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大师远去，思想长存
- 来源:投资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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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12-21 10:51
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天，雾气重重，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的一位销售代表拜访麻省理工学院，正当他一无所获灰心丧气之际，一个年轻的助教对他说：“我刚刚写完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不知贵公司是否有意出版。”
这个销售代表带着侥幸心理，将拿回的书稿交给编辑部门审阅，一本影响几代人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由此在“无心插柳”中横空出世，这位年轻的麻省理工助教就是萨缪尔森。
12月13日，这位世界第二位、美国第一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家中去逝，享年94岁。
在有生之年，这位经济学通才不仅在理论方面成为一个标杆，更指导了弟子肯尼迪利用减税政策造就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在中国，其著作更是改革开放后国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一扇必须要打开的门窗。
伯格的粉丝
在常人看来，萨缪尔森是投资界的外人，而实际上，他不仅是名副其实的“行家”，也是约翰？伯格的忠实粉丝。
在100本关于个人理财的书籍中，99本必须印刷“警告”标签，就像香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旱烟也不例外”的字句一样。但是，除了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Graham)的那本《明智的投资者》之外，还有一本叫做《伯格谈共同基金》(BogleonMutualFunds)的书也成了行业例外。
“伯格将一个基本行业改变到最适宜的方向，这样的贡献很少人能够做到。”萨缪尔森作为该书序言的作者也深感荣耀，“巴菲特不可能告诉你如何成为巴菲特，而伯格对他的投资原则的详尽描述，却使我和上百万的投资者在20年后将令我们的邻居羡慕不已，与此同时，我们在这充满着变数的20年中又能高枕无忧。”
在他看来，分散投资的确可以降低风险，却无法消除风险。所以，萨缪尔森也曾多次向投资者推荐指数型基金，虽然一群经济学家在一起从来不曾有过一致的意见，但是对于共同基金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
“股票投资组合要多元化，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低费用的指数型基金。”萨缪尔森指出，从统计角度来看，选股广泛的股票指数型基金会超越大多数主动管理的股票投资组合。1000位基金经理人看起来一样好或者一样差，他们每一个人都预期自己的绩效会比别人高出3%，在结果出来之后，他们又每一个人都拿出来一套动听的说词。这1000人中，仅有不到10个人的绩效能够用来说服一群专家相信他们的长期绩效胜过指数化。
从他个人的投资经历上看，“明智地投资，除了有利可图之外，仍然可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就债券与货币市场基金而言，明智的投资者会选择高品质、低费用的基金。”
这一切都源于他“更新换代”的经济学理论。
中学时帮老师选股
1915年3月15日，萨缪尔森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犹太人家庭。一战后，他们全家移居芝加哥，萨缪尔森随后就读于海德公园中学，并且开始研究股票市场，还帮助代数老师选择股票。
15岁时，聪明的萨缪尔森考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当时，正是20世纪大萧条之际，而其中时隐时现的经济现象却如同斯芬克司之谜吸引着那些聪明的头脑，萨缪尔森就是最“虔诚”的一位。
而他和经济学真正的“缘分”则起源于芝加哥大学的讲堂，1932年1月2日，一场名为马尔萨斯的理论的讲座让这位莘莘学子为之倾倒。马尔萨斯理论，是指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
很简单的“说教”却让萨缪尔森如临“幸运之神”，用他的话说，“从一种角度上来看，研究经济学，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机缘巧合。”在“缘分”的撮合下，萨缪尔森“爱”上了经济学，而对经济学的钻研程度甚至惹得老师手足无措。据说，萨缪尔森旁听奈特(FrankH.Knight)的课程时，曾咄咄逼人地提问，奈特干脆说，“萨缪尔森先生，还是让你教吧。”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撤”出教室。
193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萨缪尔森便赶赴哈佛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时，也正是希特勒的那场二战使他在1935年至1940年期间逗留哈佛，赶上了经济学文艺复兴的浪潮，深入研究1932年前的大萧条和战后的通货膨胀，并开创了一个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的时代，将经济学传统的研究模式进行了“革命”。
在导师指引下，萨缪尔森26岁那年便取得哈佛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经济理论操作的重要性》获哈佛大学威尔斯奖，然而，萨缪尔森的犹太背景终为哈佛保守的学术传统所不容，遂于1940年开始执教麻省理工学院，并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
《经济学》奠定宗师地位
在麻省理工学院，萨缪尔森继续进行着和经济学的这场“爱情”长跑，他不仅才思泉涌，论文更是盈千累百，并秉承着哈佛时代的创新模式于1947年发表《经济分析的基础》，这本著作将最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缔结”，并让经典的数学表述形式注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母体”，一副人性化的经济学“面孔”由此问世。
1948年《经济学》“出炉”，萨缪尔森由此声名大噪，麻省理工经济学系也成为全美经济学的“标杆”。
不过在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辉煌期，中国还处在半封闭的状态，全面内战破坏生产力的情况下，恶性通胀正在全国蔓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人知道、了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通过翻译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可以说中国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人，这本书是他们启蒙的教科书。”经济学家华生曾称赞道。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经济学》畅销不衰，至今该书已发行至第19版，翻译成法文、德文、中文、俄文等40余种语言，销售量超过400多万本。就连萨缪尔森自己都对此感到惊讶，他本希望经济学变得“可以理解，让人享受”，但“没想到竟有如此持久的力量。”
经济学家梁小民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经济学家都是萨缪尔森的‘徒子徒孙’，他的书给我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感，我的起点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在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习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看来，萨缪尔森改变了经济学语言，“过去的经济学更多的是用文字逻辑来表达经济学思想，萨缪尔森之后，经济学则更多采用量化的、统计学的方式去进行观察和研究。”尽管谢国忠在麻省的时候，萨缪尔森已经不再授课，但是每个学期都会抽时间同学生进行交流。
减税建议造就美国高增长
《经济学》造就了萨缪尔森，萨缪尔森也从中进一步领悟到经济学的真谛。所以，1953年，当《经济学》第三版发行时，萨缪尔森来到美国预算局，开始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虽然他“一辈子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完整地待过一个星期”，但是，美国经济却在他减税高见的“催化剂”下迎来了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高增长阶段。
当时，萨缪尔森“最牛”的弟子——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就向尊师抛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橄榄枝”，然而，视名利如粪土的萨缪尔森却婉言谢绝。但当时美国的情况却不容忽视，战后第四次经济危机的“余孽”还在蔓延，失业率一度高达7.1%。更令人担心的是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肯尼迪政府被挤压在“提高利率”和“降低利率”的两面大墙之中。对此萨缪尔森提出了既保卫美元又实现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对短期贷款提高利率，阻止美元外流；对长期贷款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投资。”
此外，他还告诉年轻气盛的肯尼迪，“美国正走向衰退，暂时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以成为应对衰退的强大武器。”
肯尼迪顿时大为不安，“竞选中刚刚倡导财政责任和平衡预算，你却来告诉我，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是减税？”但最后，肯尼迪还是听从了尊师的高见，实行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政策。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美元危机，更成就了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的持续繁荣，使美国的失业率在1965年下降到4.4%的水平，另外，从1964年到1966年实际GDP以令人瞩目的5.5%的平均速度增长。
这项举措同他1970年在《纽约时报》上的撰文不谋而合，“传统的放任经济下，繁荣是脆弱的，只是昙花一现，但在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混合经济’下，财政和货币政策肯定可以防止长期衰退，弥补消费不足，挖掘更多资源，确保就业机会。”
而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看来，萨缪尔森是经济学家中将理论联系实际最为杰出的代表，“比如他最出名的是给肯尼迪政府建立一整套的减税刺激经济的方式，就是将理论运用到经世济民当中去。”
让经济学在当代政治的舞台上扮演某个角色，也是萨缪尔森希望在经济领域衍生出的另一个主题。
奥巴马经济班底多为门徒
1970年，终于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下，萨缪尔森和经济学的这场“爱情”长跑修成正果，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是世界第二位、美国第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对于这些成就，萨缪尔森一笑置之，“终我一生，我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在做那些能够给我带来纯粹乐趣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所得远大于付出。”
“在提升经济理论的科学分析水平上，萨缪尔森的贡献超过当代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事实上，他是以简单的语言，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相当部分。”这既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也是经济学界对他的认可。
不仅如此，几乎在涉及贸易、汇率、福利等宏、微观所有经济学基础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在各个领域都“面面开花”。
而他并未将这些成就划归己有，而是“倾囊相送”，继肯尼迪“高徒”之后，萨缪尔森所执教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更培养出了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肥厚”的财经班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现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都曾拜倒在他的门下。
在目送一拨人跨入政坛之后，受过他言传身教的劳伦斯？克雷、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兹，也陆续站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舞台。
虽然这位大师已经远去，但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界的光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绽放出更加卓烈的光芒。
……
这个销售代表带着侥幸心理，将拿回的书稿交给编辑部门审阅，一本影响几代人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由此在“无心插柳”中横空出世，这位年轻的麻省理工助教就是萨缪尔森。
12月13日，这位世界第二位、美国第一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家中去逝，享年94岁。
在有生之年，这位经济学通才不仅在理论方面成为一个标杆，更指导了弟子肯尼迪利用减税政策造就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在中国，其著作更是改革开放后国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一扇必须要打开的门窗。
伯格的粉丝
在常人看来，萨缪尔森是投资界的外人，而实际上，他不仅是名副其实的“行家”，也是约翰？伯格的忠实粉丝。
在100本关于个人理财的书籍中，99本必须印刷“警告”标签，就像香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旱烟也不例外”的字句一样。但是，除了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Graham)的那本《明智的投资者》之外，还有一本叫做《伯格谈共同基金》(BogleonMutualFunds)的书也成了行业例外。
“伯格将一个基本行业改变到最适宜的方向，这样的贡献很少人能够做到。”萨缪尔森作为该书序言的作者也深感荣耀，“巴菲特不可能告诉你如何成为巴菲特，而伯格对他的投资原则的详尽描述，却使我和上百万的投资者在20年后将令我们的邻居羡慕不已，与此同时，我们在这充满着变数的20年中又能高枕无忧。”
在他看来，分散投资的确可以降低风险，却无法消除风险。所以，萨缪尔森也曾多次向投资者推荐指数型基金，虽然一群经济学家在一起从来不曾有过一致的意见，但是对于共同基金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
“股票投资组合要多元化，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低费用的指数型基金。”萨缪尔森指出，从统计角度来看，选股广泛的股票指数型基金会超越大多数主动管理的股票投资组合。1000位基金经理人看起来一样好或者一样差，他们每一个人都预期自己的绩效会比别人高出3%，在结果出来之后，他们又每一个人都拿出来一套动听的说词。这1000人中，仅有不到10个人的绩效能够用来说服一群专家相信他们的长期绩效胜过指数化。
从他个人的投资经历上看，“明智地投资，除了有利可图之外，仍然可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就债券与货币市场基金而言，明智的投资者会选择高品质、低费用的基金。”
这一切都源于他“更新换代”的经济学理论。
中学时帮老师选股
1915年3月15日，萨缪尔森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犹太人家庭。一战后，他们全家移居芝加哥，萨缪尔森随后就读于海德公园中学，并且开始研究股票市场，还帮助代数老师选择股票。
15岁时，聪明的萨缪尔森考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当时，正是20世纪大萧条之际，而其中时隐时现的经济现象却如同斯芬克司之谜吸引着那些聪明的头脑，萨缪尔森就是最“虔诚”的一位。
而他和经济学真正的“缘分”则起源于芝加哥大学的讲堂，1932年1月2日，一场名为马尔萨斯的理论的讲座让这位莘莘学子为之倾倒。马尔萨斯理论，是指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
很简单的“说教”却让萨缪尔森如临“幸运之神”，用他的话说，“从一种角度上来看，研究经济学，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机缘巧合。”在“缘分”的撮合下，萨缪尔森“爱”上了经济学，而对经济学的钻研程度甚至惹得老师手足无措。据说，萨缪尔森旁听奈特(FrankH.Knight)的课程时，曾咄咄逼人地提问，奈特干脆说，“萨缪尔森先生，还是让你教吧。”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撤”出教室。
193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萨缪尔森便赶赴哈佛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时，也正是希特勒的那场二战使他在1935年至1940年期间逗留哈佛，赶上了经济学文艺复兴的浪潮，深入研究1932年前的大萧条和战后的通货膨胀，并开创了一个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的时代，将经济学传统的研究模式进行了“革命”。
在导师指引下，萨缪尔森26岁那年便取得哈佛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经济理论操作的重要性》获哈佛大学威尔斯奖，然而，萨缪尔森的犹太背景终为哈佛保守的学术传统所不容，遂于1940年开始执教麻省理工学院，并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
《经济学》奠定宗师地位
在麻省理工学院，萨缪尔森继续进行着和经济学的这场“爱情”长跑，他不仅才思泉涌，论文更是盈千累百，并秉承着哈佛时代的创新模式于1947年发表《经济分析的基础》，这本著作将最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缔结”，并让经典的数学表述形式注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母体”，一副人性化的经济学“面孔”由此问世。
1948年《经济学》“出炉”，萨缪尔森由此声名大噪，麻省理工经济学系也成为全美经济学的“标杆”。
不过在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辉煌期，中国还处在半封闭的状态，全面内战破坏生产力的情况下，恶性通胀正在全国蔓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人知道、了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通过翻译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可以说中国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人，这本书是他们启蒙的教科书。”经济学家华生曾称赞道。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经济学》畅销不衰，至今该书已发行至第19版，翻译成法文、德文、中文、俄文等40余种语言，销售量超过400多万本。就连萨缪尔森自己都对此感到惊讶，他本希望经济学变得“可以理解，让人享受”，但“没想到竟有如此持久的力量。”
经济学家梁小民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经济学家都是萨缪尔森的‘徒子徒孙’，他的书给我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感，我的起点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在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习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看来，萨缪尔森改变了经济学语言，“过去的经济学更多的是用文字逻辑来表达经济学思想，萨缪尔森之后，经济学则更多采用量化的、统计学的方式去进行观察和研究。”尽管谢国忠在麻省的时候，萨缪尔森已经不再授课，但是每个学期都会抽时间同学生进行交流。
减税建议造就美国高增长
《经济学》造就了萨缪尔森，萨缪尔森也从中进一步领悟到经济学的真谛。所以，1953年，当《经济学》第三版发行时，萨缪尔森来到美国预算局，开始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虽然他“一辈子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完整地待过一个星期”，但是，美国经济却在他减税高见的“催化剂”下迎来了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高增长阶段。
当时，萨缪尔森“最牛”的弟子——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就向尊师抛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橄榄枝”，然而，视名利如粪土的萨缪尔森却婉言谢绝。但当时美国的情况却不容忽视，战后第四次经济危机的“余孽”还在蔓延，失业率一度高达7.1%。更令人担心的是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肯尼迪政府被挤压在“提高利率”和“降低利率”的两面大墙之中。对此萨缪尔森提出了既保卫美元又实现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对短期贷款提高利率，阻止美元外流；对长期贷款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投资。”
此外，他还告诉年轻气盛的肯尼迪，“美国正走向衰退，暂时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以成为应对衰退的强大武器。”
肯尼迪顿时大为不安，“竞选中刚刚倡导财政责任和平衡预算，你却来告诉我，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是减税？”但最后，肯尼迪还是听从了尊师的高见，实行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政策。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美元危机，更成就了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的持续繁荣，使美国的失业率在1965年下降到4.4%的水平，另外，从1964年到1966年实际GDP以令人瞩目的5.5%的平均速度增长。
这项举措同他1970年在《纽约时报》上的撰文不谋而合，“传统的放任经济下，繁荣是脆弱的，只是昙花一现，但在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混合经济’下，财政和货币政策肯定可以防止长期衰退，弥补消费不足，挖掘更多资源，确保就业机会。”
而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看来，萨缪尔森是经济学家中将理论联系实际最为杰出的代表，“比如他最出名的是给肯尼迪政府建立一整套的减税刺激经济的方式，就是将理论运用到经世济民当中去。”
让经济学在当代政治的舞台上扮演某个角色，也是萨缪尔森希望在经济领域衍生出的另一个主题。
奥巴马经济班底多为门徒
1970年，终于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下，萨缪尔森和经济学的这场“爱情”长跑修成正果，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是世界第二位、美国第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对于这些成就，萨缪尔森一笑置之，“终我一生，我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在做那些能够给我带来纯粹乐趣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所得远大于付出。”
“在提升经济理论的科学分析水平上，萨缪尔森的贡献超过当代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事实上，他是以简单的语言，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相当部分。”这既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也是经济学界对他的认可。
不仅如此，几乎在涉及贸易、汇率、福利等宏、微观所有经济学基础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在各个领域都“面面开花”。
而他并未将这些成就划归己有，而是“倾囊相送”，继肯尼迪“高徒”之后，萨缪尔森所执教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更培养出了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肥厚”的财经班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现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都曾拜倒在他的门下。
在目送一拨人跨入政坛之后，受过他言传身教的劳伦斯？克雷、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兹，也陆续站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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