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第七天》腰封上赫然印着余华的这句话。这是作者对虚构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也是作者交给读者的一把钥匙，凭借它，我们可以打开文本世界的大门，可以解释对于小说产生的疑问--为什么小说的主体由强拆、卖肾、袭警、失火等一系列社会新闻串连而成，还可以生发出对小说本体的进一步探询--这样的小说还是小说吗？
这的确是小说，而且是“艺术模仿现实”这一悠久传统之中的小说。从社会新闻中取材，一直都是巴尔扎克、狄更斯们在做的事情，极度肯定虚构力量的纳博科夫有时也在作品中说：“生活要展示的是另外的、更深邃更细腻的层次。”同样是虚构对现实的服膺，《第七天》比上述作家的作品服膺得更彻底，甚而放弃了一般意义上个人的声音、文学的声音，代之以众人的声音、新闻的声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索性写一本新闻纪实而一定要假文学之名呢？这就需要谈及虚构的三重力量。
虚构的第一重力量是记录现实的苦难。新闻当然也可以这么做，但文学对苦难的记录更细致、更自由，存留得也更长久。余华懂得如何发挥这一力量：一个虚无缥缈的死后世界，死去的主人公展开了七日旅行，旅行中充满了众多死者的呼喊与细语--正是凭借这一虚构，作者像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帕修斯一样获得了神奇的镜子，借此可以靠近令人变成石头的魔女美杜莎，虚构在此成为映照现实的镜子，并使作者可以更自由地对不公不义的现实发声而不被石化。
但是，仅仅记录苦难还不够，虚构的第二重力量是叙写人间的温情。如果《第七天》只是各类社会新闻的粗糙集锦，如果读者只能从阅读中得到类似在网络上吐槽现实而带来的情绪发泄，如果小说“让不公成为注意力的唯一尺度”，那么它就是在“赞美魔鬼”，而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是人学”--这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用了太多的时间去习得，却又轻易遗忘。《第七天》中依然有着余华大多小说所共有的特征--用冷酷的语调叙写人间的温情，父子情、夫妻情、恋人情、以及无处不在的辐射至一切人的同情……如此，社会新闻中的一个名字、一个数字、一个号码才有可能走进虚构的文学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说话，思考，行动，成为一个人。
但是，仅仅叙写温情还不够，虚构的第三重力量是创造生命的喜悦。吉尔伯特在一首诗中说：“我们可以没有消遣，但不能没有喜悦。我们必须顽强地接受我们的快乐，在这个无情的世界的火炉之中。”这就是虚构的最深邃、最强大的力量。现实越是冷漠无情，虚构越是会顽强地创造出生命的喜悦。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将走上绞架之前，却从篷车窗口忘我地看见了生活：“我并没有变得灰心或丧气，生活是到处都有的，生活在我们自身中”；扎米亚京被捕而流放之后，却让小说中的青年在一个丑老太婆那“覆满皱纹、就像长了柔软青苔”的嘴上深深一吻；卡夫卡长年忍受着身体的病痛和绝望感的侵袭，却让笔下遭受莫名审判的K从打开的窗口里看见了充满丰盈细节的人--在窗口抽烟抱孩子的人、围着手拉车玩耍的孩童、穿着睡衣用水罐汲水的少女……用虚构创造生命的喜悦，这是伟大作家的天命，如果不是，浮士德在临死之前就不会无限留恋地说：“你多么美，请停留一下！”这第三重力量，在余华虚构出的那个“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的“死无葬身之地”稍有体现，不过遗憾的是，“死无葬身之地”这一双关语所流露出的对现实的无奈和对虚构的不信任，消解了这种力量，因此，如封面的宣传语所说，《第七天》“比《活着》更绝望”。
没有对文学可能性的信仰，没有对虚构之力的信任，就无法在文学中创造出生命的喜悦，这是我们当下的文学距离“伟大”还比较遥远的原因。当我们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顽强地创造出喜悦之时，我们才可以如扉页《旧约·创世纪》所说：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一切的工，安息了。
文/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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