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警5年记

　　芦山地震，让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火了。

　　在曾经被大地震袭击的汶川、北川等地，2013年4月20日8时2分刚过，许多人的手机响起，短信告知：雅安芦山正发生有感地震，请做好避险准备。甚至还说明地震横波多少秒后就将抵达。

　　不到一分钟，震动果然到来。

　　在北川中学等校舍，地震预警信息接收服务器自动触发广播系统电源，警报随即响起。

　　现在广为人知的是，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这家私营机构推动的“地震预警和烈度速报系统”，为雅安主城区抢出5秒预警时间，向成都主城区提前28秒预警。“雅安全市还没有安装预警系统，如果有，应该能减少伤亡。”王暾有点遗憾地对《望东方周刊》说。

　　这位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双料博士，自200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大量部署预警监测仪，利用无线电波和地震波之间的速度差，在地震波到达之前向公众发出警告。

　　今天的风光背后，是这家民间机构5年间的艰难前进。

　　开始的很多年里，“大部分人分不清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测。”2011年，王暾曾对本刊记者说，3年间，他大概解释了几千次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测的区别---前者是指在地震已发生、抢在严重灾害尚未形成前发出警告并采取措施；后者是对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地震事件事先通告。

　　从2008年开始，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接连发生的严重地震灾害，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地震科学研究，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并涉及法制建设、技术规范、宣传科普等诸多方面。

　　作为地震减灾的主要方法之一，目前我国地震预警研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地震部门的官方路线，另一条是以王暾为代表的民间路线。经历多次地震的实践检验后，“民间路线”正得到业内人士和越来越多地方政府部门的认可。

　　建设中国地震预警系统的过程中，如何吸纳民间成果，正成为一个受关注的问题。

　　一旦发生误报，损失谁负责

　　时间回到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远在奥地利攻读博士后的四川人王暾，看着电视里家乡的惨烈景象，泪流不止。“为大家解决实际问题比发表几篇学术论文更重要。”研究超冷原子和量子信息的他，决定回国研究地震预警技术。彼时，地震预警在国内仍是空白。

　　王暾向海外多名华裔教授筹集到数百万元启动资金，在成都高新区的支持下，成立了民间研究所---“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

　　几个月后，他们研发出地震预警系统。按照国际经验，这样的系统研发出来后要进行多次试行才能使用，如日本在2003年就建设了地震预警系统，到2007年才正式运行。

　　王暾曾以为地震预警只是一项科学攻关项目，当预警系统试运行时，他不再这么想。

　　第一次寻找试点单位，王暾就吃了闭门羹。“我们找了一个山区小学，校长连连摆手：报警器响了，万一学生跳楼怎么办？”

　　在电视上看到四川地震灾区的一些学校重视防灾演练的报道，王暾带着预警设备来到灾区，准备赠送给一所中学。

　　校长说：“教育局没有让我们装，你还是跟我们上级部门说说看吧。”

　　王暾拿起电话，心怀忐忑地拨了过去，对方果断地说：“这会干扰教学秩序，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

　　王暾深受打击。不过他也打听到，很多灾区学校经常进行应急演练，“可能因为我们是民办研究所，无法取得对方信任”。

　　其实，不仅是属于民间研究所的成都高新减灾所在试验方面遭遇难题，政府系统的科研机构亦是如此。

　　“十一五”期间，中国地震局曾计划实施一项名为“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的地震预警示范项目，邀请一些机构参加地震预警演练。

　　然而，大部分受邀单位都拒绝参与：一旦发生误报，导致火车站关闭，火车飞机停用，损失谁负责？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还没有关于地震预警的免责内容，难以依法解决相关责任和法律纠纷，更不要说参与“试验”了。

　　最终，通过绵竹市防震减灾局协调，王暾获得了实践机会。

　　震前的汉旺中学，灾后由一位名叫加园的浙商投资4200万元异地重建为汉旺加园中学。校方听完地震报警器的介绍后，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不担心学生跳楼，平时演练得多了。”时任校长的刘学毅告诉《望东方周刊》，“当天我们体验了一次，警报器发出‘地震来了，地震来了’的警报声，老师迅速站到楼道口疏散学生，防止踩踏事故。”

　　大地震的痛苦经历，是汉旺加园中学接受这套系统的主要原因。刘学毅说：“大地震的瞬间我们历历在目，别小看这提前十几秒的预警，设备安上后踏实多了。”

　　2011年底以来，王暾在“5·12”地震余震辐射的川、甘、陕区域，联系了数所学校同时试验，获取了不少一线数据和经验。

　　不过，那时王暾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不是所有学校都能通过防震减灾局协调，还得请示教育局。很多人并不了解地震预警。最大的困难在于，公众对地震预警的认知，远远落后于技术的成熟程度。”

　　雅安正准备安装预警终端

　　龚宇，四川省地震局应急处副处长，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行业内对于预警系统仍存在疑问。

　　误报、漏报如何解决？这是大家最关注的。日本地震预警系统自2007年建成至今，正确率约30%，有时较高震级被预警为较低震级，其他干扰也会对预警系统产生影响。

　　如何消除预警盲区？这是另一技术难题。距离震中越远，无线电与横波传播时“抢”出的时间越多；距离近则没有预警时间。这种“预警盲区”一般是以震中为中心、半径几十公里内的圆形区域。

　　据王暾介绍，日本的预警盲区半径30公里，他们已缩减到20公里。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地震预警技术系统，已经得到了国家科技部、中国地震局、四川省科技厅等部门的支持，是四川省科技厅主抓的“一号工程”的项目之一。

　　2013年3月，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彭宇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项地震预警技术的多项核心技术世界领先。

　　比如，预警发布时间平均为7.0秒，超过日本的9.0秒。已建成的地震预警台网，从2011年6月正式运行以来，实现了2.7级以上地震无漏报、无明显误报等。

　　龚宇的手机上也装有系统终端。这次芦山地震，他接到的信息显示是6.4级。“已经算得上很精确了，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方式。在大地震面前，可以牺牲些精度，与灾难抢夺时间。”

　　两个月前，这项技术曾成功预警云南巧家4.9级地震。这是我国自主地震预警技术首次通过了破坏性地震检验。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实践成果，赢得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认可，也敲开了市场大门。除了成都市地震局，安徽滁州也用这套系统打造了全国首个地市级的地震预警系统。

　　谈起芦山地震，王暾说：“雅安地震局对我们的预警系统十分支持，帮助我们建设了境内的预警监测台。他们正准备向市政府打报告，请求协调广电、财政、教育等部门，在学校、商场、小区安装预警终端。没想到，这场地震来得这么快。”

　　建立地震预警制度是首要前提

　　2008年后，中国地震局也启动了官方的地震预警系统研究，由福建省地震局承担。

　　据福建省地震局提供给本刊的资料显示：“福建局的地震预警与烈度速报系统2012年9月开始在福建地震台网在线试运行。试运行期间，系统平稳、可靠，已成功地对包括福建长乐海域3.3级、福建仙游2.5级、台湾高雄4.4级、台湾花莲海域4.8级等一系列地震预警。经3到4年的试运行，系统能正式投入运行，并对外发布地震预警信息。”

　　福建省地震局科技处处长黄宏生说：“我们的地震预警软件系统今年2月20日通过了中国地震局组织的测试。”

　　官方地震预警体系被外界认为“有些迟缓”。中国地震预报领域的元老、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曾对《望东方周刊》表示：“成都高新减灾所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已经走在了国家科研机构的前面。”

　　此次芦山地震，尽管王暾的系统成功发布了预警，但实际收到预警的主要是手机终端用户，以及有电视台合作的汶川等地区。

　　“这个系统还没进入应用阶段，雅安有一些监测点，布置得比较稀疏，成都在一些学校有试点。”龚宇说。这意味着预警系统尚未被用户广泛使用。

　　“地震预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地震预警监测、预警信息产生、预警信息发布、预警信息接收。缺少任一环节，都不能称为地震预警系统。”王暾说。

　　他说：“我们已有成熟的地震预警和信息发布技术，需要在国家的支持下，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地震预警技术系统，建立广泛有效的信息发布渠道，使广大民众能够提前获取预警信息。学校、医院、住宅区、写字楼、工厂等等，都有必要。”

　　彭宇行曾公开表示，四川省科技厅支持成都高新减灾所的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带动地震预警产业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

　　经历芦山地震的检验，龚宇评价：“主震时效果很好，但级数误差有点大，如果能把地震中出现的问题很好地解决，可以推广使用。”

　　而王暾认为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地震会破坏地面通信网络，“我们没钱搞卫星通信，只能等将来有条件再说。”

　　王暾不否认这方面“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由于目前并不盈利，银行无法给他的团队提供贷款。他们主要依靠科技部和四川省政府的“创新基金”和“百人计划”人才基金，及成都市高新区的研究经费。

　　而就全国范围估算，2009年中国地震局曾启动“地震预警与烈度速报系统的研究与示范应用”项目，计划投入20亿元，用5年时间建设覆盖全国的由5000多个台站组成的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

　　而王暾认为，按成都地震减灾研究所的建设经验，以5000多个台站建设国家地震预警系统远远不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这一系统，需要70亿至100亿元。

　　“我们用3000万元做了这么多事，全国或重点省份使用我们的系统，可为建设我国预警系统节省几十亿元，并提前4年建设覆盖全国的地震预警系统。”他说。

　　建立地震预警系统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龚宇说：“突发性事件防范预防技术，在社会上的应用都需要法律保障，目前在这个领域政府购买服务比较少。”

　　黄宏生也表示，由于地震预警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必须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技术标准，对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主体、触发条件以及预警信息内容、发布对象、社会协同、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规范。也需要做好科普，提示民众接到地震预警后如何避险。”

　　显然，建立一个完善、明确的地震预警制度，是首要前提。

　　《望东方周刊》记者钱贺进|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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