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无所依

　　4月20日，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内，一位老人安逸地晒着太阳。由于是有名的公立养老院，老人在这里见过不少前来慰问的领导和明星。

　　更多的老人不像他这般幸运。北京的金抗老人，在登记后等待了5年之久，目前仍然未能入住。

　　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称，目前有1100张床位，前面排了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

　　可需要入住养老院的老人，又有几人可等10年光阴。这虽是极端案例，但其他的养老院也普遍有数百人排号。因此，很多没有子女赡养的老人陷入了老无所养的境地。

　　而除了公办养老院，像金抗这样的老人还可选择的是城区里的民办养老院。但其价格普遍较高，普通家庭负担不起。

　　继续退而求其次，金抗能选择的就只剩下郊区民办养老院了。但由于位置偏僻、条件较差等原因，金抗表示，“不愿去”。

　　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介绍，2011年，北京市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246万，比重高达18.3%。预计未来5年，北京人口“老龄化”还将提速；到2015年，北京户籍老年人达到320万，占户籍总人口比重升至23%。

　　随着我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正成为摆在每一位老人和家庭面前的头号难题。

　　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

　　与民营养老院相比，公办养老院对老人来说就像天堂，但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例，目前在其拥有1100张床位的情况下，有7000多人排队准备入住。而每年离去的老人不过30人左右，一张床要等上10年。

　　天津的公办养老院同样一床难求，像天津市养老院排号的老人也在2000人以上。基本能自理的沈奶奶已经86岁了，她的房间窗明几净，墙上贴着字画，她说：“这里很好，什么都不用做。有棋牌室、桌球室，还可以学书画，健身房也有，因为带二级甲等老年病医院，护理都是专业的。老伴过世很多年了，逢年过节儿子接我回家住上一阵，一个孙女在香港读书，他们对我很放心，也很想我，家庭关系更融洽了。”

　　护士长说：“由于她有高血压，睡眠不好，老人进来得比较早，所以包下了一个双人间，每月2300元，如果一个人住单间只需要1500元左右。现在包房这种事情不可能了。”

　　院长孙兆元是位温文尔雅的中年医生，他告诉记者，天津养老机构有300多家，只有4家是公办的，为了进养老院，常有人托关系给他打电话。对此他也很苦恼。现在共有床位850张，但能自理的老人，进了公办养老院，寿命会大大延长，他们的床位很难有周转。所以排队的老人想入院就要等很长时间。

　　更有甚者，“一些老人为了曲线住进这家公办养老院，会以生病住院的形式住进来，然后便不打算离开。所以我们建立了相关制度，到了规定时间，必须给他们办理出院转院手续。还有自称孤寡、无子女的老人来这里哭闹，强行要求入住，其实是和孩子关系紧张。”一位边姓工作人员说道。

　　在孙兆元看来：“以后公办的养老院应该设门槛，把资源让渡给生活不能自理且经济条件极困难的老人。能自理的老人一个人一张床，连吃饭每月1350元，电视、电话、空调都有，不用交暖气费，有人给其搞卫生、做饭，吃完不用刷、洗，比自己在家生活成本还低，来了将房间一租就可以了，这不太合理。而且价格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这么低的价格，迫使天津民办的普通养老院的收费也只能与我们持平，最多上浮一两百元。这对全行业提升服务水平不利。”

　　“不仅老年人是弱势群体，养老院也是弱势群体。”孙院长说，“我给两会写了提案，现在护理人员短缺，是因为待遇太低，这个我们又决定不了。她们每月2500元钱，上完五险，拿到手的就1300左右，民办的不交保险，看上去拿得还多点，拿这点收入却干这么脏的活，心里不平衡，有的家属也不理解，觉得出点钱，养老院什么都得管。养老院是高风险，低收入，出点事，我们赔不起。我们的经验相对多一些，服务较规范一些，出事的概率不高，我们天天讲这些事，一开会总是强调安全，强调服务，战战兢兢。”

　　最近，害怕排队时间太长，年仅60岁的章阿姨已经开始在天津市养老院登记排队。在参观了养老院后，章阿姨感觉十分满意。她经营着一家小公司，儿女不在身边，她想先排个号，过几年住进来，白天上班，晚上住这里。

　　登记处的张主任笑着说：“等排到你了，你不来怎么办？再说我们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80岁，和他们住一起，你不烦吗？老人餐估计你也吃不惯。”章阿姨想想在理，就放弃了，她对记者说：“现在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选择余地，再说老伴儿也肯定不乐意住养老院。”

　　除了公立养老院，很多人提议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方式辅助养老体系的建立。在孙兆元看来这也是趋势，老年人之间互助养老也可以考虑，但现在很多邻居互相都不往来。

　　曾经在社区办过一家日间照料中心的李先生告诉记者：“太难了，风险太大了，在家养老的又多是没啥钱的老人，而且白天老人放你这里，风险都是你承担。到了饭点，又集中给你打电话，由于员工数目、素质都不够用，投诉很多。如果说，养老院的护理人员是普通陆军，我们的人员就得是海豹突击队，因为要处理各种不同的情况。我赔了钱，发现力不从心，就放弃了。”

　　金抗也考虑过和好姊妹们住一起，互相照应，但人和人生活习惯不同，在一起不免冲突，就放弃了。

　　老无所养

　　“前一段时间，第一福利院给我打电话，开口就说，不是通知入住，只是了解一下情况。”金抗在第一福利院和第五福利院登记5年了，目前还未能入住。

　　由于祖上曾经是官至四品，自己也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金抗对于自己无处养老感到既委屈又气愤。“我今年79岁了，本姓爱新觉罗，祖上是康熙帝的兄弟，曾祖父在前清做过四品官，祖父以后家道中落了。”

　　1949年8月，16岁的金抗进入随军的护士学校，参加革命，后来作为北京首批抗美援朝手术队的成员去了东北。“我们有14个人连名字都改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争取持久和平’，我是带头改名的，所以叫金抗。为了能参加抗美援朝，我还给组织写过血书，战地医院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团队的任务就是抢救重伤员，大冬天，没有热水，我们自己洗纱布……”金抗回忆。

　　由于人为原因，本应该离休的金抗最终成了退休，“我们同学中，有5个人办了离休，其余人都被退休了，收入差了一倍，我退休工资每月就3000多元，我们很希望历史问题能被妥善解决”。老伴不在了，儿女也不在身边的金抗，现在和两只猫一起生活。

　　由于一个人生活孤独，而又没有养老之处，金抗决定追逐儿时的声乐梦想。她拿过中国大众艺术家协会等联合举办的“夕阳红全国中老年才艺展演活动”声乐组C组全国金奖，还上过广西卫视。如今，金抗辗转于北京多个合唱团。“日程很满，为了唱歌，我成了月光族。”金抗说。

　　在去年一个杂志社举办的选秀中，由于过于投入，而又没能取得好名次，金抗感到身心都受到伤害。“从第一轮到第四轮，整整拖了好几个月，每次都是转地铁、换公交去昌平，最后可能是因为我不配合他们去地方商演，或许是真的耳麦坏了，总之，我在第四轮被淘汰了。这对我打击太大了，我卧病在家两个月，靠方便面度日。”

　　4月初，本刊记者电话约金抗采访时，她说，腿不舒服，几天没有出门。等金抗的腿好些后，她约记者在私人养老机构“恭和苑”见面。

　　当天，金抗参与的星海合唱团，正在恭和苑排练。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著名老年人乐团。排练结束后，金抗告诉记者，地处双井的“恭和苑”对周边的老人很好，场地几乎是免费提供给乐团练习的。“他们邀请我试住一周，并不指望我住进来，象征性收了300元。太奢华了，正式入住每月要1万多元，我可住不起。”

　　公立养老院排队太久，市区内的民办养老院都价格高企，金抗开始考察郊区的养老院。

　　金抗去郊区的一家养老院看过。“山清水秀，条件不错，还养着鹿，但离我的生活圈子太远了，我还是希望能住在城里。”这是老年人不愿去郊区养老的普遍心态，有人半开玩笑地说：“郊区不但没有好的医疗条件，老人又离开了原来的社交圈，儿女看一次老人跟扫墓也差不多。”

　　“我姐姐87岁了，她比我保守，不肯去养老院，整天窝在家里，儿子是大学副教授，媳妇是医院护士长，都忙得很，为了供孙子自费去美国留学，儿子整天在外面讲课。”金抗说。

　　与金抗相似，星海合唱团里很多老人都面临着养老的难题。

　　星海合唱团的王暨明对记者说：“我母亲是商务部的老干部，老年痴呆了，一年换了十几个保姆，把人家折腾得够呛，现在复兴医院下面银龄老年公寓住着。”

　　“这家是民营的，条件还不错。房费、冷暖费、饭费，每月费用总共要8000多元。我们5个儿女凑一凑，再加上母亲的退休工资才够。而我就一个女儿，被我养得很娇气，还得帮她带孩子。我不指望她以后能照顾我，自己去养老院，但就怕越来越贵。估计我是等不到社会养老体系完善的一天，到时候我打算把房子卖掉，找个民营养老院养老。”

　　星海合唱团的杨可几年前带着老岳父去北京太阳城国际老年公寓看了看，但高昂的医疗押金让他们望而却步。“他们要20万元医疗押金，没有利息，我岳父不乐意了，20万元没利息，过十几二十年，不知道贬成什么样子了。而且岳父是可以享受公费医疗的。后来岳父在家待着，请了保姆照料，老人身体还好，就是孤独，保姆其实也没多少活儿，就是给老人找个伴儿，陪他看看球。每月2000多元的薪水，保姆还闹薪，节假日还得给红包。保姆之间也互相攀比，对我们挑挑拣拣的。”

　　与金抗一样，王暨明、杨可都表示，住不起像恭和苑这样的高档养老院。恭和苑的一切标准，都向美国最高端的私立养老机构看齐。其院长是从美国请的资深华人养老院长，营养师是台湾人，护士长有新加坡回来的，还有日本回来的，护理人员都是从专业护校毕业的。

　　投资建立恭和苑的是乐成集团，其老年实业投资中心总经理高峻松说：“有意向登记入住恭和苑的都是感觉有点‘摆谱儿’的老人，往往看不上公立养老机构，孩子基本上是中小企业主。”

　　民营养老院差在服务

　　公立养老院排队太久，而城市里一些高档的民营养老院收费又太高，而更多的容易入住的普通民营养老院，服务质量却较差。

　　志愿者刘华(化名)第一天去北京一家民营的养老院服务就目睹了一场集体示威行动：一些老人静坐在饭厅里绝食抗议，还有一些老人大吵大闹。

　　院方对此也始料未及，有些慌乱。示威原因是，院方宣布以后每天的伙食费多收3元。刘华说：“这件事也不能全怪院方，现在CPI指数这么高，菜价涨了，而且人工也涨。此前可能没有和老人做充分的沟通，也许沟通了，效果并不好。”

　　与对涨价的极度敏感相比，住进民营养老院的老人，对服务并不过分挑剔。护工怠慢老人的现象很普遍，尤其是对那些失能或部分失能的老人。“院方不可能存心对老人不好，但现实很残酷，有的护工逗痴呆老人唱歌，不高兴了，就踢老人一脚。”在刘华看来，“不能说那些虐待老人的护工没人性，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要照顾他们床上吃、床上拉，他吃了可能还会吐了，或者是你正在吃饭的时候他可能要大便，回头你还要继续吃。这都不是常人能忍耐的。”

　　学企业管理的刘华告诉记者，由于护工严重短缺，现在民营养老院招来的护工，很多都不识字。1000多元的基本工资，已经很难招到人。

　　但大多数民营养老院对招工难，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鼓励加班，24小时一对一护理。“加一张护理床在老人房间里，这就把给护工租宿舍的钱省下了，同时，号称一对一的护理，晚上有事，旁边有人，可以向老人收更高的钱。但老人和护工都没有隐私，下床上厕所都有人服侍，这样照料的强度就大大提高了。而由于护工多是来自社会底层，能多赚钱肯定愿意干，反正下了班，在北京不认识人，也没地方去。”刘华透露，这种管理方式，在北京很普遍，在行业里算是“经验”。从硬件上看，这些民营养老院的条件并不差，老人可以试住，以后不满意了，签了合同的，也随时可以离开，但住下的，几乎没有离开的。

　　“但我去过北京一家气氛堪比恐怖片的养老院，”刘华说，“我是冬天去的，当时的月收费1000元左右，进入一间无人打扫的房间，打开马桶盖，发现有没冲干净的东西；走廊里摆着捐赠的家具，上面满是灰尘，窗户玻璃很多是坏的；室内的沙发布也破了，里面的棉花翻卷出来；挡风的门帘儿黑乎乎的，而老人们的衣服，则脏到看不出颜色。走廊里，还时不时传来阵阵惨叫。而且，中午只有一个菜。”

　　这些老人多来自农村，子女不愿意养，每人凑些钱，就把老人送到这里来了。

　　目前，除了极高档的养老机构属于营利性外，99%的民营养老院仍属于非营利机构，国家有一定程度的现金补贴、减免各项税收，所用水电均执行居民水电价格。“尽管经营者在叫苦，但实际上利润还是可观的。”刘华说，“有的老人长年生病，换个尿不湿自然是自费的，而且一打点滴，养老院就有钱赚了。”

　　文/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