在二次大战后的一党专政时期，出现第二波井喷式经济增长。还有，在工业革命时代，绝大部分的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以现今角度来看，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只有地主享有投票权，妇女无权投票等等)。有些人认定，一个国家若要实现初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就必须是自由民主政体，其实这是奇怪的幻想，并无实证支持。
那么，这是不是担忧中国的成功之路会导致其它国家依葫芦画瓢呢？实证显示，跟托尔斯泰所说的“不幸福家庭”一样，每一个成功经济体都有其特有的成功环境，外部模式的模仿效果是有限的。
中国模式在中国行之有效，是因为有一些其它国家无法复制的特定历史和制度因素。
这包括：1500年历史的中央官僚统治，为现行的威权官僚统治制度留下了样板；历史几乎同样悠久的活跃商业活动与工业化前的资本主义，为国家决定改革后的民营经济发展保存了火种；以至香港的存在意味着中国可以全面采用西方的现代制度(例如可靠的法律制度、产权制度、高效的服务等等)，而不须经过几十年的内部政治争辩去重新建立。
或许，大家关心的是，中国可以至今不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却能维持经济充满活力，将来可否永远如此？实际上大家印象中的“中国从来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是错觉。现今的中国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在言论自由、政治论述的空间、人身自由和私有产权方面，已经有巨大的差别。
直至毛泽东当政的末期，中国仍然是一个统治者受约束较少的政体，并造成众多灾难性的后果。之后，它转型成一个威权官僚政体，虽然仍然很不完美，但算得上是问责性愈来愈高的政府。这已是巨大的政治改革。
我们在评判中国时，不要看它还要进步多少，而应看它已经进步了多少，你就会发觉，它的转变已经相当大了。我们有理由预期，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未来几十年还会继续进步，虽然不一定是以平稳或可预期的方式来实现。
让不同价值权衡协调
抑或您关注的是我们西方人要以某种方式对中国做出道义评判，即经济进步了多少，那么政治管制就应该相应放松多少。若放松较多，中国就是好；若放松较少，中国就是不好？这里我要从哲学角度去评论，以区别于查尔斯。与他不同，我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坚信，是社会的政治取舍塑造了经济活动，而不是反过来。
正如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指出，社会有很多好的价值，例如正义、财富、个人自由、社会稳定、安全、公平等等，但我们却不能一下子同时实现。在这些终极价值之间，难免要权衡取舍。这就是政治。社会利用协商来达到不同价值之间的权衡取舍，而最终的交易将会塑造出一个竞逐的环境，让经济参与者在场内操作。
在我们形容为资本主义民主的众多社会中，不同价值派系讨价还价的结果也有很大分别，因此经济活动的性质自然亦不相同。美国能容忍不稳定、犯罪、不平等和有危害性的宗教狂热，欧洲和日本会觉得这很荒谬，但美国这种自由主义的回报是，它形成了更具活力的企业家创富体制。日本人愿意接受的社会约束，是西方人觉得异乎寻常的。但日本却达到了社会高度稳定，在某些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功(例如高精密度的制造业)，因为这些领域都需要个人的自律和社会团结。
像其它社会，中国也在寻找一套让不同价值权衡协调的机制。他们仍然在不断摸索前进中，但过程是动态，而非静态的。
我们美国人存在一个奇怪的乌托邦式倾向，以为在所有让不同价值权衡协调的机制之中，有一种是完美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一种)；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判断其它社会如何达到这种机制。任何偏离都好像是罪大恶极，让我们对此咬牙切齿。
但或许我们应该停止这种忧虑。中国将会走它自己的道路，不管是什么模式，但愿它能为绝大部分中国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带来好处。只要我们的社会继续造福于我们，那无论两个社会最终是大同还是大异，并不是大问题。
正如法国人所说的，各人有各人的方式(Chacun a son 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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