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私有化不可再拖延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土地承包,乌坎,私有化,改革
- 发布时间:2012-01-04 10:42
中国的土地权益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尽快明晰、必须尽快解放思想、打破意识形态牢笼勇敢面对的时候了。
乌坎事件是所有权不清的典型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日前发表微博称，土地所有制和管理体制，维持现状，问题会越积越多。私有化道路也不可行。可以有第三条改革道路：即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公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延长企业、住宅用地、宅基地、耕地、林地的使用年期至300年到1000年不等，确立土地使用者的使用年期产权，可以交易、抵押、入股和继承，唯此可理顺一切。
“300年到1000年”和土地私有化之间的接近程度可能比窗户纸还要薄了，但是现在就是没有勇气捅破。
在温总理讲话之后，国土资源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坚持项目管理、封闭运行，凡集体组织和农民不同意的，不得强行开展。严禁强拆强建、强迫农民住高楼。
这份通知已经把保护农民土地的农地私有化倾向彻底抛开，把土地产权保护问题缩减到了类似“宅基地换房”中土地增减挂钩的小圈子上了。问题已经被成功地“引导”到增减指标的技术问题上了。
农地不私有化，中国经济火药桶有随时爆炸的危险。近年来，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正在变成中国经济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火药桶，农地集体所有制上的权益模糊让各方利益在冲突时无法可依，伸缩空间极大，农民拥有土地但不完全是土地的主人，而土地私有化之后，权益清晰而明确，即使有利益冲突，双方也会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酿成群体性事件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近期引发社会关注，持续数月之久并产生激烈对抗的广东乌坎事件，就是因为农民土地受到了侵害，才激起村民的群体行为。作为土地所有权不清晰的一个典型案例，乌坎村的农民、村委会，还有村干部，谁是土地真正的所有者，并不清晰。所以才会出现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乌坎村村委会将一块集体土地卖给开发商，卖地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只给村民极少的补助款。如果乌坎村的土地是私有化的，每个农民都有土地的产权证，虽然我们不敢保证农民的土地不被强权侵损，但至少在交易流程上，农民会获得起码的知情权，因为被卖出的土地是农民私有的。
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民众集体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多达十余万起，其中强行征地与补偿不足引发的群体事件占到了六成左右。中国社科院表示，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农村的重大事件中65%为侵占土地问题。
私有化有望催生数十万亿财富
农地不私有化，难以保障农民权益，更不要说增加利益分享比例。在现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情况下，农民自身的权益很难受到保护。目前，很多地方都把侵占农民土地作为获取利益和政绩的重要手段。近20年来，农民被征地约1亿亩，地方政府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2万亿元。有5000万到6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近一半没有工作。据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估计，在平均每次征地过程中，土地增值部分的90%都被政府和开发商拿走了，农民只获得了10%。
在更为隐蔽的政府主导的“宅基地换房”中，部分农民获得的土地收益更是少得可怜。2009年《投资者报》记者曾赴宅基地换房的明星地区天津调查，发现部分农民获得的收益只有土地增值的2%，而非官方报道的房产价值增加10倍。因为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土地不经过政府征地就无法上市流通，增加农民收入比例的杠杆还是攥在地方政府手里，政府给予农民补充的随意性很大。而一旦私有化之后，农民的土地可以像城里的商品房一样自由交易，收益部分就会由市场说了算。
相关研究显示，在现有社会制度下，农地私有化的改革会涉及修改宪法。但历史资料显示，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土地制度，但1949～1981年之间的宪法并未否定土地私有产权。其实，土地的完全国有化或集体化，也就是完全不承认土地私有产权或剥夺土地私有产权，实际上是近30年才有的事。如果启动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完全可以一步到位，恢复到1981年前中国宪法对土地产权的界定，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
现在，成都等地区已经开始了土地私有化，开始给农民发土地产权证，农地私有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不是洪水猛兽了。农地的“成都模式”中强调确权先行，消除了土地制度改革的系统性风险，已经为深化改革加上了一道保险阀。
最后，农地私有化，会释放土地财富，会成为中国经济下一个财富引擎，中等收入群体得以扩大。从最近的新闻中可以看到，类似北京郊区征地出现农民千万富翁的不在少数，还有很多二三线城市拆迁的农民成为了新的暴发户阶层。这些农民“暴富”的原因就是土地被交易了，被政府征地获得了补偿，如果农地私有化，可以自由上市流动，农村和农民的财富将获得大规模的释放。
农地私有化之后，按推算，中国农民宅基地房子至少有15万亿～18万亿元的市场价值，能够流转之后这部分价值将释放出来。而18万亿亩耕地使用权可流转和承包期大幅延长，也将释放出更多财富，从而带动农村消费、城市化等，由此可望催生数十万亿的土地财富。
《投资者报》评论员 勾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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