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陈大戈传记（二）

　　同年，陈懿德同志认识左联负责组织工作的卢方同志（卢森堡），他郑重地把大戈与为雄二人，都作为党内的同志作了介绍。为雄以青年诗人的身份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将士夫夫们自诩“往来无白丁”之反意，取其“白丁”二字为笔名，称自己是个平头的百姓，表示要用诗文去为民请命。在文化战线上，他要与大戈携手并肩，去做一对冲锋陷阵的革命伴侣。为雄进了左联以后，才正式开始参与了党内的活动。（那时尚无“过组织生活”的说法）

　　1934年，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为了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要培养一批优秀的工人骨干。在周扬同志的倡议下，以大众文学委员会的名义，组成了“农工教育委员会”，大戈参与了组织工作。

　　以蔡楚吟、陈大戈、吴奚如与王为雄等，多名左联的青年作家为骨干，汇集了一些在校进步的青年，共同组成了这个委员会。为雄成了这个委员会的积极分子。他们在沪西法租界的南部地区，先后开办了近十余处工人读书班。左联的卢方（卢森堡）亲自协助工作。他们深入工厂的宿舍、窝棚去体验、熟悉工人们的生活，同情穷苦大众的疾苦。啟发劳动人民不堪承受剥削、压迫！自觉进行反抗的意识。从中培养工人骨干。编辑出版“罢工日报”在厂际间散发、传阅。一场罢工斗争的新浪潮在蕴酿、在积蓄着喷发能量，上海滩上——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久，以美亚丝厂为首的工人大罢工爆发！大上海又一次席卷起罢工的新浪潮。陈大戈握笔，亲手起草的《罢工宣言》！在大大街小巷飞舞。号召工人罢工！宣传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严词痛斥！“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论调，呼吁！全民抵制日货。与此同时，还与吴奚如合办小型报刊“十日谈”，连续报道工人大罢工的动向。，深受鲁迅先生影响的大戈，不进象牙之塔，不钻蜗牛之庐。她坚定地拿起手中的笔作钢枪，投向千夫所指的敌人！以一腔激情陆续写下了《罢工》、《大锅饭》等中篇小说、以皮杂文、散文等一大批，抨击时弊作品。相继登载在“中华

　　大戈在左联时期发表在报刊上的部分作品

　　日报”、“文学周刊”。“第一晚”、“潮汐”等作品发表在“文学丛报”上。在“申报”的“自由谈”栏目，还发表了一篇公然为武则天叫好的杂文“替娘儿们写的史”。这篇杂文旗帜鲜明，思想性强、个性泼辣、文笔犀利，风格特殊，是大戈“宏扬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誉，先生还特地邀请她前去他寓所面谈。某日，大戈与为雄如约前去，适逢先生要事缠身，必须外出，临时委托胡风代为接待。胡先生转达了鲁迅先生对大戈作品的评语，鼓励大戈要继续深入生活，去掌握第一手资料，去体会工人生活的疾苦，把工人大众的呼声和真实的思想情感，用特殊的文字表达出来。鲁迅先生还特别转告：一亇年轻的女作家，对反动势力的斗争能一直保持持续进击的姿态，难能可贵。但只有善于保护好自己，才能更有效地去攻击敌人。

　　1935年，大戈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取名小丁。正当夫妇二人共庆新生命诞生的时候，党内又发生了重大变故。上级部门联络局的一对兄弟，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又一批党内的同志被捕，凡是与联络局有过接触，左联的卢方等人也牵涉其间。党内紧急通知大戈和为雄立即转移。为雄带着大戈前往杭州的扶轮小学。投奔他的好友徐守白。为了行动方便，临行前为雄不顾大戈的反对，将发着高烧襁褓中的婴儿托付给了房东太太。那时正值仲夏，小学校放暑假。夫妇二人在杭州暂避了个把月后，又潜回到上海，才知孩子已经夭折。大戈经徐守白的推荐，进入上海敦仁女子中学教书，暂作掩护。

　　由于他们在上海的政治身份已经完全暴露，敌人正在四处通缉，敦仁女子中学并非是安全之地。更严重的是，一旦电台之事暴露，势必会连累在南京军政部机械修造总厂的大哥陈昌华。

　　1935年的下半年，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穿越雪山草地，经历了磨难无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向西北方向挺进，终于直上陕北。

　　此时奉命放弃了东北三省，退入关内的东北军，正驻扎在陕西一带剿共。而大戈的世叔邵力子先生，此时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当时的西北地区，已成为全国矛盾集中的焦点，慎重地研究了当时国内的斗争形势，经过充分考虑，他们一致同意到陕西去！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

　　二

　　大戈把去西北开展工作的设想，请示了上级，区党委同意了她的主张。让大戈、为雄三上南京努力去动员、说服陈昌华一同西撤。

　　在南京，大戈见到了当年的启蒙恩师王任叔（巴人），师生重逢，自然十分亲热。先生时在交通部工作，他力邀大戈夫妇住到他的家中。先生看过大戈发表的一些作品，颇觉欣慰。鼓励大戈要继续努力！得知他们要远去陕西，巴人慷慨赠银，作为沿途必需的盘缠。

　　陈昌华当年刚满三十，他锐气十足，抱有工业救国的远大志向。他看不惯国民党丧权辱国、尔虞吾诈的腐败现象，在大戈夫妇的竭力游说之下，也很同意西迁的主张。

　　此刻的军政部的机械修造厂，正在对电台部件的缺失排查。虽然一时还查不到他的身上，但未雨绸缪、及早抽身、是比较明智的决策。昌华利用南京资源委员会打算与西北各省政府，合作创办发电厂的机会。请求厂方同意派他西去考察，于是他和为雄先行去了西安。

　　到了西安，他们先去拜谒邵力子先生。沟通世交亲情，行了子侄之礼。然后周游勘察了西安全城。

　　他们郑重考虑了二个方案：一是集资办厂，比如建自来水厂，以利民生。或办电厂，则有益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二是从政：按为雄的设想，由省主席邵力子先生任命陈昌华去某县当县长，他打算随之以合法手段去抓枪杆子，扩充革命的实力，拉起一支地方队伍，立足于西北，配合陕北红军。

　　他们在西安北大街旅馆，住了一个多月。寻找到一处比较隐蔽又宽敞的住处。然后返回南京，开始做西迁的准备。

　　1936年过了阳历元旦之后，昌华向军政部机械修造厂辞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继而赶回家乡拜别双亲。于3月底带领全家，与大戈、为雄一起踏上西行之路。

　　在去西安前，为雄将1933年至1936年间所收藏的字画文物，包括岳父所赠送的“陪嫁”，全部委托给在上海的丘氏兄长代为保管。

　　西去的首要目的，大戈认为应该先去做通邵力子的统战工作。邵家与陈家有通家之谊，当年父辈义结金兰的六兄弟中，其父紫仪老先生，位列第二，力子先生排在末位，若能得到师叔的支持，一切也就比较好办。昌华听从了妹妹的意见。

　　他深知小妹聪慧过人，自幼深得力子世叔的垂爱，曾在百忙之中亲临沪上替她主婚，可见眷顾爱怜之深切。

　　一行人到了西安后，先居足于原先已预定了的寓所。雷神庙附近，玉祥门南首的一幢砖木结构的房子，房东是浙江诸暨人。全家暂先在此处安顿了下来，居家的一切费用全由昌华包揽。

　　择日，昌华和大戈一行前去邵公馆，拜见世叔邵力子先生，先生见到这些晚辈子侄，自然十分欢迎。

　　寒喧了一番后，问清了来意，昌华表示他有二种打算。其一：准备集资在西安创办西京电厂，以利于西北工业发展的需要，希望能得到世叔的鼎立支持。同时也表示了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之决心！所以其二也可以去从政，那怕去当一个小小的县长，只要能报效国家！当以身许国在所不惜！当竭尽已力！恳望师叔成全。

　　邵老听罢颌首称道：在他的心目之中昌华德才兼备，是位极其难得的专业技术人才。至于让昌华从政的想法，他深觉得不妥，这岂非大材小用？如今时局多变，社会如此般混乱，好端端的有为青年，何苦去淌这一潭混水。他十分赞同昌华在西安办厂的想法。当即表示定当尽力支持。

　　陈昌华本就无意从政。他虽然很理解妹夫的勃勃雄心，既然世师叔己表明了态度，怎可过于强求？王为雄一心想要在西北拉队伍的如意算盘就此落空。

　　据说当年在上海，为雄曾去城徨庙请一位老者測过字、看过相。算卜的老者言道：为雄在年过三十后将星高照，跃马扬枪领兵杀敌，建树不世之功勋，尽展其儒将之風采！王为雄熟读过孙子兵法，自信其有带兵作战之能，故对老者之言深信不疑。血气方刚的他，一有机会便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但亊与愿违，结果却是：那邵力子先生只将其安排在省教育厅，去当了一名薪资不俗的文职科员。

　　为了有利于做好邵力子的统战工作。大戈让大哥向为雄还有一位随同而来的吴奚如，全面地介绍了陈、邵两家世交的渊源。

　　陈、邵两家祖籍同在浙江绍兴，祖上就有通家之谊，世交颇深。父亲紫仪幼年时，师从力子的父亲邵老先生的塾舘就读。紫仪与力子同窗同席、二人意气相投。紫仪年岁稍长，性情敦厚，稳重务实。力子思想活跃、生性好动，同窗六人义结金兰。紫仪先生排行第二、力子位列第六。紫仪成绩为诸子之冠，深得邵老先生鍾爱。光绪年间，县试秀才，十七岁的紫仪名列榜首，人称东湖解元郎。后受义弟力子之邀，前往省府应试举人，紫仪文釆出众，又被选定为应试之首。却因官场腐败，到发榜时榜首之人改成了某官宦之子，紫仪年少气盛，撕了榜文拂袖而去！从此弃文从商，远离官场。

　　其实正当时，他已目睹满清王朝气数将尽！看清了仕途之渺茫，所以他另劈并蹊径、主张实业救国。而比他年轻的力子，思想激进！胸怀大志。早年就祕密参加了同盟会，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在义弟的影响下，陈紫仪结交了不少同盟会的成员。他出资、出力，协助反清大业。

　　邵力子在二次革命后，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曾加入过共产党。不少共产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期，也跨党加入过国民党。直到孙中山逝世，发生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就开始清党搞分裂。由于邵力子多年追随中山先生，这才放弃了共产党的身份。从此他身不由己、上上落落、沉浮在官场是非之中。

　　邵力子先生的发妻，曾拜紫仪之母为义母。紫仪长兄之女，许配给力子之侄为妻。力子先生之女慧贞与素怀自幼姐妹相称。昌华与力子先生的儿子过从甚密，都是意气相投的好兄弟。

　　陈昌华还向为雄谈及隐藏在世叔力子心中，密不外传的心头之痛！邵力子的小儿子，在法国留学时，曾著文痛骂过意大利法西斯蒂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的法西斯暴行。他文字犀利，同情国际纵队的反法西斯斗争。此举激怒了法西斯，意方当局勾结国民党与蒋介石密谋策划……

　　当他儿子去意大利旅行之时，被老蒋派遣的特务刺杀于旅途之中。儿子被害恶耗传来，邵力子痛心疾首！他心知肚明，苦不堪言，一直隐忍至今。但又徒唤奈何？

　　可恨之事还有一件：当年的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成立政府时，有过一项：“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国策。新政府曾派邵力子到苏联去做专使。因而他对苏共有较深的印象。北伐定都南京后，邵力子不齿蒋介石的为人，拒绝去南京赴任。蒋介石为了掩盖其狰狞的面目，收买人心，他居然让青红帮的爪牙，用流氓手段把邵力子绑架，押到南京。迫使其就范！硬性委派他担任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可人各有志，一个被流氓绑票而来的秘书长，与蒋介石怎么有可能会有共同的语言？

　　在昌华介绍邵力子情况时，在座的还有曾在左联一同共过事的吴奚如。他们在一起详细地讨论了会见邵力子时，准备谈话的内容。

　　某天，他们一行人再次拜见了邵力子先生，为雄开门见山地谈了三大要点：

　　其一：依据国内的当前形势……大敌当前！眼下敌强我弱、国力分散。国共两党“合则存，分则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北伐之所以成功，就是两党合作的成果。而“四.一二”反共大逮捕、大屠杀之后，造成连年内战、日寇趁虚而入！这就是两党分裂之祸害。纵观大局，非合作不足以图存。若能捐弃前嫌，促成两党再度合作，老先若能登高一呼！国之幸甚、民之所望也。

　　其二：在这民族危急、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国民党已到了认清形势！该改弦更张的时刻。停止内战！积蓄国力、团结一切力量、共御强敌。

　　其三：希望西北国军各部，调转枪口一致抗日。希望省主席曲尽守土之力，促进合作大计。小可在一省或几省、一军或数军内

　　试行。大可推至全国号召全军、全民关赴国难！

　　邵力子先生仔细听完，这些年轻人发表的政

　　治主张，不禁暗暗赞叹！看着这些精力充沛的年

　　轻人，感触颇深。共产党正是因为他们有真理在

　　手，才能够深得民心。他点点头笑着对大家说：

　　“你们说得很不错，我也非常赞成，你们有这番

　　见地，中国就不会亡！我看国共两党共赴国难，

　　合作的希望！还是有的。事在人为嘛！你们以后

　　有什么难处？不用客气，尽管可以找我，定当尽

　　力”。他转身笑着对大戈说：“阿怀（大戈的乳名）你比慧贞有见地，眼光了得，我看这个侄女婿思路邵力子先生

　　敏捷、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有胆有识气度不凡！稍加时日堪当大任。三年前紫仪兄邀我去上海为妳证婚，那日来去匆匆未及细谈。看来我那老哥哥眼光不错呀！”为雄在旁垂手而立心喜可知。师叔接着询问了义兄的近况，让昌华、阿怀代致问候。

　　一行人离开了邵公舘到吴奚如的住处，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大家热烈地议论着与邵力子先生的这番谈话。都觉得今天的说项效果甚好！力子先生的态度明朗，明确表示会给予帮助。虽然昌华哥从政当县长的希望落了空，但邵力子亲口承诺，有困难可以直接找他。

　　为雄的内心又开始活动了：到陕北去！此念头一闪，刚说出口，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他们决定第二天再次造访邵力子，请他以省政府的名义，搞几张去陕北的通行证。但此次造访，结果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原来红军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红色根据地以后。蒋介石立即调动重兵，重重包围了陕北这块贫脊的土地。妄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

　　九.一八事变后，他命令东北军放弃对日寇抵抗。统率几十万大军一路撤退到四川，与西北军联手，成了围剿陕北红军的主力。在短短两个多月的剿共战争中，士气低落的东北军，连连吃败仗，成千官兵被俘。

　　如今在通往陕北的各条通道口，全都被驻守的东北军严密封锁。没有东北军司令部签发的通行证，谁也别想通过。

　　国民党军政之间派系复杂，身为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负有协调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重任，但这通关之事却非同小可，即使是他本人，也无权破例。

　　他很了解目前东北军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经过认真思考后，邵力子先生坦率地告诉他们：“我可以用个人的名义，直接介绍你们去见张学良将军，看在我的三分薄面，向他索要几张通行证，谅也不成问题。”

　　为雄闻听此言，喜出望外！顿时血脉贲张。生性喜欢冒险的他，一听可以去面见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当即按捺不住，拿起邵力子给的名帖拉着大家，马上站起身来向力子先生告辞。

　　临别时，邵力子谆谆嘱咐为雄：“去见少帅，千万不可次！军人非比于常人，汉卿他性多疑，古人有云：“兵者诡道也”！他怨愤满腔！积郁于胸，随时都有发威之可能，万万冲撞不得！言语定须小心加小心！如今时局复杂，人心难測，不可有任何的差池，我在此静侯你的佳音”！

　　邵力子本非泛泛之辈，他听了几个年轻人的一番“救国言论”，胸中不无感慨。对西北的时局他了如指掌，红军到达陕北的前后，在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宣言强调：中国目前国难当头，国破家亡迫在眉捷，中共愿意团结各党派，包括敌对的军队、敌对的阶级、联合抗日。这一号召激起了全国各地高涨的抗日情绪，对东北军将士深有影响。

　　他还清楚地了解，东北军剿共屡屡遭受重创，老蒋不但不安抚军心，反而指责张学良剿共不力，先是削减军饷，后又取消了一个师的番号！张学良目前的处境，内外交困。

　　据他得到的可靠消息：工农红军释放了大批东北军被俘的官兵，这些人回归部队后，他们自觉地替红军大作宣传！在士兵之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股厌倦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想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在东北军中已渐渐形成了普遍的共识。

　　他让几个年轻人前去要几张通行证，虽说是件小事，却意义非凡。陕北是红色根据地，这些年刘志丹闹革命，烧红了西北半爿天！数月前共产党的中央红军，长途拔涉、过彐山走草地，直上陕北与刘部汇合，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到了陕北，似火添翼！老蒋本想趁红军立足未稳，派兵直扑直罗镇。朱毛小试牛刀，仅此一役被歼的中央军达数千人。老蒋急红了眼，着调兵迁将把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赶向内战的最前线，这几个月让张杨二人也吃足了苦头。是和还是战？得瞧瞧他俩将作何打算？我让为雄去要几张通行证？且看汉卿作如何处置？无非是想模模张学良的态度？测试一下东北军日后可能的动向？

　　大戈、为雄、吴奚如、昌华等人回去后，经过仔细商谅？认为人去多了倒反不便，为雄的胆最大！又能说会道，一致商定：觉得还是由他一人前去为好。

　　行前大戈再三叮嘱为雄一定要谨言慎行，只求得到路条，千万别另生技节，惹祸上身。她很了解为雄的亇性，着实为丈夫捏着一把汗。

　　天性喜欢寻找刺激的王为雄，兴冲冲地告别了众人，直奔少帅行辕而来。他认为老成持重的邵力子，经他的一席话，便轻易地得到了好感与支持。觉得这个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东北军血气方剛的张少帅，年轻气盛！凭自己的口才，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应该更容易被他说服。

　　为雄忘乎所以，完全将力子先生的谆谆忠告，置之于脑后。彻底忘了“军威难测！兵者，诡道也”这一古训。

　　到了戒备森严的东北军行辕，他投书谒见张学良将军。少帅正在处理军中事务，见了邵力子亲书名帖，他让卫士请为雄进见。

　　张将军打量这个年轻人，是一介书生二十许年纪，穿着一袭青布长衫。正想动问来意？不料这个年轻人，竟然开门见山口若悬河，说出一番让他十分吃惊的话来……

　　为雄信口言道：“少帅，我名王为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派来与少帅会面的代表，有些话要问少帅面陈。”

　　张学良两眼暗视左右。当时的时局十分复杂，他早就有所戒备。一听此言，知道来者不善。应了一声“呵”？暗自猜想此是何等样人？敢来戏弄本将军！他是老蒋派来摸底的特务？还是日本人前来刺探军情的间谍？如若搞清楚是这两等人！则必杀之！以泄本帅心头之恨。

　　原来他部下有一个团长名叫高福元，被红军俘虏后，在红军的根据地生活了一段时间，被释放回来后，他把在陕北亲眼所見、亲耳所闻、亲身的感受和盘托出，告禀少帅“内战是决不能再打了！希望将军能与红军联合抗日，共雪国耻”！中肯的道理，说得将军情不自禁，眼泪潸然而下……

　　此后，这位高团长，奔走于两军之间传递信息。1936年2月，李克农受命，代表中共中央军委首长前往洛川，与六十七军王以哲将军谈判。双方约定：自3月5日起停火，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当日他张学良亲自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这是何等机密的军情要事？难道此事已泄密了？否則上海的地下党，怎会“远派代表前来”此事大有蹊跷？将军不动声色一脸严峻，且听他再讲些什么？“请讲”！

　　此刻的王为雄头脑发热，尚未意识到自己已处身于险境之中，依然按着自己之所想，侃侃而道：“将军万里迢迢从东北，来到这贫瘠之地！何为？来剿共？君不見？那蒋介石在你的身后布置了重兵，苦苦相逼。你是劲敌红军在前，蒋家强兵在后，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已陷于进退两难之地！形势险恶！望少帅明察？

　　请您冷静设想一下，扩大内战同室操戈，不言而喻于谁有利？将军身负国仇、家恨，何以自处之？如若有心报国，当与我党共赴国难，区区在下愿为将军作阀，前去与红军疏通关节”。

　　听到这后两句，张学良心想？果不其然！此人非共党所派，来者不善！他脸色徒变！眼露杀机。心中一时还捉模不定，此人莫不是前来摸底的狗特务？一声咳嗽，埋伏在两厢，荷枪的军弁应声而出！场面登时充满了杀气……

　　为雄直到此刻方始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些冒失了！心中不免一阵紧张。面临千钧一发，如此的危急关头，他反倒冷静了下来。他“嘿嘿”地一声笑，大声道：“将军你多疑了！为雄我所言未尽，请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弃了东北三省大好的河山，与三千万骨肉同胞，因此受辱于外敌！还替老蒋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让国民千夫所指，留下了千古骂名！此时此刻当应幡然醒悟！我来此敢冒死进言，只是想为将军指明出路，你眼前唯一正确可走的路？是调转枪口一致抗日！以杀敌的实际行动来改变国人对你的看法，这是最明智的抉择！我言尽于此。是否有理？请将军自断！”

　　他面不攺色，字字铿锵、扔地有声！张学良听闻此言，肃然动容，他自忖从东北撤兵至此，还没有人敢于如此大胆！当面直白地指出，他心中的隐痛。心头一震！满腹的怒气煞时平息下来。

　　但他仍然摆出一付发怒的模样大喝一声！道：“胆敢如此冲撞本将军！你难道真的不怕死吗？”为雄是何等聪明之人，锣鼓听音！看出事有转机，微微一笑，昂首挺胸，做出一付慷慨赴死的模样，也抗声地答道：“一死有何难？处处是青山！能以区区之身，能为将军指明一条光明大道，身虽先死又何足道哉！值！值得很那！”将军沉吟了半晌，气色逐渐缓和下来。

　　正在此刻铃声响了，电话是邵力子打来的，他告诉张学良，前来竭见将军的来者，是自己的外侄女婿。是想请求将军签发几张通往陕北的通行证。务请将军行亇方便、帮个小忙。张学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道：“区区小事，何不早说！”

　　他一面吩咐副官立即去办，一面对为雄说道：“小老弟！你的这番话说得在理，但你可能还不清楚，我已经与贵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停止内战的协议。请相信我吧！总有一天我们东北军，定会挥师打回老家去的！”

　　为雄拿着五张通行证，走出将军行辕，好险呀！心中感到丝丝的凉意，直到此刻，他才感觉身上的内衣已经湿透了，刚才着实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为雄匆匆回家后向大家讲述：竭见张将军历险的经过，大戈看着为雄，不知该说些什么，亏他想得出来！竟然会大胆地去冒充，上海地下党的代表去与张学良“谈判”？如果真的为此而送掉了小命！岂非自招的死路？实在太莽撞！太不可思议。幸而有惊无险！日后可要时刻提醒他，不能再如此胆大妄为了。

　　不久以后，张学良在与周恩来和叶剑英会晤时，提及过此事，他说：“共产党里真是人才济济，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竟然说是代表上海的地下党，前来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说得我简直无地自容！”周恩来同志听后觉得十分奇怪？怎么会发生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只得向将军表示了歉意，心想这件事一定要调查清楚。

　　1936年，在西安的小半年时间里，西京电厂的筹建工作正式启动，大戈设法通过相关渠道，与西安的地下党及陕北的中央红军取得联系，一切似乎都进展非常顺利。

　　昌华和大戈把家搬到了七贤庄的新居，这里的条件比原来要好多了！房子又大又宽暢，而且环境很是隐蔽。

　　昌华与夫人，大戈和为雄，这对兄妹，十分投契，合住在此。对于为雄的文采、才干与胆识，昌华暗暗钦佩，对他俩照顾备至。知道为雄崇尚美食，特意聘请一位大厨师傅，专门在家做菜。为雄喜爱收藏字画与文物，就每月给他五十元大洋，任其花销，用作购买文物、字画之用。世叔邵力子也不时地会差人送来应时的瓜果。这段时期生活相对稳定，只是大戈生下小丁后，身体一直欠佳。因孩子的不幸夭折，令她痛惜万分。

　　是年初夏的一天早晨，有位满脸络腮胡，脸庞被刮得发青，操河南口音的人，前来七贤庄新居。询问大戈与白丁是否在此居住？来人陌生，大戈接待了他，请问：你是哪位啊？他回答：我是大戈的读者，看过她写的书，叫什么来着？噢！是“香妃传”？不对不对！哦！想起来了，叫“赛金花”！大戈笑着回答道：您都说错了吧，我写的是武则天。这是上海地下党为大戈，设定的联络暗语，全都对上了。大戈很激动，上前与他热烈握手。此人自报家门：我是西安地下党组织前来与你们接头的联络人叫张国华。你们到西安也有快半年了吧！大戈见到自己的同志，就像见到了久违的亲人，详细地向他汇报了前来西安后与邵力子接触、游说张学良的全部经过。老张听得十分仔细，也很感兴趣，他表示会立即回去，向有关的领导报告这里发生的一切。

　　几天后，张国华同志又来了，他通知大戈：陕北来人了！党中央派了有关的几位领导，特地前来西安看望你们了。但他并没有具体明说，来的会是哪几位首长？

　　当天下午四时许，在家中接待了博古（秦邦宪）、钱英、汪峰与边章伍、还有李一氓等五、六位同志。他们仔细地打量了这里的环境，印象甚好！听说还有邵力子这一层关系的庇护，觉得这是一处非常理想的隐蔽联络场所。当场决定把“党中央在西安的中心联络站”就设置在此处。

　　当听说这些年轻人，曾自发地搞社会上层的统战工作，主动去游说邵力子和张学良，博古很感兴趣。尤其对大戈的远见卓识，与为雄过人的胆略，都有一定的评价。得到陕北来的同志如此之高的赞许，为雄不由得兴奋异常。

　　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同志给大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就是李一氓。此人来时，风尘仆仆、胡子拉茬、一张脏兮兮的脸、一身不干不净的灰布长衫，形状十分怪异。他进门后一声不吭地，独自端坐在屋角，一付懒得与人打招呼的模样。

　　博古是留过苏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书卷气很重，戴一付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思路却很敏捷。他向大戈等人介绍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情况：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订了策略方针。最先获得突破的就是东北军。主要的有利条件是广大的东北军将士，因家乡和亲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饱受蹂躏之痛苦。奉调来西北后，在围剿红军战斗中又屡战屡败，他们厌倦了内战，不愿意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加上红军优待俘虏，让他们亲眼看到了红军，抗日救国的决心。一些被俘的东北军士兵，经过实地教育和启发，被释放回到自己部队后，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掀起了一片打回老家去的激昂呼声。张学良实际上已经与红军接上了关系，而且正准备把驻军撤出延安地区，总的形势很不错。他还详细询问游说邵力子与张学良的过程、包括全部对话的细节。

　　为雄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绘声绘色地大谈其如何用上海地下党的名义，面对张学良慷慨陈词！还差一点为此丢掉了小性命。正当他自鸣得意，陶醉在面见张学良的壮举之中。突然间，从屋角传来大声的呵斥：荒唐，太荒唐！简直是乱弹琴！

　　只见他拍案而起，指着王为雄的鼻子问：“你如此大言不惭！怎敢冒用上海地下党的名义！你凭什么去同张学良谈判？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权力？差一点儿捅了娄子，闹出大乱子！真不象话，太不象话！”好似当头一盆凉水，把王为雄从头淋到脚跟，再也张狂不起来。这位指责王为雄的人就是李一氓。

　　博古同志接着十分严肃地对大家说：“王为雄同志这种冒失，不计后果的做法，确实太过轻率。中央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统战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部署，一直进行得很顺利。目前联络渠道也已经建立，你冒用上海地下党代表的名义，不问青红皂白去横插一杠子，如果引起张学良生疑，后果自然会十分严重。这项工作党中央已明确：由李克农、叶剑英和汪峰等几位同志去具体联系。这是我党的最高机密。恩来同志让我前来了解，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后可不许任何人再去接触张学良。对邵力子的联系，也要保留这一机密。亲情是一回事，党的纪律和原则又是一回事。大戈同志接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想必能够分出轻重。噢！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孟奇同志刚从上海出狱，已与我取得了联系，不久她也会返回陕北”。

　　当晚，这一行人匆匆告别离去。大戈与为雄见到中央来的领导同志，心中又惊又喜，听了博古同志中肯的批评，深觉惭愧。尤其是为雄，他很自责，冒冒失失地走了这么一步险棋，差一点儿坏了大事。

　　大戈对为雄政治上的幼稚、盲目、自作聪明、浮躁的作风，很是生气，怪他不肯记取当年“苏北建党”的教训，受到严厉批评毫不冤枉。

　　第二天上午，有人敲门，大戈起身打开大门，只见一位西装革履，时髦的青年站在门前，那头发梳得呈亮、脸庞修得干干净净。“请问，你找谁呀！？”来者闪进门来，哈哈大笑：“怎么？你这么快就不认识我啦”？大戈仔细辨认一下，惊呆了，原来就是昨晚见到的那位灰头土脸的李一氓同志！形象变化的反差实在太大了！真让人难以想象。只见一氓同志笑吟吟地大声说道：“弟妹，昨天没有吓着你吧！我那可是就事论事！你的这位先生如此行事，不说道说道，还真不行。现在我呀！只同你谈奌私事。哦！我的肚子饿坏了，听吴奚如说，你这里的大师傅做菜手段了得，川菜做得特别地道，很出名呀！”

　　昌华夫妇和为雄闻声出来与一氓相见。一氓风趣地说：昨日见面不萛正式，今天重行见面大礼！他双手抱拳一躬到膝。

　　谈谈笑笑吃完了午饭，一氓抹抹嘴巴，对大戈道：我一无亊不登三宝殿的人，今天我是来请大戈出山，帮我一起工作的。

　　中央命我来西安，主持新华社的工作，你们这里地方大、地理位置条件不错，编辑、通讯、印刷各方面也都很方便，与陕北山沟沟里相比，条件那是好得太多了！我需要一位整理文稿、搞编辑工作的人，陈大戈你是位女作家，文笔好，也主办编辑过刊物，这责任编辑的重担，就有劳你挑了！为雄同志你用合法身份去教育厅工作，可以兼做一些外勤发行的工作，一家子人嘛！总要有男人出去赚钱养家的嘛！”雄昨日挨了一顿批，见了一氓有些笃讪讪，不由分说，只是一口应承。

　　一氓从陕北带来了一男一女两人，那男的姓何，断了一条左臂，是广东人。女的姓李，毕业于燕京大学，都是资深的中共党员。西安新华社，就从当日开始展开工作。分工很明确，小李征集整理文稿，还负责外出采访。老何具体负责印刷发行，起先条件尚不具备，报纸是刻腊纸油印的。后来才有了规模不大，效力却很高的小印刷厂。大戈就担任责任编辑。把中共中央的声音，用通讯文字，发送到全国各地，乃至送往全世界。中共中央的新华日报社，就安置在西安七贤庄的一栋民房之中，房主是西京电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的陈昌华。

　　西安七贤庄这栋民房，作为中共往返陕北的秘密联络站，先后接待过叶剑英、汪峰、彭雪枫、李克农等来自陕北的各级领导干部。在西安近一年的时间里，在战争年代中，对大戈而言，这是生活得最为安宁的时期，夫妻关系也最为稳定。工作几乎没有受到敌人的干扰，往返陕北已不用担心通行证的麻烦。自从上次见过张将军后，邵力子与张学良有了默契，彼此之间已经心照不宣，通行证可以随时随地去办理。

　　在教育厅任职的王为雄，以合法身份作为掩护。他的薪金加上陈昌华给的另花钱，已足够在他空闲的时侯，去逛逛西安的文物市场，淘他最喜爱的古钱币和古字画。这是他最为自在、也最为安定富足的一段日子，他逐渐开始安分守己，不再去惹事生非。在离开西安时，他把这些字画，寄放在西安的一位同乡家中。全国解放后，为雄前去索取，发现缺少了好几幅明清画家的作品，一问原因，才知道这家的女主人竟把几幅古字画当作糊墙纸，用来糊天花板了，令他顿足不已，这是后话了。

　　1936年12月12日的子夜时分，西安枪声大作，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爆发。张、杨二位将军对老蒋实行了兵谏，活捉了躲藏在骊山一块大山石后面的蒋介石。这位独裁者吓得屁滚尿流，鞋也掉了、连假牙都丢了、穿着睡袍在瑟瑟发抖，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

　　第二天一早，李一氓推门而入，兴奋地告诉大家：老蒋被活捉了！少帅终于起事了！国家的命运有希望了！当日的新华社发表了号外，率先向全国、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最新的消息。

　　12月15日新华社通讯登载发表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发出的《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的全文，指出：西安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众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警告国民党南京政府若讨伐张、杨，日本乘机而入，将导致全国沦丧，国将不国。希望国民党举内战之军，开赴晋绥前线，抗御日寇……。表达了中共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解决此事件的严正立场。

　　1937年初，整个陕北天寒地冻，而延安城内一片欢腾。东北军根据与中共协商一致的结果，退出了延安。成千上万的人，顶风冒雪倾巢而出，去欢迎工农红军进驻延安。

　　1月10日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入驻延安。毛主席风趣地对他左右的人说：泥腿子进城喽！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水晶金质纪念牌

　　中央机关及领导人驻扎在延安城西南的凤凰山西北麓，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成为政治和军事的中心，成为在全国人民心目之中的革命圣地。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爱国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追求革命真理所向往的地方。

　　根据中央的部署，决定将新华社从西安移址延安，他们派出了一辆吉普车前来迎接。大戈与兄嫂依依惜别，此时大戈又已身怀六甲，作为大哥的陈昌华，希望妹妹留在西安，生下孩子再走。但年轻夫妻向往延安，不舍离别。大哥昌华再三叮嘱妹妹要保重身体，嘱咐为雄要好好地照顾妻子，别让她受委屈。分别之际，李一氓安慰昌华：“大哥不必担心，如今的延安城里，不比保安的山沟沟，那是一座陕北的古城，地方大着哩！我们的红军总医院，一点也不比西安的医院差。医生的水平那是一流的，你信不信？那里还有留过洋的医学博士呢！放心吧！还有我们大家，没人敢欺负她！像她这样唸过正规大学的女作家，是我党的宝贝疙瘩，宠还来不及，谁敢欺侮她！”说得昌华放宽了心。

　　大戈一行在前往延安的途中十分地兴奋，晚上从西安出发，路况不好，道路高低不平，小车一路颠簸，中途还抛了锚，不得已设法换了一台车，足足赶了十六、七个小时的路，第二天下午才到达延安。

　　大戈曾经听博古同志说过，红军里有一位名叫张爱萍的年轻军官，是红军长征时的骑兵大队长，相貌与为雄特别相象，就像孪生兄弟。她对此充满好奇，一下车便向接待人员打听张爱萍在哪里？有人回答：“此刻中央领导们正在开会批判张国涛，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旁听”。他们随即一起来到会场看热闹。恰好有一位年轻的红军军官站在那里发言，旁人指着他告诉大戈，这位就是张爱萍。大戈听不清发言，就直往人群前挤，只见年轻军官发言结束走下台来。大戈拉着为雄迎上前去，把为雄推到张爱萍的身边，仔细一比较，真的有些相象呀！周围的人们都盯着他俩，搞得张爱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氓赶紧上前解释：博古同志先前曾经提及二人相象的事情，没想到果真如此。张爱萍听完介绍，也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当时的张爱萍也是一个精力充沛，感情丰富的年轻人。他热情地与大戈和为雄握手问候，欢迎他们从白区来到延安。他风趣地说：“你们原来是来认亲的呀，好呀！这门亲我算是认定啦！”一旁的人看着他们如此亲热，哪里知道他们才初次相见，倒真象是一家人。

　　经过一天的颠簸，极度亢奋的大戈感到十分疲劳。她和为雄被安排在接待站的一间宿舍里。晚饭后大戈倒头便睡。半夜时分一阵阵腹痛，让大戈从睡梦中醒来，她赶紧叫醒正在熟睡的为雄：“我可能要分娩了”！这可急坏了为雄，初来乍到，这里人生地不熟。他连忙起身去接待处求助，值班的同志们非常热情，很快找来了一付担架，七手八脚地把大戈抬往中央后勤医院。这是西北地区的隆冬季节，天是那么地冷，又是漆黑的夜晚，这个向往革命圣地的孩子在到达延安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要来到人间。

　　医院设在一排粉刷一新的窑洞里，大戈被直接送进手术室。她躺在产床上，内心十分感激这些值班的同志。他们与自己素不相识，才刚刚见面，连名字都还叫不上来，但是他们充满了同志的友爱，毫不迟疑地从暖和的被窝里起来，顶着阵阵刺骨的寒风，帮助为雄把自己送往医院，她从内心感到革命集体的无比温暖。

　　1937年农历的元月15日，正是旧桃换新符的大好时节，凌晨时分，孩子顺利的降生，又是一个男孩，这是大戈与为雄的第三个孩子。为雄看着刚出生的儿子和沉沉睡的妻子，如释重负，心里是那么激动，这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呀！

　　第二天，朋友们闻讯纷纷来到医院，看望大戈和新生儿。李一氓看着红红小脸的孩子十分可爱，问大戈：“小宝宝起了名字没有啊？”大戈说：“还没呢！请李大哥起一个名字吧！”见他略一沉思说：“这孩子出生在苏区，叫苏儿好不好？”大家一听都说很好，大戈也很满意说：“按照我家乡绍兴的习惯就叫阿苏吧！”一旁的张爱萍笑着说：“阿苏这名字很响亮！绍兴有个阿Q！我们阿苏的名字比出名的阿Q还好听！”说得大家都笑了。

　　几天后，大戈沿着医院的窑洞，散步来到凤凰山的西北麓，隔着延河与清凉山相望，在远处三条河交汇处的山顶石岩上，有一座被称作为延安标志的“奉宣宝塔”这座已不知有多少年龄的古塔，高高地耸立在宝塔山上，它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它俯视着延河两旁，许许多多聚集在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这是一群力图用双手改变民族的命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能够扛起中华民族脊梁的战士。她为自己能够来到这里，跻身成为其中的一员而由衷地感到骄傲。

　　眼望着四周一片片苍凉、古朴的黄土高坡，起伏在和煦的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啊！革命的圣地延安，这里是一片寄托着民族希望的热土！一股热流涌上了她的心田，胸腔里充斥着强烈的使命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改变苦难的中国，她愿付出自己全部青春。

　　此时的延安，几乎看不到一间完整的砖瓦房屋。据当地老乡说，本来这里也有一些好的建筑，被日本鬼子狂轰滥炸后，才变成了破败不堪的样。但是，一个坚强的民族是消灭不了的！人们在这一层层黄土山坡上顽强生息，掏出一排排半圆型、拱顶的窑洞。这些窑洞冬暖夏凉。在窑洞木格子的窗棱上，家家都贴有红纸剪成的窗花，在窑洞顶上的烟囱里，不时会冒出缕缕炊烟。这里的人们十分热爱生活、也最懂得生活，这是他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土地。

　　这是一位从江南水乡走来的红军女战士，在这里，她看不到绿水青山，四周全部是光秃秃的山坡和黄土，几乎没有一棵像样的绿树。偶尔见到一棵棕褐色的酸枣树，也全都长满了尖刺，它不像是树，倒像是从地底下伸张出来的爪子，想去抓那天空飘动的云朵。它不像南方的杨柳，一点也不轻柔，但它却十分地顽强，坚定地傲立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只有那透明、浅浅的延河水，缓缓地流淌在铺满了大大小小碎石块的河床上，像在轻轻地抚摸这片干燥的土地，犹如一条亮晶晶的玉带，呈现出一抹亮色，点缀着古老的城市，缓慢地静静流向远方……

　　在医院住了差不多十来天，同志们把大戈接出了医院，送到后勤部专门腾出的一孔窑洞。一进门，大戈就看见有二个年轻军人，在神情专注地粉刷窑洞的四壁，细心地用石灰浆，嵌平坑坑洼洼的墙面。原来是张爱萍同志和他带来的一位帮手。张爱萍回过身来，高兴地介绍他的帮手“这位是刘亚楼同志，他能文能武，打仗勇敢，是战场上的一员猛将！平时他可是个秀才啊！”

　　一氓告诉大戈，她的组织关系已办妥，她的编制依然隶属军委机关。还告诉她：原中央红军大学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校长是林彪同志，教务长是罗瑞卿同志（外号罗长腿）。他指指一旁的张爱萍和刘亚楼：“他们二位都是抗大的教官”，他已替她和王为雄、吴奚如报了名，都分在第九大队。

　　抗大第一期共有学员近千名，分了十几个大队。女同志很少，才四、五十人。大部分集中在十三队。少数骨干分插在其他队中。由于大戈产后身体原因，不久从第九队，分插到第十四队担任支部委员。支部书记是周荣鑫，队长叫黄克功。

　　黄克功同志在长征时期，任前卫英雄连连长。长征中立过多次战功。脾气耿直，为人正派，文化水平比较低，在部队里他很有威信。

　　当时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从白区投奔来到延安，其中有一些年轻的女学生，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十分崇拜战斗英雄。有一位从某城市来的女生，很快便爱上了克功，俩人开始交往。黄克功这个农民的儿子，哪里见识过这些娇滴滴、香喷喷，来自大城市的浪漫女孩？所谓美人爱英雄，英雄惜美人，二人自然就很快的投入爱河，一时处得十分火热。

　　但他们毕竟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农民子弟。另一个是温室里娇惯了的花朵。冲动一时之后，女方发现两人之间从性格、爱好、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众多分歧，逐渐从心理上开始排斥对方。慢慢从疏远到逃避，直到最后要决定取舍。这其实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这个女青年，千万不该很快的就移情别恋，去爱上了一个职位远高于黄克功的，来自白区的中年干部。由于此人的加入，两人的关系加剧恶化。

　　一天晚上，黄克功约她在延河边谈话。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会突然无情，变得如此冷漠？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他要这个女孩子当面讲清楚！刚开始谈话时，他还能保持冷静。但对于这个问题？女孩无法正面回答。逼急了就口不择言，居然出言不逊，说黄克功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克功虽然地位不高，只是一个成长在战争环境中的普通军官，但他非常珍惜军人的荣誉，他不善言词，无法忍受对方的侮辱和刺激！在情绪激动之中，他的手下意识的按在了腰间的佩枪上。这完全是种习惯性的反映。不料这个女青年抓住了这个动作，认为可以作为摆脱克功的最好理由。于是她大声地呼喊：“救命”！并大声呵斥：“你这个土包子！你开枪呀！”女孩发出一连串无情的谩骂！在不停地连续高声叫骂声中，终于激怒了黄克功，他失去了理性的控制，闭上了双眼、拔出佩枪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延河的上空。女孩应声倒在血泊之中，当场饮弹毙命。人们始料不及，黄克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抗大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回到宿舍，倒了一盆洗脚水，开始仔仔细细地洗脚。他的心渐渐从狂燥回复平静，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被枪声惊动的人们，闻声而动追寻枪声的来源。按常规枪声就是命令，尤其是发生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刚刚在延安落脚不久的时候，克功的反常举动，使同宿舍的周荣鑫感到十分奇怪。平时只要枪声一响，第一个飞身冲出去的一定是黄克功，可是今天他却自顾自，不紧不慢地洗脚。他问克功：“你听到枪声了吗”？黄克功平静地回答：“这枪是我打的，我把那个女人打死了”！说着他取下腰间的驳壳枪放在床沿上，对荣鑫同志说：“洗完了脚我该进禁闭室了”。

　　黄克功事件震惊了抗大，也震动了中央。群众之中反响十分强烈，大多数人都为黄克功感到惋惜，纷纷请求上级念在他为革命出生入死，荣立过无数战功，虽然酿成大祸，但也是事出有因，希望能够让他将功赎罪。尤其是那些与克功一起经历过长征、出生入死过的战友们，其中也包括一些老首长，都想替他求情。上级要求十四队党支部首先开会讨论，拿出他们的初步意见。

　　从统战的角度出发，为了安定人心，安抚和鼓励从白区来投奔革命的人们，此事应当依法论处，这样克功的性命肯定不保。而出自战友的情谊，从他为革命不惜流血牺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角度出发，谁也不忍心看他为此而丧失生命。二种意见难以统一，只好推给上级，请中央去定夺。

　　为了严明党的纪律，教育广大干部，尤其针对立过战功的那些干部战士。从整顿军纪的目的出发，中央决定在抗大，对这一事件展开群众性的讨论。

　　大会由教务长罗瑞卿同志主持。会上发言的同志很多，基本也是这二种观点，其中要数王为雄的表现最为突出。他十分激动地跳上讲台，代表全体从白区来的学员，请求党中央网开一面。认为那个女学生是咎由自取，死不足惜。竟敢当面侮辱红军战士的荣誉，这才是导致不幸事件的诱发因素、是造成克功同志情绪失控的起因。因此他认为黄克功罪不至死。希望给黄克功留下一条生路，让他将功赎罪。即使是死，他也应当牺牲在战场上。他的发言引起不少同志的共鸣。只有在台下的大戈对为雄的表现深为不满，他的冲动言行似曾相识，会后大戈狠狠地批评了为雄：“你起什么哄！凭什么又去代表全体白区来的干部？过去的教训你怎么又全忘了！黄克功是自己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该怎么处理，应该听党中央的”！

　　其实在大戈的心里，何尝不为黄克功感到惋惜！但是在政治上她不能感情用事。

　　党中央为了严明党的纪律、维护革命军人的荣誉、依照有关法规，军事法庭最后下达了“对黄克功公开执行枪决的命令”。许多同志包括大戈都不忍心去执行现场。据说行刑的战士都不愿向自己的战友开枪，最后是黄克功自己举枪自毙的，许多战士当场失声痛哭。

　　事后，大戈经常把这个血的教训，告诫后人：“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是因为我们的党和军队具有铁一般的纪律。不论你的功劳有多大、地位有多高，只要你敢于以身试法，破坏铁的纪律，必将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党没有了铁的纪律，那么我们就会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由于生育孩子，大戈先后在抗大学习、工作了一年半左右后，仍旧调回中央机关工作。在中央直属机关，兼任机关支部宣教委员和党小组长。这个支部以中央首长、、与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体。其中有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同志、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同志、李富春的夫人蔡畅同志，还有冉先任、张琴秋等好几位在中央工作的女同志。

　　当年，贺子珍因为在长征途中生孩子，产后受过风寒，没有条件好好调养，身体非常瘦弱，又由于身上多处负伤、体内留有几块弹片，身体状况很不好。

　　她身为人妻却因病痛，无法照顾毛主席的生活起居，而主席工作又太忙，也没能用更多的时间去关心妻子。个性好强的贺子珍不想连累主席，为此情绪很低落。

　　陈大戈作为党小组长经常去看望她、同她聊聊天，并向她介绍自己在白区工作时，战斗的经历。互相慢慢地建立起良好的友谊，贺子珍向大戈坦言了自己心里的苦闷。为了子珍的心境与情绪，大戈直接去见毛泽东，向主席反映其妻子身体的健康与心理状况，希望能多抽些空去陪陪她，从精神上多关心一点贺子珍同志。

　　毛泽东对这位从上海来的女同志，印象很好。知道她是左联的作家，问大戈在上海是否见过鲁迅先生？陈大戈告诉主席：“听过鲁迅先生二次报告，也应先生之约去过他的家，但先生临时有要事外出没能见到本人。”主席连声说：“可惜，可惜”！毛泽东怀着沉痛的心情对大戈说：“鲁迅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有影响力的作家，他还是一位思想家、更是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战斗的旗帜。是当代无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很不幸在去年的11月，积劳成疾他去世了！这是我们大家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要永远地纪念他！”

　　主席对大戈这个名字很感兴趣，说道：“你这个名字起得好哇！大戈！那就是大动干戈啊！一个如此娇小的文小姐，竟敢向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大动干戈？有气魄！太了不起！我听一氓同志说：你在上海第二次大罢工中起草过《罢工宣言》！去年还写过一篇歌颂武则天的文章！小女子还敢于为大周女皇帝翻案，勇气可嘉呀”！

　　主席接着问：“噢！丁玲同志也是上海左联的，她也很有个性！你们熟不熟悉呀？”大戈回答说：“也就见过几次吧！谈不上很熟悉”。主席道：“这个丁玲呀！也在陕北，比你早来了一把个月吧！我给她写了一首词，后二句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听一氓说，你也是从江南来的大家闺秀？到了延安，是不是也想当个武将军呀？”大戈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与丁玲可不同！我从1931年起我就在中央军委上海机关工作。红军吗？我早就当上了！只不过那时候呀！中央军委机关藏在上海的地下。我是一个不穿军装，却有着整整七年军龄的老红军！要是在战场上，打了这么些年，至今还能活着？这武将军呀！也许已真的就当上啦！

　　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对嘛！对嘛！穿没穿军装只是个形式嘛！在党的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了七年，那当然就是个老红军啰！武将军吗？我相信那是早晚的事，妳定能当得上。”毛泽东告诉陈大戈，他打算安排个适当的时间，请一些在延安，搞文艺的同志一起来纪念我们的鲁迅先生。开个座谈会。谈谈左联、谈谈文学、艺术，谈谈文艺今后创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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