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几句问路般的话

　　像一块石头，顺着坡滚下来似的，我到达了今天的日子。——石川啄木

　　不是每个好学生都是天生的，回想起来，在变成好学生的路上，有无数的岔口，其中任何一次选择了另一个方向，都有可能是相反的命运。这，是我14岁那年的经历所告诉我的。

　　14岁那年，我念初二。

　　初夏某天，我穿着裙子跑下楼梯。那是我少女时代唯一的一条裙子，那时我并不知如今我那么怀念它。风过来时，它向外展开，仿佛一个少女正在变得缓慢的成长。它是一个符号，作为女性的最初代言。有时会有男生冲我吹口哨，我抬头，是班里特别流里流气的那一群男生，其中有一个就是七仔，笑起来嘴巴有点歪，显得没心没肺的坏。

　　我坐在班里第四排，七仔坐第六排，在我的斜后方。

　　有次上课，我头顶的日光灯突然掉下来，碎了。当然没有砸到我，但玻璃的碎裂声，连同一地的碎片和电线，使那个夏日下午显得像一个传奇。那天我还是穿着那条裙子。兵荒马乱之中，在我斜后方的七仔嘻哈着说：“喂，电线碰到你裙子了，电流会通过裙子传到你身上的！”

　　我回头瞪了一眼七仔，低声说：“真无聊！”

　　他更不怀好意地笑起来。

　　是的，正如所有的初中男女生，互相嘲笑，偶尔吵嘴，仿佛水火不容。我和七仔，也是如此。

　　七仔是个体育生，多数时间都吊儿郎当，是一个坏典型。唯一的例外，是在校运会上。他包囊我们班多数攻艰项目，跑完1500米的长跑后，居然还有精力扔标枪，标枪结束后，居然又有精力参加集体拔河。最后，站在领奖台上的七仔像个英雄，又帅又光明。我们在台下欢呼，夹杂在众人中，我的掌声也很热烈。我有隐隐的奇异感：这就是七仔的舞台，好学生和乖乖女们集体退后，成为观众。

　　在不来方的城址的草上躺着，给空中吸去了的，十五岁的心。——石川啄木

　　七仔和我分成一组做值日。

　　值日要做的事无非是扫地，擦黑板，每周出简单的黑板报。黑板报是我最拿手的，我能写一点小诗歌，而且我还会画画。对，我就是靠黑板报开始“发家”的。

　　当我陶醉地在黑板上画画，七仔便包囊着其他的体力活。最后，我们坐在桌上子自我欣赏起来，那些别出心裁的粉笔画成的花边，看似无意的小插图，让很多同学暗暗抄录的短诗，都让我在这件事务里感受到了莫大的愉快。当然，还包括七仔吊儿郎当一脸坏笑的指指点点。有时候，一个人就是这样因为一点小特长被重视而有了“向好之心”，然后“一好百好”，变成一个真正的好学生。

　　我先是成为语文科代表，然后英语成绩也带动起来，这两科都是排名前十，数学略差，但总分仍然进了前十。

　　然后又成了班上的宣传委员。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被选上了班干部，这“委员”啊那“长”啊，心里充满了被主流吸纳的神圣感。虽然已经走上好学生的康庄大道了，但毕竟脱贫致富的时间不长，玩心仍重。只有我和七仔的时候，我喜欢在擦干净的黑板上画小人。有次早读前我在黑板上画了几个小人，忘了擦，上课铃就响了，当我从厕所匆匆回到座位上时，大家已经都坐好等着上课了。我抬头一看黑板，傻眼了。

　　不巧那天老师的心情很暴躁，看到黑板上那几个小人，脸色一下子铁青。她都懒得骂了，冷冰冰地说一句：“谁画的，谁就上来擦掉它。”

　　出于虚荣心，更加出于对“好学生”这个身份的珍惜，我没有勇气走上去承认那是我画的，矜持文雅的自我形象正在我心中萌芽，我怎么有勇气在众人面前承认我那么手欠，有那么无厘头低品位的爱好？

　　老师问了两声都得不到回答之后，我也只好将沉默坚持到底了，于是这个事件的性质在我的沉默中变得越来越恶劣。我们的沉默挑战着她的底线，她说：“好吧，如果不说谁画的，这堂课我就不上了。”大家一阵骚动，有人回转着头，似乎在探究哪一个人的表情有异。这时从我左后方传来声响。我用眼睛的余光一瞟，是七仔拉开凳子离开座位的声音，他用一贯的有点吊儿郎当不耐烦的步姿走上讲台，飞快地把那几个小人擦掉了，然后又回到座位。我不敢抬头，自然看不到他的表情。

　　老师仍然很生气：“是你画的吗？”

　　“是的。”七仔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恭敬。

　　我不敢回头看他，但我想他一定是给了老师一个认错的表情。

　　老师瞪他一眼，摊开课本。

　　这一节课，我几乎不知老师讲了些什么。

　　从前的时候我扔到小学校的板屋顶上的球，如今怎样了呢？——石川啄木

　　自从那次的黑板事件，我一直感到不开心，尤其是想到七仔，仿佛被他见证了卑鄙和怯懦，对此，我甚至有点生气，——虽然是他帮了我。那天放学，我气鼓鼓地走到正在推单车的他面前，话一出口居然是：“你那天干吗不提醒我擦黑板呀？！害我差点丢丑！”

　　七仔吊儿郎当地说：“噢，那破事。”

　　我还是气鼓鼓：“你有责任。”

　　七仔还是无所谓：“我是有责任啊，所以我上去认了嘛。”

　　我说：“你认个什么头啊……”

　　“好吧，那以后我就不认了。”七仔说着就要走。

　　我忍不住笑了，觉得自己确实有点蛮不讲理。

　　七仔也嬉皮笑脸：“走了，拜拜！”话音刚落，单车已经滑去好远，身影远看像个滑冰高手。

　　接下来我的命运就仿佛一个顺理成章的故事。成绩继续节节攀升，继续被作为榜样，在班上被传颂和学习，正如七仔继续做一个差生。这一年的期末考试，我是班上第一名，全级第二名。全级第一名是隔壁班一个叫“张乐西”的男生，这个名字我早就听熟了，不过现在，大家也都记住了“何小蕊”这个名字。

　　假如没有七仔，我会以更加武断的态度，鄙视那些差生。但我遇到过七仔，我们甚至由默契的搭档变为亲切的哥们，这种际遇仿佛让我得知，我与另一种命运之间的距离，也就是擦肩而过的距离。

　　我越来越用功了，我不能让自己再变差，由差等生到优等生易，从优等生到差等生难，这难易，当然不是指技术，而是心态，倘若失去到手的荣光和艳羡，那是多么痛楚。

　　我参加了奥数班，参加了英语演讲比赛，参加了辩论大赛，我越来越忙，自然不能再当值日小组长这样既浪费时间又没有技术含量的小官猴了。不当值日生，自然也没什么机会与七仔接触了，与此同时，与张乐西却越来越熟悉起来，他不但是我的竞争对手，很多时候，也是队友和同盟。

　　想暂时忘记了也罢，像铺地的石头给春天的草埋没了一样。——石川啄木

　　又到了运动会的季节。

　　这一年，我报名参加踢毽子的趣味项目。

　　教室外，有几株巨大的木棉，夏天硕大的木棉花相继从树上嗒然落下。当我们在窗里做题时，它们落下的声音像一块小石头击中水面，好听的“啪啪”声，让我的脚忍不住有将它们踢上蓝天的冲动。

　　是的，这些花形完整、新鲜落下的木棉花，就是天然的毽子，在树下飞脚踢毽的，仰头看天的，十五岁的我，仿佛满腔满怀只有心思一个，就是持续这优秀的好成绩，哪怕只是一场毽子比赛。

　　我能连踢几十一百下。

　　可是，校运会来临前的一天，我却崴了脚。

　　受病腿的拖累，校运会当天，我只能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秋天的斜阳从教室外照了进来，光线是那种澄黄的颜色。我隐隐地听着操场那边传来的喧嚣和喇叭声，脑子里闪过七仔飞跑的身影。

　　忽然光线暗了一下，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我愕然地抬头，逆光和错愕让我一时不辩来者，几分钟后，只见一个熟悉的、吊儿郎当的身影走到我面前，也不说话，微微笑着，手背在身后。

　　对，是七仔。他身上还有热气腾腾的汗味，带着运动之后的飞扬，他望向我的眼光，惊动了我内心的鸟雀，它们扑愣愣地飞起来，而我仍然是一脸的错愕。

　　“嗨！我给你一个东西！”他走到我眼前，手从身后伸出来，一只精致的毽子，结实、粗壮、灿烂地出现在他手心。

　　这是我少女时代最好的礼物。某次踢着这只毽子的时候，同伴赵南南飞起一脚，最长的那根羽毛脱落下来，我心痛得一把夺下，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手笨的我一直致力于修补这根羽毛。那时，我才知道我对这只毽子有多么珍爱。

　　有时候，我骑着单车，七仔从后面飞快地追上来，经过我时，回头朝我大咧咧地一笑。

　　有时候，他把他的作业本往我桌子上一扔，上面一行字：“行行好，帮我做一做。”我瞪他一眼，耐心地把分解过程给他写在一边。

　　还有一次，从奥数班出来天已薄暮，我却发现单车掉了链子。试了半天，正满手油污地准备放弃，在单车棚的那头，出现了及时雨七仔，他不早不迟，满身大汗地打球归来。于是，他责无旁贷地完成了维修工作。等单车正常了，我和他相对而立，都在奋力擦拭着各自手上的油污，张乐西也从奥数班出来，迎头碰上这一幕，我注意到了张乐西那意味深长的一瞥。

　　没有什么事似的说的话，你也没有什么事似的听了吧，就只是这点事情。——石川啄木

　　有一段时间，我时时感到学习吃力，那一次期中考，我看似失常地从第一名滑到了第四名，滑坡不大，但我仍然感到惊慌。

　　就在奥数班，结束后的张乐西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哎，你跟七仔很熟么？”

　　我没回答，一时不知他什么意思。谁知他说：“别影响学习了。”一时间我非常生气。“轮得到你来教育我吗？”我憋着没让这话说出口。但是从此我见到张乐西都格外冷淡。时光，你亲爱的，在当年，我并不知道好成绩有时会把一个人变得那么势利和乏味，不只是张乐西，还包括我自己。

　　作为一个幼稚的中学生，我同时是个虚荣的人，或者这么说吧，甚至正是虚荣心，把我变成一个好学生。

　　某次七仔上课的时候，用粉笔扔我的背，那一次他也许是有话跟我说，也许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玩心顿起，总之很不幸地，我回头了，并被老师发现了。课后，老师把我找去谈话。老师对一个好学生是客气的，她并没有批评我，只声称她想“了解一下情况”，问我成绩滑坡与七仔有没有关系。我自然否认了。老师也表达了对我的信任和期望之后，便让我回去了。

　　从教务室出来，我感到内心的慌张前所未有的强大。七仔，作为一个坏学生的典型，难道真的像一种病菌一样，正在不知不觉地腐蚀着、传染着我么？我对这一切毫无头绪，只是深深地感到了要失去“好学生”地位的恐惧。

　　我加倍地头悬梁锥刺骨。从此以后，在路上也会时遇七仔，想到老师的话，心里总是一阵激灵。我对他冷淡了很多，有时他会对我“嗨”一声，但慢慢地，也不与我打招呼了，经过我时，几乎像一个陌生人。用不了多久，期末的时候，我恢复了第二名。

　　像雪白的洋灯罩的瑕疵一样，流离的记忆总难消灭。——石川啄木

　　后来我的第二名位置一直保持到了高中毕业。

　　我以遥遥超出分数线的好成绩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

　　我的名字在母校那所中学的光荣榜上亮了很久，据说在我以后的好几届，老师们还向学生传说着我的事迹。

　　后来我和七仔也一直像陌生人。几年之后，我几乎便把他忘了。

　　那年回家的同学聚会，似乎只有这种场合，我才能听到七仔的消息。然而我听到的却是这么一个消息：七仔自然是没有考上大学的，和几个小混混酒后行义气，所谓“劫富济贫”，持枪抢劫，被送进了局子。

　　那一年，就是同学聚会那一年，我迷上了日本的俳句，尤其让我深有共鸣的，是石川啄木写故乡的那些诗句，他写了很多怀念的俳句，“轻轻地叫了自己的名字，落下泪来，那十四岁的春天，没法再回去呀。”他还写：“作为两颊冰冷的，流离的旅人，我只说了那么几句问路般的话”，确实，当我问到了七仔的消息，我就像那个旅人，在说一些问路的话。

　　谁知我心里是怎样的惊动呢？

　　我曾有过一个念头，想去看看他。当然我没有这么做，——这也太电视剧了吧。

　　现实生活是：我们每个人按自己的命运往下走。

　　我只是在心里不断地回溯十四岁那年的记忆。突然意识到，我变成优等生的转折要素，是当值日生，我变成优等生的重要事件，则是那一次黑板事件。自然地，我变成优等生的关键人物，就是七仔。

　　如果不是他在我形象竖立的最初，替我承担了乱画黑板的错误，那我可能没有动力继续保持我的光辉形象。像所有脆弱的中学生一样，我们最擅长的是恶性循环，正如我们也擅长一鼓作气、锦上添花。

　　总之，命运就是那样分流的。

　　在所有的坏孩子和好学生之间，其实往往是一念之间。

　　而我，想到那个站在无人教室里坏笑着眨眼的七仔，伸出手，手心一只毽子，当年那个七仔，他一定不知道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全了我的命运，而我也将继续无知于这其中深奥而蒙昧的情感。

　　撰文_陌上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