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手坚持
-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 关键字:雷动天下,现代舞,曹诚渊,艺术
- 发布时间:2011-08-11 16:20
在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的小剧场，曹诚渊全神贯注地观看演员创作的两个节目。他坐在观众席上，默默看完第一遍表演。当演员跳第二遍时，他会根据音乐起伏和场景变换，对灯光颜色、灯光位置进行调整。一台15分钟的小节目，他与演员、场记、灯光师要用一个小时微调，以达到最佳舞美效果。这是曹诚渊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1979年，他与一群热爱现代舞的朋友，成立了香港城市当代现代舞团。以一个200平方米的天台为演出地点，完成了对香港观众的现代舞启蒙。在那个国内专业舞蹈演员都少有机会接触现代舞的时期，他到广州办学授课，成为中国第一批现代舞教员。此后十余年时间，他先后担任广州实验现代舞团、北京现代舞团的艺术指导，把运营经验复制到内地，并于2005年，创办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他从不定义现代舞，因为现代舞的本质是尊重个性与自由；他从不指导舞团成员创作，因为编舞就像说话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他从不枪毙舞团成员的作品，因为相信只要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每个人都会做到最好；他拒绝为了艺术迎合商业，但他的舞团却从未赔钱。
从不赔钱的舞团
十四五岁我第一次看现代舞。当我看见现代舞演员很开心、很激烈地在舞台上跳舞，他们身体上的能量、情绪感染到我，让我很想加入进去，跟他们一起在舞台上。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在舞台上干什么，可是感觉很吸引我。但直到我去美国念工商管理，才有机会接触现代舞。
开始只是一种爱好，也从来没有想过成为职业。毕业之后，当时香港还处于一种比较荒凉的状态。但是我在国外的生活，让我看到外国人有机会去做现代舞。虽然他们的条件也不好，可是有一种机会在那里。我就跟母亲说，“我太喜欢舞蹈了，可不可以支持我，顶多只支持一年，把我的愿望实现。”
我认识了一批年纪相仿、在国外学过现代舞的朋友，并于上世纪70年代末建立了香港城市当代现代舞团。我家物业楼顶一个200平方米的天台，就是我们的演出场所。我们以为只要用心做出好的作品，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结果发现在香港做艺术，原来是挺孤单的。现代舞这种新形态，并不容易被接受。一年之后，有了一些观众。那时候我母亲去世，我一边管理家族生意，又不愿整个投入进去，就请了一些经理人去管理。
我都没想过会成为一个现代舞教师。我只是选择跳舞而已，跳舞不满足之后就编舞；编出来没人懂，我要教给其他人，就变成了教师；在教的过程中，遇到别人的不理解，我又开始写文章，把现代舞介绍给更多的人。我在报纸上写文章辩论，策划许多活动去推广现代舞。在演讲、讲座当中，慢慢锻炼自己说话的技巧。做这么多事情的出发点，还是自己喜欢跳舞。
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我知道舞团怎样定位会更有利于传播。可是后来发现，迎合观众的商业化路线可以很成功，但不是自己心里的成功。做一些演出之后，你发现那些东西根本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么辛苦地组建团队，只是为了别人的掌声吗？既然没有选择赚钱，就没有必要为了好评去迎合。我们宁肯做小一点，精致一点，真实一点，做自己的东西。
建团时，我们知道现代舞很难盈利，就成立了一个董事会。比如说明年有什么演出计划、地方巡演或者舞蹈创作，董事会要有一个完备的预算。评估一个计划需要多少钱，请多少演员，每个演员工资多少，每年要支出多少钱，等等。计划和预算要非常到位，找到能满足预算需要的钱，我们的演出就做；找不到预算，我们就放弃。
有了比较周密的计划之后，就一步一步地走。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赔钱的概念。比如一台节目的制作费25万元，我们会先找到25万元的预算。最后那台节目卖座的票房，在预算里头只占一小部分。我们不必为了生存一定要卖到多少钱，那是一种很糟糕的状态。我觉得在国内有一个误区，大家认为做什么东西都应该赚钱，不赚钱就是不可思议。可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文化机构，应该找寻合适的资源，把它们转化为文化、艺术。从1985年开始，香港政府每年资助舞团2.5万元，此后每年都有增加。所以1987年我去广州办学校讲课的时候，香港城市当代现代舞团已经运营稳定了，经验可以转移和复制。
给创作自由
1987年我到广州办学校教课期间，国内开始有了现代舞大专教育。我有很多经验是从香港带来的，但内地的舞团之前都是“团长负责制”。一切都是团长说了算，一个舞蹈团长不喜欢就做另外一个。可是如果演出效果不好了，问题都要你来承担。团长有无限的权力，却不担什么责任。所以1992年广州实验现代舞成立，请我去做艺术指导时，我说，“你叫我什么名字无所谓，如果你是想我来做艺术，就要把艺术创作的权力给我，要权责相匹配。”
1998年我离开广州实验现代舞团，到北京现代舞团做艺术指导也面临这个问题。所有的创作都要听领导的，变成了领导要什么就做什么。我接管“北现”的时候，它是个烂摊子。演员早上不来练功，因为他们晚上要去赚外块，太早起不来；我把排练安排到下午，他们又说除非有演出有钱赚才排练。这不是舞团，这是草台班子，我当时就炒掉了一半的人。2005年，国家允许私人成立舞团的政策出台之后，我就独立出来做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这些顽疾一下子都没有了。
现在我也算是团长，也是我说了算，但有两点不同。一方面，雷动天下有很多部门。艺术部负责创作，节目部负责宣传推广，制作部整理灯光、音响和舞美，行政部负责预算和对外关系，培训部对外开放教学。另外一点是尊重演员的个性。在团里大家都不叫我曹老师，叫我Willy。Willy是我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就是“威力”，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玩笑。曹老师和威力这两个词，感觉完全不一样，大家是平等的，而不是上级和下级。
今天来“考团”的演员都知道现代舞是什么，当然，本质上是什么还要慢慢去摸索。每个人心中的现代舞都不一样，你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要他们能带着很开放的心情进来，不希望他们跳我认为的现代舞。我的三个专业舞团，艺术路线都是开放的。重要的是，现代舞者每个人心中有自己不同的想象，学会尊重不同的创作，又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有一次开研讨会，著名舞蹈家贾卓光问我：你作为一个艺术总监，怎么去指导或修改演员编舞？我说，什么都没做，只是给了他们自由。当时就有人说不可能。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想把最好的创作拿出来。只要你放手给他们空间，一定会有成绩出来。只要是他们花时间编排的节目，一定会上演，不会被毙掉。他们会问我的意见，可是我会说，不要根据我的意见修改。这只是我的意见而已，重要的是你想要做什么。你做出来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你不是为曹老师编一个舞蹈。我常常有一种准备，希望他们做一些我想象不出的东西。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可能会有很多次失败的尝试，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一个专业舞团跟一个业余舞团是不一样的。专业保证每天一定的训练，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大家要来练功。再糟糕的状态，你站在舞台上都有一定的水平。但我也只作最低层面的要求。雷动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一个平台，看谁可以跳得高一点。现代舞不是一个知名度很高或者很赚钱的行业。其实是团员们在挑选舞团，多过我去挑选他们。我们虽然有细腻的分工，但却不像企业或机构那样，把人塞进某一个职位。一个人来到之后，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不是我主动去给他一个，这就是融入团队的过程。
开发小剧场
香港时期，我就想做小剧场。在大剧场里面演出，既浪费场租，宣传也成问题。小剧场压力相对较小，可以慢慢培养观众。观众一批一批来，看得也比较细腻。观众和演员有了近距离的接触，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1992年到广州实验现代舞团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排练厅改成一个小剧场。今年5月份，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在北京的小剧场也开始运营了。我希望每两三周都能上演一台节目。
在小剧场里，演员可以创作一些十几分钟的小节目。可能水平不够惊艳，但演员没有压力很愿意去做。小剧场也有打动人的地方。比如观众可能喜欢某一个演员，不一定是跳得最好，而是这个人很可爱。这就建立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很细腻的关系，而不是观众和表演者的关系。小剧场经常会有演出，慢慢地建立了一群比较忠实的观众。所以后来我们成立了“现代舞之友”，横跨香港、广州和北京三地。会员费只要十几块钱，定期会把剧场演出资讯寄给观众，三个城市都享受八折看演出。
要建立一个品牌，首先要有很好的节目。为什么雷动天下会收到那么多国际上的邀请？前几年，我们基本没有对外演出，每天都很用功地在创作作品。按照我的经验，每次创建一个新的舞团，大概需要三四年时间建立知名度。有了七八台大型节目，就可以上路了。现在我们大概有两三台节目，可以保证一定是观众喜欢的。把这些节目，拍成录像寄给国外的艺术节，这个是累积的过程。
建团之后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天桥舞蹈剧场。我们定的票价是100元一张，学生半价。每天7点半开演，6点半的时候剧场门口就排了很长的队伍。很多人拿着学生票，氛围好得不得了。很多走在街上的人都在问，你们在演什么？我们的演出不愁没有观众。演出门票从来都是不够卖，因为上座率很高。跟我们合作的剧场很少会送票的，一是票价定得低，二是要有半价学生票。
去年我们跟国家大剧院合作“北京现代舞周”。他们免费提供场地，票房双方五五分成。可是国家大剧院的定价竟然是280元一张，并且没有折扣。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大部分观众就来不了。我们决定只拿票房收入的三成，为现代舞之友争取到了八折门票。后来我们没有赔钱。虽然票价比较贵，但是国家大剧院的八折票吸引了很多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有了自己的小剧场之后，许多国外的舞团更乐于跟我们合作。比如5月份来演出的波兰舞团，每次表演结束后，我们会请观众留步，与舞团成员互相交流。他们很喜欢这种方式。现在，每个月都有国外大使馆的代表，拿着大堆的舞团资料来谈合作。一般来说，我们免费提供小剧场给他们演出，演出票房归雷动天下。小剧场才刚刚建立，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两周都有一台节目在上演。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创作，也可以是国内外其他舞团的节目。（本文由汪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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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他与一群热爱现代舞的朋友，成立了香港城市当代现代舞团。以一个200平方米的天台为演出地点，完成了对香港观众的现代舞启蒙。在那个国内专业舞蹈演员都少有机会接触现代舞的时期，他到广州办学授课，成为中国第一批现代舞教员。此后十余年时间，他先后担任广州实验现代舞团、北京现代舞团的艺术指导，把运营经验复制到内地，并于2005年，创办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他从不定义现代舞，因为现代舞的本质是尊重个性与自由；他从不指导舞团成员创作，因为编舞就像说话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他从不枪毙舞团成员的作品，因为相信只要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每个人都会做到最好；他拒绝为了艺术迎合商业，但他的舞团却从未赔钱。
从不赔钱的舞团
十四五岁我第一次看现代舞。当我看见现代舞演员很开心、很激烈地在舞台上跳舞，他们身体上的能量、情绪感染到我，让我很想加入进去，跟他们一起在舞台上。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在舞台上干什么，可是感觉很吸引我。但直到我去美国念工商管理，才有机会接触现代舞。
开始只是一种爱好，也从来没有想过成为职业。毕业之后，当时香港还处于一种比较荒凉的状态。但是我在国外的生活，让我看到外国人有机会去做现代舞。虽然他们的条件也不好，可是有一种机会在那里。我就跟母亲说，“我太喜欢舞蹈了，可不可以支持我，顶多只支持一年，把我的愿望实现。”
我认识了一批年纪相仿、在国外学过现代舞的朋友，并于上世纪70年代末建立了香港城市当代现代舞团。我家物业楼顶一个200平方米的天台，就是我们的演出场所。我们以为只要用心做出好的作品，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结果发现在香港做艺术，原来是挺孤单的。现代舞这种新形态，并不容易被接受。一年之后，有了一些观众。那时候我母亲去世，我一边管理家族生意，又不愿整个投入进去，就请了一些经理人去管理。
我都没想过会成为一个现代舞教师。我只是选择跳舞而已，跳舞不满足之后就编舞；编出来没人懂，我要教给其他人，就变成了教师；在教的过程中，遇到别人的不理解，我又开始写文章，把现代舞介绍给更多的人。我在报纸上写文章辩论，策划许多活动去推广现代舞。在演讲、讲座当中，慢慢锻炼自己说话的技巧。做这么多事情的出发点，还是自己喜欢跳舞。
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我知道舞团怎样定位会更有利于传播。可是后来发现，迎合观众的商业化路线可以很成功，但不是自己心里的成功。做一些演出之后，你发现那些东西根本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么辛苦地组建团队，只是为了别人的掌声吗？既然没有选择赚钱，就没有必要为了好评去迎合。我们宁肯做小一点，精致一点，真实一点，做自己的东西。
建团时，我们知道现代舞很难盈利，就成立了一个董事会。比如说明年有什么演出计划、地方巡演或者舞蹈创作，董事会要有一个完备的预算。评估一个计划需要多少钱，请多少演员，每个演员工资多少，每年要支出多少钱，等等。计划和预算要非常到位，找到能满足预算需要的钱，我们的演出就做；找不到预算，我们就放弃。
有了比较周密的计划之后，就一步一步地走。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赔钱的概念。比如一台节目的制作费25万元，我们会先找到25万元的预算。最后那台节目卖座的票房，在预算里头只占一小部分。我们不必为了生存一定要卖到多少钱，那是一种很糟糕的状态。我觉得在国内有一个误区，大家认为做什么东西都应该赚钱，不赚钱就是不可思议。可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文化机构，应该找寻合适的资源，把它们转化为文化、艺术。从1985年开始，香港政府每年资助舞团2.5万元，此后每年都有增加。所以1987年我去广州办学校讲课的时候，香港城市当代现代舞团已经运营稳定了，经验可以转移和复制。
给创作自由
1987年我到广州办学校教课期间，国内开始有了现代舞大专教育。我有很多经验是从香港带来的，但内地的舞团之前都是“团长负责制”。一切都是团长说了算，一个舞蹈团长不喜欢就做另外一个。可是如果演出效果不好了，问题都要你来承担。团长有无限的权力，却不担什么责任。所以1992年广州实验现代舞成立，请我去做艺术指导时，我说，“你叫我什么名字无所谓，如果你是想我来做艺术，就要把艺术创作的权力给我，要权责相匹配。”
1998年我离开广州实验现代舞团，到北京现代舞团做艺术指导也面临这个问题。所有的创作都要听领导的，变成了领导要什么就做什么。我接管“北现”的时候，它是个烂摊子。演员早上不来练功，因为他们晚上要去赚外块，太早起不来；我把排练安排到下午，他们又说除非有演出有钱赚才排练。这不是舞团，这是草台班子，我当时就炒掉了一半的人。2005年，国家允许私人成立舞团的政策出台之后，我就独立出来做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这些顽疾一下子都没有了。
现在我也算是团长，也是我说了算，但有两点不同。一方面，雷动天下有很多部门。艺术部负责创作，节目部负责宣传推广，制作部整理灯光、音响和舞美，行政部负责预算和对外关系，培训部对外开放教学。另外一点是尊重演员的个性。在团里大家都不叫我曹老师，叫我Willy。Willy是我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就是“威力”，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玩笑。曹老师和威力这两个词，感觉完全不一样，大家是平等的，而不是上级和下级。
今天来“考团”的演员都知道现代舞是什么，当然，本质上是什么还要慢慢去摸索。每个人心中的现代舞都不一样，你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要他们能带着很开放的心情进来，不希望他们跳我认为的现代舞。我的三个专业舞团，艺术路线都是开放的。重要的是，现代舞者每个人心中有自己不同的想象，学会尊重不同的创作，又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有一次开研讨会，著名舞蹈家贾卓光问我：你作为一个艺术总监，怎么去指导或修改演员编舞？我说，什么都没做，只是给了他们自由。当时就有人说不可能。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想把最好的创作拿出来。只要你放手给他们空间，一定会有成绩出来。只要是他们花时间编排的节目，一定会上演，不会被毙掉。他们会问我的意见，可是我会说，不要根据我的意见修改。这只是我的意见而已，重要的是你想要做什么。你做出来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你不是为曹老师编一个舞蹈。我常常有一种准备，希望他们做一些我想象不出的东西。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可能会有很多次失败的尝试，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一个专业舞团跟一个业余舞团是不一样的。专业保证每天一定的训练，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大家要来练功。再糟糕的状态，你站在舞台上都有一定的水平。但我也只作最低层面的要求。雷动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一个平台，看谁可以跳得高一点。现代舞不是一个知名度很高或者很赚钱的行业。其实是团员们在挑选舞团，多过我去挑选他们。我们虽然有细腻的分工，但却不像企业或机构那样，把人塞进某一个职位。一个人来到之后，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不是我主动去给他一个，这就是融入团队的过程。
开发小剧场
香港时期，我就想做小剧场。在大剧场里面演出，既浪费场租，宣传也成问题。小剧场压力相对较小，可以慢慢培养观众。观众一批一批来，看得也比较细腻。观众和演员有了近距离的接触，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1992年到广州实验现代舞团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排练厅改成一个小剧场。今年5月份，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在北京的小剧场也开始运营了。我希望每两三周都能上演一台节目。
在小剧场里，演员可以创作一些十几分钟的小节目。可能水平不够惊艳，但演员没有压力很愿意去做。小剧场也有打动人的地方。比如观众可能喜欢某一个演员，不一定是跳得最好，而是这个人很可爱。这就建立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很细腻的关系，而不是观众和表演者的关系。小剧场经常会有演出，慢慢地建立了一群比较忠实的观众。所以后来我们成立了“现代舞之友”，横跨香港、广州和北京三地。会员费只要十几块钱，定期会把剧场演出资讯寄给观众，三个城市都享受八折看演出。
要建立一个品牌，首先要有很好的节目。为什么雷动天下会收到那么多国际上的邀请？前几年，我们基本没有对外演出，每天都很用功地在创作作品。按照我的经验，每次创建一个新的舞团，大概需要三四年时间建立知名度。有了七八台大型节目，就可以上路了。现在我们大概有两三台节目，可以保证一定是观众喜欢的。把这些节目，拍成录像寄给国外的艺术节，这个是累积的过程。
建团之后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天桥舞蹈剧场。我们定的票价是100元一张，学生半价。每天7点半开演，6点半的时候剧场门口就排了很长的队伍。很多人拿着学生票，氛围好得不得了。很多走在街上的人都在问，你们在演什么？我们的演出不愁没有观众。演出门票从来都是不够卖，因为上座率很高。跟我们合作的剧场很少会送票的，一是票价定得低，二是要有半价学生票。
去年我们跟国家大剧院合作“北京现代舞周”。他们免费提供场地，票房双方五五分成。可是国家大剧院的定价竟然是280元一张，并且没有折扣。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大部分观众就来不了。我们决定只拿票房收入的三成，为现代舞之友争取到了八折门票。后来我们没有赔钱。虽然票价比较贵，但是国家大剧院的八折票吸引了很多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有了自己的小剧场之后，许多国外的舞团更乐于跟我们合作。比如5月份来演出的波兰舞团，每次表演结束后，我们会请观众留步，与舞团成员互相交流。他们很喜欢这种方式。现在，每个月都有国外大使馆的代表，拿着大堆的舞团资料来谈合作。一般来说，我们免费提供小剧场给他们演出，演出票房归雷动天下。小剧场才刚刚建立，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两周都有一台节目在上演。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创作，也可以是国内外其他舞团的节目。（本文由汪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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