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永在中国（下）

　　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持续推动人类不断地走向文明和进步？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自身的理性。无论是工具的改进和升级，还是认识的提高和升华，都是理性的结晶——理论创新付诸实践后结出的硕果。牛顿定律和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和核能的开发，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和现代社会管理体系的成型，这些都是一对对理论与实践相伴的因果关系。社会主义事业从诞生到发展，每一步进展都有一位或一群伟人用创新的理论为其做铺垫，今后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也有待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持续地做出理论创新。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其意义远大于对以往的和现行的政策进行解读。

　　但是说到对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伟人，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那些光芒四射的革命导师、日理万机的政治家，没有几个人会想到一位数学家。我认为，俄罗斯人华西里·列昂惕夫也应当位列其中，绝对当之无愧。在经济学界，人们都知道他和他的两个学生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莫顿·索洛都是诺贝尔奖金奖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甚至比他获奖还早三年；也知道他获奖的原因是把投入产出分析理论用于苏联宏观经济体系模型的建立，用纯数学的矩阵变换给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入要素与各种社会最终产品之间找到了准确无误的比例关系。苏联人从此有了他们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科学依据，无疑这使得他们大大增强了制度自信。在世界的另一端，这个成就也让一贯看不起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学术家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改变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

　　1935年在访问苏联以后，法国文化大师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写道，“目前这些政策包含着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与苏联的胜利是连在一起的。”

　　从来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看待科学发明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1973年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列昂惕夫。取得这个成就的一个亮点是，这是人类第一次把数学方法直接用于社会经济的建模和管理，证明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以与科学进行友善链接的。但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在这条思路上，再也看不到别的探路人的身影了，远远望去，那条路上还只是那个孤独的背影——列昂惕夫一个人。

　　列昂惕夫开创的这个研究方向，不同于以前所有的经济学家。别人的研究对象，都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这个自然系统，唯独列昂惕夫另辟蹊径，他是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人工系统来观察研究的。此时，原来那个自然系统中（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人人逐利的原始动力（也是这个体系的唯一运作力）没有了，动力变成了全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社会资源的最优利用和最有效开发。再换另一个观察角度看他的探索，就是他从云端最高处，鸟瞰这个庞大的社会经济全局，为它设计出总体运动的部署方案。依我看，这就是在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做了数字化的顶层设计。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体系，就应当是这样一个宏大的人工系统工程，它规模宏大，错综复杂，却精密有序。在一定条件下，它体现了人类的经济理性，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等和谐关系。

　　但后来的问题，就出在上面那句话的“在一定条件下”这个前提上，人们后来都看到了苏联在80年代越来越糟糕的经济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可以用那个投入产出模型做到一时的效率最优；但是，一旦把时间轴拉长，如果不对它进行科学的调整，不依照外界变化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那么时间就成了它自身最难应付的对手。

　　与苏联那种对计划经济体系进行军事化管理不同，我们中国人则把社会主义经济的运作看得很轻松很浪漫，我们曾经用不长的几句话就概括了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诀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的内部矛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有计划，按比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稍有一些阅历的人，都不会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口号。

　　其实，即使依据投入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理论所创立的国民经济部门联系平衡表，也只是把既有的经济数据用数学方法编纂起来，组合成一个大型的实战操作模型矩阵，其本质是用对以往的综合来推断未来、筹划未来，所用到的各类参数系数都是定数。应当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系数参数都会发生变化，统计部门应当及时把这些变化收集汇总上来，计划部门再据此对整个系统的各个节点进行调整，这样才能维持系统的科学性和实践操作的有效性。

　　持续地这样做下去已经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了，更难的事情是还要时刻审视这个宏观人工系统的外生变量的变化，这些外生变量中，最主要的是科技新成果不定在什么时候会进入到经济领域中，造成对原有生产系数的修正，不及时调整，所得到的结果会对全盘规划造成扭曲。

　　苏联国民经济体系发生大规模指挥失灵，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此时正是美国里根总统任职期间，于是就有学者认为，是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经济。实际上，是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浪潮”冲击了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部门和流通部门。每个国家，包括中国，都在做出应变反应，调整经济体制，调整经济规划。苏联庞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调整是很难作出全面有效的应对的。

　　当时笔者正供职于国家计算机总局，记得在总局副局长郭平欣访苏考察归来的全局汇报会上，郭平欣透露苏联在引进计算机技术和自行进行计算机技术开发方面，甚至不如中国的水平，反应速度很慢。这就难怪苏联成了后来后工业时代的门外汉。更为蹊跷的是，苏联的同行们还自信满满地对来访者说：“我们就不如你们的反應快，但是我们的步调，都是在有序地进行着……。”

　　他们就是这样坚持“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不是他们看不到，而是做不到，理由很简单，船太大了，不好掉头。此时，原来的那个巨大有效的指挥系统现在变成了苏联继续发展的绊脚石，在新技术新材料应用方面他们落伍了，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经济下滑是不可避免了，照此下去，最后的溃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是后来引发整个联盟政体的解体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成了20世纪世界十大重要事件之一。

　　此处插上一句话，我国的经济统计系统，也在此期间从苏联引进并试用了以投入产出法作为调控国民经济管理的手段，出于上面提到的同样原因，我国于80年代中期终止了这项带有试点性质的战略部署。好在我们此时已经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很快我们就发现，我国经济体制的这次成功转轨，让我们跟上了世界工业第三次浪潮带来的经济繁荣，得到了与苏联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使得我们躲过了苏联遭遇的那个陷阱，这多亏了我们当年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但是，40多年过去了，现在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的时候，就应当适时调整战略。我认为，我们今后应当从两个方向上加强理论探索的力度：一是要进行总体战略的理论研究，二是多方试点，——包括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尝试发达国家已有的发展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完善我们的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理论的体系。

　　关于总体战略理论研究的内容，我在2012年已发表的文章——《顶层设计——中国模式的充要条件》中详细阐述过，其主要内容是组建专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进行战略研究的经济院，汲取曾经让苏联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经验，即用投入产出法理论建立新的宏观经济指挥系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新型统计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发展之。这就要求我们要召集数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学和算法语言诸方面的专家，加入到宏观经济体系的建模和管理队伍中来，不断加大我们的宏观调控手段的科学含量，使得我们的宏观调控沙盘成为一个动态的经济模型，能够随时依据外生变量的变化对国民经济进行持续、及时且有效的调控和日常管理。

　　在总结实践试点这方面的经验时，不仅要关注各项政策法规方面的更新对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影响，还要注意利用网络时代大数据处理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作为对社会环境基础的改造，还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进行大力整改。例如，对原有的法律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造，完善法律体系中薄弱的程序法建设，明确民法、刑法、商法之间的界限，不要再将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当作刑事案件来处置。此举的要义，主要是为了保护新生的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合法权益，不要让悬在他们头上的“原罪”威胁到整个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

　　再如，原来从事经济性质的市场有偿服务的所谓“事业单位”，应当尽快实行市场化转型，成为平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彻底摒弃沿袭已久的衙门作风。诸如此类的具体推进全社会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造的改革措施必须稳步推进，不能东张西望踌躇不前，这才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业的应有之义。

　　中国历来有“以吏为师”的文化传统，两千多年来，吏治社会的各种弊端和方方面面的旧习俗，影响着社会一代又一代人的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把这个传统当成“中国特色”保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否则受到不利影响的不仅仅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发展速度，更有可能让我们在建立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进程遭遇阻障甚至走上弯路。这一点应当引起各层级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们予以足够的重视。这虽然属于实践方面的措施，但如果不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就会让“中国特色”与“市场法则”之间时不时地发生内讧，使宏观经济管理出现不协调现象甚至引发混乱。为政者不能不对此问题加以审慎的对待。

　　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曾经辉煌过，是因为它有一个周密的总体设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今后的远大航程，也有赖于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所要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当是对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扬弃，其中最主要的突破点，一个已经被我们所掌握，那就是把市场法则引入进来，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另一个尚未完全突破的难题，是把几个外生变量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定性定量地研究深研究透，把它们作为实际操作中不可或缺的系数或参数加入进来，用于对国民经济规划进行伺时跟踪调整，这需要我们的数学家、计量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会同计算机算法语言专家、网络信息处理专家一起组成攻关研究团队联合作战，目标是建立科学的、精确到量化指标的经济分析决策系统。这是我们迟早要进行的艰苦探索。如此，现在尚未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能在将来成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体系。

　　每一部交响乐，都有个总谱，在它之下各种乐器都有自己的分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这样，必须有一个能涵括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总体理论框架，这是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之处。有没有这个包容社会经济总体的理论框架，往短期说是关乎今后发展的效率，往长期说是能不能顺利让中国走上建成永远富有活力的强盛的社会主义强国道路的问题。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对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进行改造的指导意义。奥斯卡·兰格在思考“混合经济”内部结构存在的缺陷问题后指出，在转型过程中，那些手握经济大权的政府官员会产生权钱交易的冲动。兰格辞世于1965年，当时还没有“混合经济”的实体。如果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认真研读过兰格的这个警告，并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那么在后来的转型期间我们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贪腐案件和贪腐官员了。

　　没有理论的社会活动本质上都是盲动。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当前亟需的理论探索工作，为了今后中国的发展，为了民族的振兴，无论怎样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也不为过。

　　此篇絮语选题立意过于宏大，涉及面过广，头绪多得难以收尾，只好就此戛然辍笔，今后或有补充，再另外确立题目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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