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共富”三大试验

　　鲜花待开，两会浓烈。

　　在今年的政协会议前夕，广东省委书记切了一个蛋糕，庆祝两会顺利召开，此中有深意。

　　在外界看来，广东是“做蛋糕”发展模式的代表，而事实上，广东的“共富”，在全国却最为到位，远比一些只喊共富口号的区域做得出色。他们“分蛋糕”，一样不含糊。

　　广东“共富”，有三大经验，值得全国推广。

　　珠三角边缘“三角地”的腾飞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领域的“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区域发展，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这种发展模式，带来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财富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同时，在一些经济区内部，财富过于集中在一些核心城市。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贫富分化”成为普遍现象。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全国层面的共富战略。

　　同时，在一些富有远见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推行，亦是一种共富战略，最典型的就是广东的非珠三角区域的发展。

　　此前，广东的珠三角和非珠三角之间，差距巨大。在2005年以前，珠三角城市占广东全省的比重，超过83%。就生产总值来说，产值最大的广州，超过产值最小的河源25倍。就人均收入来说，城市人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亦相差两倍以上。

　　珠三角边缘“三角地”的腾飞，不仅是大珠三角持续领先中国的必然选择，更是广东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2005年3月，广东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广东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各地产业转移园蜂起争雄，正式拉开了广东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序幕。

　　目前，广东的三十多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区，主要分布在韶关、梅州、河源、惠州、肇庆、湛江、茂名、阳江、云浮等山区和东西两翼。

　　产业转移，对于非珠三角城市来说，形同再造。如河源，在承接了深圳的电子等产业转移之后，最近几年崛起迅速，形成了反梯度产业转移的模式，中兴通讯等高端产业，有效规避了河源需要保护环境的难题。而韶关则通过承接广东的产业，改变了此前重工业比重过大的产业结构，而湛江，则通过承接广州、南沙转移过来的石化和钢铁，其总量足以再造一个新湛江。

　　非珠三角区域的崛起，不仅扩展了珠三角区域的战略腹地，延长了其产业链，更是造就了广东的整体繁荣，可谓珠三角一体化的最终拼图。

　　时至目前，广东的发展，出现了强大的后劲，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非珠三角区域的崛起，最近几年，非珠三角的发展速度，总体上超过了珠三角的发展速度，造成了广东发展的相对均衡。

　　未来，随着广东一体化的推行，共同富有，将可逐步实现。而广东的普遍式繁荣、小镇式繁荣，与各个摊大饼式发展模式的城市迥异，更与部分省市只注重新区大跃进，而忽视全盘发展的模式截然不同。

　　欲全国均富，必须追赶广东，欲广东均富，全省必须追赶珠三角。当非珠三角与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时候，广东的整体崛起，亦水到渠成。

　　产业转型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不仅是广东，整个沿海区域的发展速度，均已放缓，在此情况下，如何找到新的增长极，持续做大经济总量，持续提高人均收入，避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社会矛盾的大面积出现，为广东等各个区域的当务之急。

　　各地为求突围，纷纷寻找对策。 无论是广东的腾笼换鸟、非珠三角的腾飞，还是山东的半岛蓝色经济区，都是当地有益尝试。

　　从沿海向内陆的扩散，更似中国的西进运动，实现了中国国家战略的横向扩张，而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则使中国各个区域实现了纵向的飞跃。更深刻的转变、更广阔的未来，是中国希望所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未来的崛起，新的战略要地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战略转移，产业转型。事实上，广东正是奉行这两大战略，向非珠三角发展，是产业转移，同时，广东还致力于产业转型，腾笼换鸟战略即是典型。

　　全球产业链的转移，其路线为，从欧美到日、德，为第一次产业转移，从日、德向亚洲四小龙等后起发达区域的转移，为第二次产业转移，而从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发达经济体，向最广大的后发国家的转移，是第三次。

　　而中国的崛起，某种意义上，亦遵循这种规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既是中国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历程，亦是参与全球产业链获得回报的过程。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于发达经济区的产业转移，未来，更为深远的产业转移，将实现在中国内部。同时，鉴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必须完成产业转型升级。

　　而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在广东等发达区域率先突破。由此，从全国层面来说，广东肩负着辐射全国，带动全国共同富裕的重任。目前，广东与重庆达成了深刻合作，在北京签署了《重庆·广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某种意义上就是先发区域与后发区域合作的典范。

　　全国一盘棋，广东率先实现产业升级，则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有序的梯度转移，广东集中于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其它产业转移到内地和西部，最终达到产业协同。

　　目前，前海南沙与横琴新区，某种意义上就肩负着广东产业升级的重任，可以作为高新产业和新型产业的“伟大作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国制造业重镇，顺德和东莞，亦进行了产业升级的艰难努力。

　　同时，广东的产业转型，也是带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省份崛起的引擎。目前，能够帮助中部的，主要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中，长三角主要辐射安徽、江西，而珠三角，重点辐射湖南、湖北、江西。此外，广西、贵州等珠江上游省市，未来亦需以广东为出海口。

　　反过来说，也就是广东通过产业转型，可以将湖南、湖北、江西以及珠江流域，变为自己重要的内陆战略腹地，由此拓展发展空间，造就更多财富。

　　扫平关卡，方可达“共富”共识

　　实现“共富”，在目前中国诸侯经济的格局下，需要对于自我利益的约束，需要大度和远见。

　　从1月8日零时起，广东全省有41个收费站停止收费。收费公路占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的比例由6.67%下降至5.27%，而目前，中国高速公路的95%、一级公路的65%都是收费公路。

　　广东收费公路的改革，力度在全国仅见。

　　目前，全球收费公路总长约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占总公里数的70%。我国公路收费高于欧洲9倍，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国内运输成本，竟然高于出口国外成本。

　　如此高昂的成本，已经使中国国内事实上形成了重重关卡，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将要持续发展，必将有重大的调整。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型，已经成为中国未来趋势。内需时代方是中国崛起的未来大势。

　　以前，国内严重的关卡问题，之所以没有彻底暴露，乃是因为外向型经济使中国以外贸为主，而在内需时代之后，大陆交通，将重新取代海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

　　事实上，纵观全球新现代史，扫平国内关卡，成为各个大国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统一的国内市场、公平的市场经济、完善的法律保障、相对先进的政治制度，是各个大国崛起的普遍规律。而要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扫平国内关卡，荡平诸侯经济，则是大国崛起必然之路。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国内诸侯林立，各地关卡多如牛毛，工商业发展受到巨大制约。明治政府发表《五条誓文》，其中的第四条，即是宣布废除封建内地关卡，实现国内自由贸易。

　　明治维新倡导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战略，由此得以推行，扫平国内关卡之后，日本“殖产兴业”的国家战略得到彻底实施。仅仅用了25年时间，即崛起为世界强国。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国内关卡被扫平，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国内市场。而美国也从此启动了“大陆战略”转型为内生性的世界经济强国，最后跃升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目前，中国的内需占比，尚在40%左右，而且很多都是政府消费和基础消费，将来中国的内需占比如果达到目前内陆性大国通常的70%左右，则统一的国内市场，将至关重要。废除国内关卡，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时势所迫。

　　目前，各地的恶性竞争，使各地都无法舍弃眼前利益，收取过路费，维护本地关卡，成为获得眼前利益的通行法则。

　　但是，国内关卡林立，不仅使工商业贸易成本剧增，更使全国性的产业布局，无法完成，最近几年，广东和江浙沿海区域，其产业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更有优势和基础，但是，这个优势却无法发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诸侯经济，国内市场的不统一，使沿海相对高端的产业，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拓展，要素流动的不自由，使全国资源配置不合理，先进区域无法完成突围升级，后发地区亦重复先进地区的道路。整个国家徘徊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无法完成转型升级，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崛起，伤害巨大。

　　在此意义上说，广东率先废除省内大部关卡，意义重大，对于广东内部乃至全国实现“共富”，造建立了共识基础，亦做出了表率。

　　文/罗天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