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一年多的楼市调控过程，还是让我们看明白了其中不少的道道。比如说之前曾反复遭到诟病的地方政府拼命“卖地”，在过去一直被抨击为推高房价的重要推手。现在看来，该观点恐怕也需要反思与斟酌。
内地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还有吸引外资、地方领导人的政绩需要靠其GDP来拉动、支撑以及被上级考核，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等多种因素与压力，都需要地方政府不得不大批的卖地。否则，上述的任务、目标和责任等都会变成“无米之炊”。
事实上，各地的土地出让金收益，早就已经成为中央施政目标的资金重要来源。此外，日益膨胀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又只能指望土地财政的维系。因为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和所属的平台公司，之所以敢于大量向银行举债，其底气还是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掌控。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有关，就像那句名言所讲，“没有钱，万万不能！”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近日刚闭幕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计划在未来十年水利投资将达到4万亿元，年平均4000亿元。农田水利建设欠账多、资金短缺，是困扰水利发展的重要瓶颈，包括近期如此多的一二线城市，因为突发暴雨而产生的严重内涝。
缺资金、没有办法兴修水利的窘境，当然需要在“十二五”期间得到改观与缓解。这些巨额投资，一方面来自于中央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今年一号文件特别提出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的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中央提出加强水利建设的十年目标，其具体落实的关键，还是在于资金从何而来？显然，地方土地出让金成为中央施政目标的“唐僧肉”。
还有规模同样庞大的保障房建设，今年必须有1000万套住房的开工，也需要地方土地出让金10%的配套资金。按照住建部此前的估算，1000万套保障房至少需要1.3万亿元，中央财政出1000亿，省市县政府承担约4000亿，其余8000多亿需要通过社会机构投入、被保障对象及所在企业等渠道筹集。
对此，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多年处于财政赤字的背景下，能否拿出这笔钱？是业界严重质疑的焦点之一；第二方面，拿得出、或拿不出，政府自然都会把目光盯上土地出让收益上，这是必须的。最近国务院又决定“土地出让金按10%的比例提取教育经费”。据说是为了实现早先提出的全社会“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GDP4%的目标”。
水利、保障房和教育都是全国性的“举国大事”，还有本周三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的土地市场“国五条”提出，要开展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试点”，完善土地收益基金制度，明确土地收益基金计提比例，专项用于耕地保护。这些资金投入同样需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在地方上，上海的市委书记俞正声曾经说，近年来上海社保亏空巨大，财政每年要拿100多亿填补，包括其正酝酿用国企收益和土地出让金来充实社保基金；重庆市将“国企经营”和“地方土地收益”绑在一起，绑出了一个“第三财政”等。随便掰手指一数，政府在这么多的方面都需要花钱，巨额土地收益能够因为舆论的质疑而叫停下来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国务院为此在本周三再度祭出土地市场调控的“国五条”。笔者以为，一、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叫“加强和改善土地调控”；二、真正与楼市调控直接有关的新措施，还是其中的第四条，即要推进商品住房用地供应“由价格主导向双向定价、配建保障房等转变”。
这种新规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即便以前没有主动参与过保障房的开发商，未来也要“被动”地参加保障房建设。如果房企不“识做”，应该就没有资格参与拿地。显然政府更希望开发商将一部分利润拿出来去做配套的保障房；此次“国五条”的新规定，显示中央对此举已肯定，并有意在各地推广。
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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