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一）

来源:江南
关键字:色彩
发布时间:2013-08-25 14:22

　　上篇：棕皮鞋

　　一出永定门火车站，就撞上了大脚翠姑，这在他是万万没有想见的。

　　“大少爷！”辣辣一声喊，翠姑伸手就来抢行李。

　　他起先没有看见她。人如黄昏的蜂群，一群群过来，一群群过去，嘈杂而拥挤。雨刚停，泥地上水洼如镜，亮亮地打闪。他避着水洼走，跨一跨，跳一跳，小心翼翼，尽量使皮鞋不染泥。这双鞋他在火车上就擦拭了好几遍。车过常州时，他还特意买了一只糯米粽，借粽叶上的一点粘劲，抹平了右脚鞋面上翘起的一块薄皮。

　　在跳最后一个水洼的时候，一只挑着的柳条筐揍了他一屁股。为了规避那只莽撞的柳条筐，他事先往横里闪了一步，但这一步非常不幸，左脚恰巧伸在另一个挑夫的右脚下。他哎哟了一声，声音很大，倒不是为脚背的痛楚，而是为皮鞋的境遇。棕色鞋面上弄了一大滩黑乎乎湿糊糊的烂泥，整只鞋像一团新鲜的牛粪。

　　他躲到一边，蹲下，抽出一张草纸狠狠擦拭。他相当懊丧。这双鞋的遭遇真够复杂的，他这样想。

　　等他抬起脸的时候，他就看见大脚翠姑了。

　　翠姑说：“哎呀呀大少爷总算来了！我每日每日都来永定门等这趟车呀！太太说，大少爷看见电报，肯定会上北京的。太太一托人打出电报，就催我：翠姑你也快去京城，去接接大少爷，也听听大少爷说说老爷的事，翠姑你连夜就动身呀！你瞧瞧太太急的！”

　　他点点头，知道妈牵挂着爸爸，不是一般的牵挂。

　　翠姑说：“走，走，那边有骡车。去老德顺旅店，房间都备好了。那店离牢房近，探视老爷方便，一天跑几趟也无妨。”

　　他没有意见，便跟她上了一辆带黑篷子的骡车。

　　一天跑几趟，哪里可能！他思忖，能顺顺当当看望一趟就了不得了，只恐怕一见面爸爸就不给他看好脸色呢。

　　翠姑说：“她，你也见吗？”

　　他知道翠姑指的谁，便说：“兴许吧。”

　　“太太叫我关照大少爷，见了她，别喊妈，要喊姨。”

　　他说：“知道。”

　　“是嘛，”大脚翠姑高兴了，“我就对太太说了，大少爷一准知道，心里透亮着呢！”

　　京城马路很宽，风吹到脸上，又燥热，又骚臭。臭味来自黑油油的骡屁股，屁股下一左一右地晃悠着一只粪袋。

　　他听着骡蹄的声音，又问翠姑：“妈还吃素吧？”

　　翠姑说：“吃素吃素。三日两头去迎江寺上香。太太可是惦坏老爷了。”

　　妈妈真善，他想。

　　时近三更他还没睡着。天气闷热。街上时不时总有蹄声，不知道是马车还是巡夜的兵。

　　他拎着蒲扇下了床，赤脚站到窗前。没有月亮，窗外灰灰糊糊。大脚翠姑告诉他，往西方向，不出两条街，就是大牢。他举眼西望，不知道爸爸此刻是否安睡，牢房潮不潮，热不热，蚊虫多不多，还有，胃病犯了没有。近在尺咫，他牵肠挂肚。

　　爸爸胃不好，是妈告诉他的。四年前，他离开安庆老家奔上海，临行前跪在妈面前。妈眼泪汪汪，一手数佛珠，一手在他脸上摩挲，对他说：“见了你爸，告诉他，冷的，辣的，千万少沾，胃坏了，人就不长精神。”

　　他应了。

　　妈又说：“还有，见了她，别喊妈，要喊姨。”

　　他应了。

　　这时候他就看见妈的眼泪下来了。妈哽哽咽咽说：“你姨聪明，识字，能说会道，三十二颗牙没有一颗不伶俐的。也没缠过脚，眼睛也比我水灵，你瞧我这细眼，我不怨你姨，她好歹是我亲妹子。我只怨自己命薄。”

　　说到这里就听得有烟杆子咚咚咚敲窗，窗纸上出现了爷爷黑糊糊的身影，嗓音又哑又凶：“闭嘴！你还唠叨这份丑事？逆子贼胆包天，败坏门风，不许再提他！往后，上上下下都听着，不许他们两个再跨进我陈家大门！”

　　妈赶紧拭净了泪，换个口吻对他说：“你爸能把你们弟兄两个叫到上海去念书，那是他肚子里还有良心。要好好带乔年，好好念书，别像你妈，一字不识，一世受苦。翠姑！翠姑！鞋面子上好没有？”

　　后来翠姑就送鞋进来。黑布鞋，面子挺刮，底子厚重。他两双，乔年两双。妈说翠姑好针钱，翠姑就喜。翠姑说：“不是我夸口，这鞋，大少爷二少爷就是一步步走出安徽，走到上海，上海人还会问，这新鞋，哪买的？”

　　翠姑这一回走京城，又带鞋来了。他一双，乔年一双。说是太太亲眼看着她一针一针扎就的，鞋底子手心一攥就知道厚实，摔在青砖地上像龟板一样嘣嘣有声。

　　他知道翠姑心地好。有翠姑伺候在妈左右，他和乔年都放心。翠姑原是高家小丫头，妈嫁到陈家，她死活跟上了，说是跟惯了。翠姑三十岁那年，妈死活不让她跟，推她出门嫁人，不出一年又两眼红红跑回来，腿脚上有青有紫，说是那男人不是人，该硬的地方不硬，不该硬的拳头倒很硬。妈就说：“回来吧，也不少你一口饭。你我一样，黄连的命。”

　　妈说这话，他都听见的。他还听见翠姑好几回对妈妈说过这样的话：“太太，你本不该是我的命！你好歹还算得是将门之后哩，性子里怎么一点轰轰烈烈都没有？太太你呀，你火上架着烤着不会爆，只会淌油！年轻轻的就捏佛珠，不是我翠姑多话，太太你打算捏到啥时候去？”

　　妈确实苦命。他想起妈，心里就像有什么咬着似的。

　　渐渐地上来了一些风，风里带一丝凉意。他从窗前抽身，重新上了床。蚊子嗡嗡嗡唱京戏。他一边摇蒲扇一边瞪着眼猜度爸爸。爸爸想到妈妈的时候，心里会不会也有咬的感觉呢？哪怕就像夏日蚊虫一样细细地咬？估计不会。爸爸向来不提安庆老家的事，也不准子女提。爸爸就是爸爸。爸爸从来不回头。章士钊说他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爸爸走的步子脚印都很深，一个脚印一口井，深不可测。他知道爸爸很早就为自己写过这样的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爸爸是个伟人。不是伟人京师警察厅不会请他。

　　思路走到这里，他手中的蒲扇便软软地倒了。

　　早上，翠姑唤他两遍，他才惊醒，发现太阳都上了墙。

　　翠姑说：“大少爷眼圈黑，怕是没睡稳吧？”

　　一边说，一边就把桌上座钟的钟摆重新打起来。为了不让口当口当的报时声吵扰他，她昨日晚饭后就扶停了黄澄澄的钟摆。翠姑心眼细密，像她针下的鞋底。

　　他穿衣服的时候，翠姑就从盖着白布的竹篮里端出绿豆稀粥和油条。接着，又翻起衣襟，从兜里叮叮当当摸出银洋来，一共十枚，一迭儿放在桌上，说是给他的。

　　他像着了螫：“收回去，我不能要你钱。我爸最反对受人钱财。”

　　翠姑说这是太太吩咐的。

　　他说：“妈也不行。”

　　翠姑拍了他一肩膀：“大少爷，哪里是给你的，给牢头禁子的！莫说太太不识字，识的理不比你少！”

　　他不再吭声，穿皮鞋。鞋面上那块薄皮又翘了起来，他从碗里沾出一滴粥，抚一抚。

　　翠姑见了，噗哧一笑，说：“大少爷呀大少爷！”

　　又说：“穿布鞋！在京城就穿！”

　　他摇摇头。

　　皮鞋其实是叫乔年踢坏的。

　　她姨塞给他鞋的当夜，他就试穿了，棕黄的颜色在灯光下闪着油油的光。乔年听说了，也来试，穿着走几步。他问：“合脚么？”

　　乔年说合脚。

　　他挥挥手：“那就你穿。”

　　乔年很快脱了鞋，一扔，说：“我穿？我是什么人？我才不穿呢！”

　　而他，平日也不穿。就一双皮的，怎么舍得。逢上学校有庆典活动，他才穿，还去杂货铺买了一盒棕色鞋油，把鞋擦得雪亮。每当他整治鞋子的时候，乔年的眼睛就发冷。他一抬脸看乔年，乔年就躲了目光。

　　那是一个冬天，乔年说：“哥，借那鞋穿穿。”

　　他二话没说就从床下翻出了皮鞋，还问他鞋油要不要。乔年说不要。

　　那天晚上乔年大汗淋漓跑回来，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弟弟脚上的鞋已经不像鞋，灰土弥漫，鞋带绷断，左鞋跟脱裂，右鞋面卷皮，一脱下来，臭烘烘两团垃圾。

　　“上哪去了？”

　　“足球场。”

　　他走过去，突然揪起弟弟：“你是故意的？”

　　乔年不吭声，看他脸上表情，倔得很。

　　他慢慢儿松开了乔年。他想：乔年是故意的，肯定是故意的。但是，故意的又怎么样呢？弟弟大了，懂事了。离安庆那天，弟弟害羞，不肯跪在妈妈面前，只躲在花窗后头瞧哥哥做孝子，那时候他觉得弟弟实在不懂事。而现在，现在不一样了。

　　“去吧，掀开被子！”他对弟弟说，并决定从此不再提到这双鞋子。“今天吃烘番薯，一人两只，还热呢，我一直焐在被窝里！”

　　弟弟晚上打呼噜的时候，他将那双鞋洗了，刷了，擦了，仔细地上了油。

　　甬道很长。湿漉漉的水门汀被他的棕色皮鞋敲击着，发出一种带回音的声响，疹人得很。

　　手续就办了两个钟点。无休无止地坐等。京师警察厅监狱张着虎口，他一早就坐在牙缝里等待，头枕着发黑的石灰墙。最终还是银洋起了作用，大脚翠姑有先见之明。

　　他忽然意识到，妈妈派翠姑来京城接应，实在是掐准了一颗佛珠。

　　这两个钟头里，他想得最多的还是爸爸。他心里好几回忐忑，见了面，会不会挨爸爸一顿骂。

　　“爸爸准定骂你！”接到安庆打来的电报之后，乔年就一直这么说，口气不容置疑。

　　在昏昏黄黄的灯光下，他们拉大锯，盼望在三天之内拉出一份去北京的盘缠。锯木场老板出的价钱不低，但是活儿沉重。乔年好几回停了锯子，吮吮右手，右手虎口上有个很大的水泡。他走过去，抓住弟弟的手，寻出一根尖利的木刺。乔年随后眉心一抽。

　　他问痛不痛。

　　“不痛。”乔年咬着牙关，“爸爸准定骂你。”

　　他说：“那我就不去了。让妈妈发急吧。”

　　弟弟那时候的神情很犹豫。他心疼弟弟。弟弟的模样也跟自己一样惨不忍睹，一身烂衫，一头锯屑，一背脊臭汗。

　　“哥，我们再拉！”乔年最后这么说。

　　他很心疼乔年。乔年比他小四岁。

　　记得火车轮子动起来的时候，弟弟泪汪汪了。

　　“哥，”乔年跟着车轮跑，举起裹着白纱布的右手，“叫爸爸保重！”

　　“我会说的！”

　　“爸爸骂你你也要说！”

　　“知道！——知道！——知道！”

　　父亲的严厉他自然是领教过的。爸爸规定的事情不能逾矩。但是他想，这一次他贸然来京，爸爸也许不会严厉。六十多个潮湿闷热的黑糊糊的昼夜，大约能改变许多事情。他沿着黑黑的甬道越走越深，这样的猜测就越强烈。

　　他一共转了两个弯。他感觉得到，每转一个弯他都惊醒了一批眼睛。眼睛一律沉默，幽幽地移动，在两边为他夹道迎送。他不敢看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像豹子，也像猫。

　　第三个弯还没转，走路悄无声响的牢头禁子就站下来，用一串铁钥匙敲敲某处的铁栅。

　　“就这只笼子。”

　　他一下子就扑到铁栅旁边。含泪的视线渐渐清楚起来。他看见了熟悉的背影，白色西装，佝偻着，并不见动作，像是在慢慢翻一册书。

　　父亲转过了脸，并且从床沿上站了起来。

　　“爸爸。”他轻声喊，声音激动而悲酸。

　　父亲走近铁栅了，眼睛渐渐眯缝起来，目光却比平日亮了两倍。

　　“爸爸！”他把手伸进铁栅，伸得笔直，想抓住父亲。

　　父亲却不动了，站着，披着白西装，像一尊满沾尘埃的石膏像。

　　接着他就听到了一个严厉的声音。

　　“你来干什么？”

　　他知道父亲发怒了。他预先的猜测不准确。

　　三年前某个时辰，乔年躲在吉谊里弄堂口，他去敲门。父亲开出门来，一见他，也是那五个字：“你来干什么？！”

　　弄堂口哒哒哒一阵脚步响，他知道弟弟已逃遁得没影了。那时候父亲和她还住在上海。那是一个过于温暖的夏夜，上海弄堂里的蟋蟀叫得很欢。他的心也跳如秋虫的频率。他稳定住自己，抬起脸，迎着父亲的目光，说：“她叫我来的。”

　　爸爸知道儿子说的“她”是谁，于是皱皱眉，侧了侧身子。高君曼其时已经奔出来了，拖鞋哒哒响，挤过丈夫的后背，把一只方方的白色纸盒塞进他怀间。

　　一边塞一边就横转脸数落丈夫，声音一句比一句哽咽：“你怎么就这么忍心呀？天下哪有你这般父亲？我不是他的亲妈，总也是他的亲姨嘛！你不让他弟兄俩回家吃回家睡，我做姨妈的想看一眼都不行？你瞧瞧延年，你瞧呀，头发像坟头草，脸像打过黄蜡，蓬头垢面的。你瞧呀！家里又不是没有钱！一个月才给五块钱生活费，你做老子的怎么就那么横得下心哪？你倒是说呀！”

　　她说话的时候他一声不吭，也不敢偷眼瞧父亲。他只是悄悄掀开纸盒盖，手伸进去摸一摸。挺硬，像是鞋，皮鞋，至于是什么颜色，他当时并不知道。

　　这时候他听见爸爸说话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

　　这十六个字他一下子听清楚了。他拔脚就离开了吉谊里二十一号。他哭过。但后来，他又好多回跟乔年讲这十六个字，讲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敬。

　　每逢乔年说一个大饼不果腹的时候，他就跟他谈起父亲。他对弟弟说，你不要怨爸爸。

　　他说：“我们的爸爸跟天底下所有的爸爸都不一样。”

　　乔年总是无语，舔舔食指上和拇指上残留的芝麻。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

　　“我没有咽气，不用你看。快回上海念书去！”

　　“学校放暑假了。”

　　“放假？放假更得加紧念书！少壮不努力，大起来如何成材？”

　　“爸爸，我没有放松念书。乔年也没有放松。我们天天都念书，有时候念到天亮。爸爸，你两个月之前写的那篇文章我们也读了，就是《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那篇。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时候他看见爸爸的眼神缓和下来了。

　　“爸爸，我全文都背出来了！爸爸你写得锋利，写得解渴，我同乔年都会背了！我的同学们也都会背了！爸爸，你入狱的消息传到上海，我同乔年都哭了，后来我们就一齐背这篇文章，我们背了十遍，背着背着就都不哭了。”

　　这时候他看见爸爸的眼神更缓和了。

　　“乔年好吗？”爸爸问。

　　于是他就谈乔年。他告诉父亲，他们本来想一齐赴京，但是盘缠不够。乔年说：哥，你就一个人去吧。他再三说，乔年很懂事。说到这里，他看见父亲的脸色沉闷起来。于是他又赶紧谈上海各界的情形，说人们都在活动，连孙中山也向北京打了吁请放人的电报。

　　父亲立即打断他说：“老子的事情不用儿子操心，营救之事，不关你们。”

　　他想了想，话题转到念书。他知道父亲还是喜欢听这个。他的双手紧紧握着湿漉漉的铁栅。他告诉父亲，他越来越觉得无政府主义的立论犀利泼辣，克鲁泡特金造诣极深。他这样谈着的时候，父亲的眼神就很专注，没有打断他的意思。有时候也插话，说：考茨基的小册子，克卡朴的小册子，你务必找来读一读，叫乔年也读一读。他赶紧对父亲点点头，于是就说到学校，说震旦大学的某些教授们是如何的迂腐，学生是如何的不满。又说到勤工俭学，好些同学都打算去法兰西，去英伦三岛。他的话题越说越多，但始终没有说到安庆老家，没有提起那儿的亲人怎么在为他担心，妈妈三天两头去迎江寺祈福，也没有提及大脚翠姑来京城，他知道这样的话题十有八九会引出父亲的雷霆之怒。

　　最后他问：“爸爸，你的胃好么？”

　　“还好。”父亲皱皱眉。

　　“爸爸，你还需要什么？”

　　“都不需要。书、胃药，你妈都会送进来的。她跑得还算勤。对了，你回上海之前，可以去看看你妈。箭杆胡同，九号，好找。”

　　他不作声。

　　父亲注意地看看他，沉默一会，说：“不去也好，那就快回上海。书要认真念，念的时候要多用脑子想。空闲下来，就去劳动，平日花钱，就花劳动得来的钱。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大有裨益。听见没有？”

　　“听见了。乔年再三说要请爸爸保重。”

　　“知道知道。”

　　“爸爸，”他忽然迟疑了一下，“你能走近吗？”

　　“怎么？”

　　“我……我想……想握握你的手。”

　　他已经记不清了，他那时候，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他后来对乔年说，他那个时候鼻子很酸。

　　父亲看看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挪动步子，朝铁栅门跨了一步。

　　他一把就抓住了父亲的手。

　　他紧紧捏着，摸着，摩挲着。这双手已经不像以前了。皮质有些儿松，捏上去有一种软沓和嶙峋的感觉。他把这只手抓向自己，贴在自己的蓝襟衫上。

　　接着，就有两滴很热的泪跌落在这只手上。

　　父亲的手刹那间抽了回去。这只手劲很大。抽回去之前，他感觉到这只手颤抖了一下。

　　他抬起脸，看见了一双重新燃烧起来的极为严厉的眼睛。这双眼睛在潮湿的空气里炯炯发亮。

　　“哭什么？！”

　　“爸爸，我……不哭。”

　　“回去！”

　　“爸爸！”

　　“回去！”

　　“是，爸爸，我明天就回上海。”

　　他没有说声再会扭头就离开了铁栅。他走得跌跌冲冲。棕色皮鞋在水门汀上踏出一种很快的节奏。他知道父亲喜欢这样的节奏。他几乎是小跑着冲出了监狱。

　　许多眼睛落在他的背影上，像豹子，像猫。

　　他在跑动的时候就想，他要去箭杆胡同。

　　为什么不去？他要去！

　　箭杆胡同九号，他记住了。

　　他没有想到，进门半个钟头之后，她就呜呜哭了起来，并且眼泪有这么多。

　　推门的时候，他还在犹豫，是不是这一次就叫她一声妈呢？

　　门是黑漆门，有两个发亮的铜环。开启的时候，门轴会唱出一句悠扬的童谣。他先后问了三个老者。才找到这扇门。箭杆胡同在东池子深处，爸爸说好找，其实不好找。

　　他是头一回来京城，爸爸疏忽了。

　　“叔叔，你找谁？”起先，门缝只开了很窄的一条。

　　他看见了一双属于五岁的大眼睛。他想，对了，这就是黑子。

　　“我不是你叔，我是你哥。”

　　于是他亲切地蹲下来，将手中的冰糖葫芦递过去。冰糖葫芦是胡同口买的，上海没这玩意儿。他看见京城的孩童几乎人人嘴里都有一串，好在便宜，他买得起。

　　这时候门缝就稍稍大起来。他看见了整个儿的弟弟。小西服，小西裤，一身米色，很漂亮。

　　“你不是我哥哥。我哥哥在上海，有两个。”

　　“我就是你上海的哥哥哟。你两岁的时候，我抱过你。我知道你叫黑子，你的大名叫陈遐和。”

　　“你不是来抓我爸爸的吧？我只有一个爸爸，抓走了，再没有了！”黑子仍然很警惕，他坚决地推开冰糖葫芦，一路奔过院子，大声喊妈妈。

　　于是他看见了她。院子里有一棵梨树，梨花放得很多，雪白雪白，她就站在树下。风很大，她在风中张大着嘴。这种愕然的表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记得自己一直就站在门槛上，镇静，谦和，手中持两串粘乎乎的冰糖葫芦，嘴角挂一丝微笑。他始终没有打招呼，也不打算打招呼。因为关于称谓问题，他当时还没有拿定最后的主意。

　　“延年？！”她终于惊呼一声。

　　他点点头。

　　她把湿衣服扔进木盆就冲过来，冲过来的时候肩头碰着了树杈，于是雪白的花瓣落下好几朵。

　　“到家了，延年！你进来，快进来！喜子，黑子，你大哥来了！你们都怎么了？不认得了？”

　　泡上茶之后，她端详着他，说他又瘦了。

　　“乔年一定更瘦。”她叹息一声。

　　他有点局促不安。他扭过脸，先同妹妹和小弟弟说话。他说了好多话，但是喜子和黑子总是不肯靠近他，显得生分，冰糖葫芦也始终放在桌上没有动。于是他不再寒暄，直截了当谈到监狱。谈到监狱的时候，她就挥手让喜子和黑子到梨树下去玩。

　　“这里也来搜过了，晚上来搜的。”她角角落落都指一指，“搜去好多信札。喜子吓得哭，黑子也哭。”

　　他默然。他想，她吃足苦头了。然后他告诉她，上海报章两个月来一片营救之声，各界喉咙都很响。她说，京城的报纸也是这样，李守常联络了几十所学校联名呈文保释，罗章龙到处奔波，胡适也很卖力，人情都托进总统府了。他说爸爸黑了，胡子也长了。她点头说是这样，眼圈便有点红。

　　他说：“你要多去看看我爸。”

　　她说：“常去的。那个牢头禁子倒是讲道理。”

　　他说：“要送东西呢。”

　　她说：“送的，每回都送，亏他不起。”

　　他说：“我爸叫你少去，但他心里是想你多去的，我看得出来。你要多去，一定要多去。我们在上海，路远，想照顾他，使不上力。你多去几趟，冷啊热啊常有个照应，我们在外也放心了，只是……要你多辛苦了。”

　　他想，我这说的都是大实话，眼下也只有依靠她了。

　　她说：“应该的。对你父亲，我还有什么说的？”

　　说着，便深深叹口气，低下脸去。低下脸的时候，她也就看见了他脚上的棕色皮鞋。但是她没有留意。他知道她没有留意。

　　于是他及时将脚翘了翘，用一种顺便提到似的很平常很恬淡的口吻说：“四年了，这鞋还有一半新呢。”

　　她说：“是么？”

　　她开始留意了。

　　他继续用那种极为恬淡的口吻说：“真的，我平常舍不得穿。这双鞋，妈你买得真好。”

　　这时候他就看见她一下子抬起了眼睛，眼睛很大，美丽而忧伤，忧伤而又惊愕。

　　院子里风很大，孩子们拍打着梨树。他注视着她的眼睛，他看见温暖的瞳孔里有梨花飞舞。

　　“你说什么？”她问，“你刚才？”

　　他仍旧用那种极为平常的口吻说：“我说这鞋皮质很好，颜色我也喜欢，妈你当初真会买鞋。”

　　这回她听准了，每个字都听准了。他看见有许许多多的泪水，从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滴了出来。

　　她站起来，叫了一声“延年”，突然就把他紧紧搂住了。她哽咽起来，浑圆的肩膀索索打抖。

　　“真好……”她呜呜呜地流泪，“真好……叫妈……真好……你叫我妈……妈……”

　　喜子和黑子一齐进门，呆呆看着他们。

　　他没有试图挣脱，任凭她搂着，听着她又快活又悲苦的哭声。他知道她只比他大十三岁，但是他坚持着不动，任凭她把许许多多的眼泪淌在他肩头。这一次的泪水是母亲的泪水，他理解她的激动。

　　他听见她无休止地呜咽着：“真好……真好……穿着那鞋……真好……我心里真是高兴……”

　　她的泪水不断地渗过他的蓝布衫，热着他的肩膀。他像支架一样支着她。他一时觉得自己很有力量。他想，是的，该是支着她的时候了。他已二十一了，毕竟是陈家长子，在乌云很低的时候，他怎么能不支撑她呢？他反复思考过她，思考的结果是，她也很不容易。跑上海，奔北京，跟着爸爸，风风雨雨。风不是小的，雨不是甜的。虽然脸庞还那么白净，但是寒风苦雨已在她眼角的细微处溅出了清楚的痕迹。她非常不容易。她读过大学，也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哪。

　　他慢慢推开她，看着她的泪水模糊的脸，他在这么注视的时候，才非常明晰地体会了，他今日摸进箭杆胡同，其实就是为了来明明白白地称呼她一声“妈”。

　　这一意念还可以追溯得更早。早一个礼拜。一礼拜前，上火车那天，他之所以从床下翻出那双久已不穿的棕色皮鞋，也就是为的这一刻，这一刻喊她一声“妈”。

　　还可以追溯，追溯到那个蟋蟀轰鸣的夏夜，他在路灯下，把手伸进鞋盒的时分。

　　他看见了自己。

　　同时他想起了乔年，乔年那双总是愤愤然的欲言又止的眼睛。但是他觉得自己没有错。

　　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人，那个叫人魂牵梦萦的人，那个叫中国的南南北北许多城市为之震颤的人。他觉得自己没有错。风那么大，雨那么大，他是那个人的二十一岁的长子。

　　他已经记不得在那个低矮的四合院里一共呆了多少辰光，只记得白白的梨花落了好多，知道自己生出了许多感动，为高君曼，也为自己。他一直有点儿晕糊，只记得离开箭杆胡同九号的时候，喜子和黑子已经把红艳艳的冰糖葫芦啃干净了，在舔手指，还冲着他笑，他奔过去一人吻了一脸颊，两人也不躲避。

　　大脚翠姑在那个有座钟的房间里等着他，焦急不安。他一回到老德顺就觉察到了翠姑的这种神情。翠姑劈脸问：“怎么？”

　　他说：“什么怎么？”

　　“大少爷叫她妈妈没有？”

　　他摇摇头。

　　“叫她姨了？”

　　他又摇摇头。“啥也没叫。”他告诉大脚翠姑，“我只对她说，你辛苦了，你多照料照料我爸爸。”

　　大脚翠姑的脸上生起了光彩。窗棂外头，夕阳正红，夕阳停留在翠姑的两块巴掌上。

　　“大少爷这么做，太太知道了，就别提有多宽心了。”翠姑撩起前襟，按按眼角。“太太这辈子就指望你们几个亲生孩子。大少爷二少爷三少爷心里都亮堂，太太肚子里就气顺了。她会欢喜的，她会欢喜的！这两只金镯子，大少爷你带上，回上海，送当铺去，好歹换些银洋。”

　　“不要不要！”他躲，坚决不要。

　　“大少爷，你饶了我翠姑，这是太太亲口嘱咐的。你摸摸，镯子上，还有太太的体温呢。”

　　他坚决不要，他想起了爸爸。他对翠姑说，回安庆，你告诉妈，延年大了，乔年也大了。就这么说，记住，就这么说。

　　他这么说，翠姑就泄气了。

　　“那么，这碗生煎牛肉包子，你吃了。我刚去街口买来。京城，也真有好吃的货。”

　　他说我不饿，不想吃。

　　“身子骨不舒服？”

　　他说没什么，有点累，想早睡。

　　翠姑一下子着忙了：“我马上端洗脚水来。大少爷你别动，我一会儿就给你铺床。”

　　躺在床上的时候，他非常强烈地想着安庆老家的小脚亲娘，想着她善眉善眼的笑貌，想着那串从不离手的小巧玲珑的紫褐色佛珠。他心里说：妈，时间长了，九年了，你就原谅了爸爸吧。你原谅爸爸的同时，也就会原谅我了。

　　第二天，高君曼找着老德顺旅店的时候，他正在同大脚翠姑开始一场关于烤鸭的争执，翠姑买了一只很大的烤鸭，非塞进他行囊不可，让他在火车上有个嚼头。

　　他看见她走进来，没敢叫她妈。

　　她说：“我给你带来块料子。这老德顺，找得要死。”

　　话犹未了，她就看见了大脚翠姑，吃惊不小。翠姑则在此时大作欢欣之状。

　　“啊呀二太太，多会儿不见了，是你呀！”

　　他看得出，她听见“二太太”的称呼不是个味，白皙的脸面马上升起一种不好看的表情。

　　他拉开凳子，招呼她坐：“你坐，坐！火车还早呢。”

　　她坐下了，说：“翠姑你是来看老爷？”

　　翠姑说：“怎么不看老爷呀！听说老爷遭难，太太在家里都捻碎两串佛珠了。”

　　“我姐身体可好？”

　　“好，好！”翠姑笑嘻嘻说，“只是一刮风呀，一下雨呀，就要念叨老爷，不晓得老爷活在何方，吃得可好，睡得可好。也常念叨二奶奶哩，不知二奶奶快活不快活，舒展不舒展。”

　　这番话，便更像一根鱼脊骨，南北都有刺了。

　　于是他就看见高君曼有一种麦芒在背的感觉。他很想说一句什么冲冲气氛，但碍着自己的身份，一时又难以斟酌出什么，踌躇之间就觉得满心眼难受。

　　翠姑此时却笑得更加妩媚，拿一块花手绢，反反复复擦拭有烤鸭味的手掌心。

　　“你看见老爷了？”高君曼后来这么问。

　　“我们下人哪里进得去？好在大少爷看过了，也一样。老爷的情况有了个数，回去一禀报，太太那颗心，也就搁下一大半了。”

　　高君曼不再理会翠姑，站起来，把一只布包裹抖在靠窗的四仙桌上，于是他便看见了一块叠得齐齐整整的呢子衣料，乌黑，厚实。

　　她提起呢料，在他肩膀上比试一下，说：“你扯一身，乔年扯一身。样儿自己选。同学怎样，你们也该怎样。我不懂时髦，不知挑得好不好。带上吧，好在你爸在牢里，看不见。看见了，又得对我吼，真不晓得他是狮子投胎还是老虎投胎。我是见你们兄弟两个破衣烂衫的心里酸，我一片好心，他偏说是害心，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我还贼你们来了？”

　　这么说着，眼睛里又窝上了泪花。

　　他帮她叠起布料，说；“今天别说爸爸了。”

　　高君曼忍不住，又说，也许是故意说给翠姑听：“上海那阵子，我哭过多少回！听亚东图书馆的人说，你们口袋里没几文钱，每天啃大饼，喝自来水，黑得像两个叫化子，我心里真是……”

　　她这句话没有说完就刹了车，因为当时的情形严重起来。她看见大脚翠姑正阴着一张脸，把她刚装入行囊的那块料子布扒拉了出来。

　　翠姑动作很快，脸上乌云翻滚。

　　他很惊，嘴巴都张大了。

　　高君曼锁起眉头说：“翠姑你这是什么意思？”

　　翠姑双手一拍，大声说，二太太，实在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就能让大少爷收你的东西呢？大少爷连他亲妈的金镯子都不肯要，怎么能受你二太太的呢？我要是不见呢，还好，权当作没这码子事，一阵风吹过就过了。今儿又偏偏叫我见了，眼珠子又不能洗，我翠姑呢，又天生说不得谎，明儿回府上，我怎么个报？大少爷、二少爷不收太太的，倒是收了二太太的，这么一报，还不活活憋了太太的气？

　　他实在听不下去，伸出手一拍桌子。那响声极大，座钟都颤了。

　　他说，翠姑，你好啰嗦！

　　他记得他当时的手都打颤颤。

　　翠姑不吭声了，低头。

　　“延年，”高君曼还沉得住气，说，“你别嗓门响。翠姑那番话，也有几分理。翠姑，你也住老德顺？”

　　翠姑说也住，就住隔壁。

　　她说，那好，翠姑，你马上回隔壁去。这块料子，现在没放在延年行囊里，或许呢，我就带回去了，给老爷裁条西裤。或许呢，也真会带到上海去，给延年乔年挡个风寒。带也罢，不带也罢，你反正也没看见，也用不着洗眼珠子，回府上，也用不着嚼舌头，就这么着，你过隔壁去！听见没有？过隔壁去！

　　翠姑脸上讪讪的，说，二太太这么吩咐了，我翠姑哪能不滚蛋呢。按说，你们陈家的事，也用不着一个下人多嘴。实在是我看着太太可怜，忍不住要把好好孬孬放在嘴巴上说。我翠姑生来刀子嘴豆腐心，二太太你千万别往心上走。”

　　她忽然掩面哭起来，脚步碎碎地走了出去。

　　高君曼半天没作声，咬着她的薄薄的嘴唇。

　　而他，呆了片刻，便动作很快地把那段料子布塞进了行囊。

　　他对她说，妈，我收下了。我谢谢你，乔年也谢谢你。

　　她点点头，咬着薄薄的嘴唇，使劲不让泪水涌出眼眶。她的眼睛很大，眼睫毛很长，里面泪水迷漾。

　　两个钟头之后，他坐在咣当咣当的火车上，还一直思索着这双美丽的泪眼。

　　到处是眼泪，他想。

　　他不知道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又觉得什么地方都没有出毛病。惟一有点儿异样的，是他拥有一位有点儿异样的父亲。但是在这个国度里，凡有头脑的人，又都会站出来作证或者在文章里作证，他那位父亲，如同久盼的旗帜一样堂堂皇皇，风里云里啪啪作响，没有一点儿异样。

　　打了一会儿盹之后，他狼吞虎咽吃完了整只烤鸭，用帕子擦干手，换上了翠姑亲手纳的黑布鞋，感到很舒服。褪下的两只棕色皮鞋，他在周遭的乘客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扔出了车窗。一只大约扔在济南附近，另一只好像扔给了蚌埠。

　　皮鞋太窄。他的脚已经痛了一礼拜了。

　　他一直忍着。

　　他把乔年拖进了嵩山路后头的一家裁缝铺。

　　乔年明白过来，很快逃了出去。“哥，你一个人做两身吧！”

　　他追上了乔年。嵩山路上太阳很大。

　　他在阳光里对弟弟说，看在爸爸的份上，你也得做了这身衣服穿上。

　　乔年说，提爸爸干什么？

　　他说，爸爸需要她。

　　乔年说，爸爸需要她同我做衣服有什么搭界？

　　他一时发窘，没有组织好即刻回答的词句，弟弟趁着他的犹豫一下子撒腿跑了。

　　到底有什么搭界呢？他把两只手交叉在胸前，慢慢走回裁缝铺，一路上不断用弟弟的口吻来问自己。

　　就在他这么问着的第二天，九月十六日，下午四点钟，他父亲用很慢的步子，走出了京师警察厅监狱，高君曼扶着，西服还是那身白的，皮鞋换成了一双棕色的，头发和胡须都很长。据报章介绍，大门外拍掌的人很多，校长蔡元培和图书馆长李大钊都来了。

　　中篇：红枫叶

　　他自己也闹不明白，怎么三日里头，两回上了岳麓山。

　　鞋口沾些泥，衫上沾些刺，发根间沾了些潮气，精神便爽了许多。

　　妻见他进门，瞧他鞋，问怎么又上山，他没吭声。饭后，他小心翼翼抖开一方白绸手绢，于是妻便看见了一张叶子。那是一张深红的带锯齿的枫叶。

　　岳麓多枫叶。

　　那满眼的红，实在红得惊心动魄。他一下午都在那种起伏不定的红色之间游弋。红枫叶高高低低，在他的灰布长衫上印着大致相同的图案，慢慢儿浓了，慢慢儿又疏了。他登高又走低，时不时撩起长衫，他当时给人的印象是有些儿孤单。

　　长沙城里偶尔传来一两声依稀的枪声，他也没有很在意。

　　那些黑衣服兵又在抓丁了，他想。

　　后来他走到了山坡顶端，眼前是少见的开阔，风景躺得很远。

　　枯红而萧疏的秋景，于他，似乎有一种契合之感。多少年来他头一回有这种感觉，并且很为自己的这种感觉而吃惊。他在拂面的秋风中，嗅出了一种冷峻而深幽的味道，使他脑海里灌满了王昌龄的绝句。整整一个下午，这种如诗的感觉一直浸淹着他，并且无可抵御地渗透到他的骨子里去，竟然熨平了他的心。

　　岳麓山自有岳麓山的价值，他想。

　　怪不得寺院红墙大都逶迤于深山野云之间，他又想。

　　在下山的时候，他看见两个穿百褶黑裙的女学生向他跑来，一路高高挥手。

　　“李学长！李学长！”

　　他向她们微笑，笑容如往常一样和蔼。她们告诉他，这两天想回一趟衡阳。衡阳女子救国会有一些事务。

　　于是他说：“赵恒惕的兵凶，路上千万小心。”

　　其中一位剪短发的说：“何先生带口信，请李学长去潮宗街文化书社开会。”

　　他想说不去，话到嘴边又觉得在学生面前这么说不好，就点了点头。

　　学生离去后，他信手摘下一片枫叶。

　　近些日子，何胡子的相邀是越来越勤了，他想。

　　枫叶的尖喙使他有吃惊的感觉，并且整张叶子看起来就是一把弧形的锯子。他摊平手掌，端详了好些时候。

　　随后他就掏出雪白的绸手绢，一只角接着一只角地盖上去，直至裹紧了枫叶。刚包裹完毕，记忆深处便忽然响起一声爆裂声，声音如锯齿一样尖利。这时候他的心抽搐了一下。他闭起眼睛。时隔六十天，一切历历在目。那是一只景德镇红釉茶碗摔在水门汀上的声音。

　　秋风依然在吹，但满山已摇曳起一种雪茄烟般的雾。

　　一瞬间，他觉得白绸手绢裹起的是一块红瓷碎片。这个联想一经产生，就始终拂掸不去了。

　　他下山时候的心境，便远逊于上山时候了。

　　他把那张枫叶平展于书案右上角，又轻轻压上一块镇纸石。这时候他听见妻在说：“泥木工会，还有印刷工会，又要罢工了。”

　　妻把一大盆洗脚水端在他面前。妻的嗓音好听，软软的东吴腔。他坐下来，点点头，脸上看不出表情。

　　妻上床前又说：“润之上海来信了，问到你。何胡子说的。”

　　他又点点头。

　　第二天早起的时候，他发现那张红枫叶已被扔进竹编畚箕了，与绿豆荚混在一起，这很使他有些戚然。

　　妻不把秋天当回事，他想。

　　他原先也并不钟情秋天。秋风萧然，风的脚后跟就是寒冬，枯叶子刮得上海的马路嗤嗤响，手背开始粗糙，这无论如何不是个叫人舒心的季节。他觉得于谦的诗道出了一些公允：“池上秋风起，池中秋水凉。芙蓉好颜色，可惜不禁霜。”芙蓉固然缺了几分骨气，但秋霜无论如何也不是个好角色。

　　嘉兴南湖岸畔，妻曾经听他念过这首诗，只抿嘴一笑，没作任何表示。她知道他外表斯文，但内心燥热，知道他喜欢夏天，在零陵乡间他从小便是一只扑腾不停的水鸭子。

　　可是今年枫叶返红的时候，他嗅着秋风，就有了一些异样的感觉。缓缓吹到他颊上的是秋风，轻轻呼出他鼻腔的也是秋风，他几乎分不出秋天是他的心境，还是他的心境本身就是秋天。

　　时年三十又三，便与秋有了某种契合，是一种早生的悟，还是一种无奈的愁？他没有细想，也不愿细想。他只觉得贤哲们之所谓“天人合一”的化境，似非虚妄之词。

　　“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他推开窗，对妻子说。

　　会悟在灶间烧火，没有答话。

　　他并不知道，昨日，妻在擦抹布鞋上的山泥的时候，今日在扔却那张枫叶的时候，是怎样地为他揪着心。

　　其实，那只时运不济的红釉瓷茶碗，还是他亲手赠给仲甫的。他没有想到，三年之后，这只茶碗的碎裂之声，竟有如此刺耳。三年前，也是秋天，一位老友从庐山来，行囊间有些景德镇的玩意儿。他看中了茶碗。一对青花，一对红釉，均是胎质细腻，胎壁均匀，釉色滋润如玉，敲之瓷音清脆。他知道这是好货。于是，青的一对，留给了自己；红的一对，当日就转赠给了隔壁。

　　仲甫是行家，托在掌心一转，大喜：“好碗，好碗！真可谓红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皮日休有言，茶碗形状，应是圆如月魂堕；茶碗质地，应是轻如云魂起。好碗好碗，两句话都占了！”

　　又抬眼瞅着他笑：“以茶散郁气，以茶养生气，茶佛本是一味，今日鹤鸣赠碗，看来是要我好好地修身养性哩！”

　　他赶紧说：“不对不对，仲甫兄喜茶，我仅是以茶碗盛敬意而已！”

　　高君曼弯曲了无名指，用戒指叮叮叮碰响碗沿，说：“薄得真像张纸，开水一冲，不碎？”

　　“只有跌碎的理，哪有烫碎的理！真是妇人之虑！”仲甫赶紧说。

　　仲甫这么说的时候，表情很是不屑，眉间的肉叠了好几道褶子。

　　这对夫妇芥蒂日深，他与会悟都有察觉。他于是赶紧将话题扯离了景德镇，后来说了一段求学日本的轶事，三个人笑了一通。

　　那时候总的气氛很好。仲甫与他，可以说是肝胆相照。《共产党》每期出刊，仲甫的喜悦似乎总在他这位主编之上。那一年仲甫兴致勃勃准备南下广州，被称做社会主义将军的主政广东的那位人物派人专程赴沪，恳邀仲甫出掌广东教育委员会。

　　仲甫坐船南下的时候，特意带走了这对茶碗。

　　在广州“看云楼”打碎一只。高君曼说已经记不得是怎么打碎的。仲甫可能是跟区声白这个小毛孩动怒，也可能是跟其他挑衅者动怒，反正在广州的日子不那么舒畅就是了。

　　又听说仲甫返沪的时候，还是带回了剩下的这只红釉茶碗。他听高君曼说的，不会错。

　　其时他已经去了长沙。润之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力邀他这位老乡去主事。起初他与润之一块儿住在清水塘，很安静，一早一晚散步，闻着庄稼与竹林的味儿。湖南的日子很是舒畅。

　　他的心也像夏日一样舒展。学生们既热情又听话。粤汉铁路长沙段罢工那会儿，笔业工会印刷工会罢工那会儿，他的自修大学都活跃如蛟龙出海。晚上掌灯时分，他就开始研墨。他翻译了一册日本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专著，自己也写了三篇大文章，分别从各个层面论述马克思，字行内皆有铁戈之声，润之读罢说回肠荡气，他自己读罢也觉回肠荡气。

　　那时候他对秋天毫不在意。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季节的变换。秋风渐硬的时候，会悟说冷，他也随口说冷，于是便把雕花木窗紧紧闭拢。

　　岳麓山归来那夜，他整夜将窗子半开。

　　妻说风凉，他说凉一点儿好。勾在铁丝上的白花蓝布窗帘抖了一夜，调节着月色的浓淡。

　　妻枕在他肩膀上，睁着双眼，不知想什么。而他一直在想山上的那些枫，风吹来，满坡满坡锯齿晃动。

　　妻翻过身去，忽然开口说：“我们可以回上海的。”

　　“不去。”他马上说。

　　他对此很坚决。这种坚决，妻是料到的。

　　就这样躺了很久，直至被妻子搅起的心跳渐渐平复下来。

　　“他也不易。”他听见妻子又这样嘟哝。

　　他转过头去，睁开眼。会悟俊俏的小鼻梁在朦胧中发着微光。

　　他瓮声瓮气说：“我也不易。我易了？”

　　妻说：“他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