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二）

　　“润之来请呢？”

　　“润之不至于是他的轿夫。”

　　“仲甫这人，也在变。”

　　“他变？日出西山！”

　　妻用额头顶着他的脖子，恨声说：“要你变，也是日出西山！”

　　他承认这话的准确性，于是便以沉默答之。

　　妻的担忧使他难受，他不愿意见她这样，但是他没有化解之药。他的脸庞生来就是圆形，但他的心生来就有棱角。

　　当月光退出最后一道床档的时候，他忽然说：“我刚才睡着了么？”

　　妻说没有。

　　他不相信：“我一定睡着了。刚才，我见君曼了。”

　　“谁？”

　　“高君曼。”

　　“高君曼？”

　　“我见到她了。那么瘦，带着喜子和黑子，摇摇晃晃，像她草屋门口那株夹竹桃。”

　　“算了，”妻子用圆圆的肩头搡搡他，“你算了！”

　　“算什么？”

　　“别再提高君曼，别再兜着圈子咒仲甫了！”

　　他火了：“他是不对！”

　　她挣脱了他：“我也没说他对，我只说他是个好人。他像你一样，是个好人。”

　　妻很固执。他知道她一直钦佩仲甫的。但是，说到底，仲甫的形象也是他为她一步步树起来的。他告诉过她，仲甫是如何的痛恨枷锁痛恨绳索痛恨偶像包括痛恨媒妁之言。仲甫毫无顾忌地把小脚老婆高晓岚扔在安庆老家，而将小姨子高君曼带出来自行成婚，堂而皇之上北京，走上海。老家大哗，骂不肖儿子大逆不道败坏门风，仲甫挽着高君曼一路潇洒，只当耳旁风。

　　仲甫的那种开明那种反叛，他和她一提起就油然而生敬意，但是最近两年，他好几回灰着脸纳闷，纳闷仲甫这个人到底怎么了，一个天生痛恨人家对他拍桌子的人，怎么也越来越喜欢对人家拍桌子了？他看见不止一回。他看见的时候胸口里总是隐隐作痛。但她却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仲甫见了女人都挺和蔼。因此他的纳闷和惶惑没有一次引动过她的共鸣。她劝他大度一点。她好几回笑盈盈对他说：仲甫毕竟是领袖，领袖该有点儿领袖气度。

　　“但是不能过分。”他这样回答，每次都回答得口气很硬。

　　然而他在这么说的时候，心里也同时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他隐隐约约有点担心自己，因为自己也是个硬性子人，大脑犀利，骨质紧密，他十分明了这一点。

　　此刻，他不想再说话，用被角捂住了耳朵。妻也背过身去睡了。他知道妻非常爱他，否则她不会这样。但在今夜，他真的不想对妻再论辩些什么，也不想再有什么其他的动静。这个秋天，他一直很困倦。

　　他不知道会议最终开到什么时候才散。太阳还网在树梢那会儿，他就离开了潮宗街文化书社。

　　何胡子送他到书社门口，神情一直抱歉：“鹤鸣总得留几句话吧？”

　　他是故意走开的，何胡子心里其实清楚。

　　他摇摇头。

　　他知道何胡子一片好意。实际上，他一开始就不打算发表什么见解。他坐在墙角的书柜旁边，一把掉漆的嘎嘎响的太师椅子，那地方靠近窗子。

　　窗子半开，凉意一阵阵漾进来。他觉得这么坐着很好。王昌龄诗云：“黄昏独坐寒风秋”，空气中枯叶的气味很浓。

　　发表意见的人很多，他轻轻嗅着风，大多没有听进去。这个秋天他老是走神。他听见何胡子用他磕磕巴巴的声音说，润之调中央工作才五个月，已经来了四封长信，每封信都要求湘区委员会继续发动工人运动。又说，赵恒惕去年杀了黄爱之后，气焰越益嚣张，民众必须针锋相对。

　　何胡子磕磕巴巴的时候，许多人都抽烟，辛辣味如雾，灌满了屋子。他把窗子又开大一点。

　　何胡子掉过头说：“我们听听鹤鸣的意见。”

　　他摇摇头，笑一笑，继续嗅风。

　　后来何胡子又发言，说润之一直认为，拔山盖世之雄，惟勇往而已。革命讲究气势。又说，我是相信过激主义的，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此次长沙泥木工会、笔业工会、铅印活版工会、人力车工会的联合抗议活动，一定要组织好。说到这里，何胡子又笑盈盈地把头转向他，说，鹤鸣，还是要听听你的。

　　他就是这个时候站起来的，说了一个可以提前离去的理由。这个时机很恰当。

　　其实一个月之前，他已经用认真得不能再认真的口气对何胡子说过，湘区的工作，只要他力所能及，依旧交给他就是，区委的会议，是不是就免了？何胡子脸色大变，一迭声说：“这哪里可以！这哪里可以！润之来信特地关照的！”

　　这之后，他与这位晚清秀才又长谈过一次。那夜很热，何胡子摇着蒲扇，颈子里都是汗，末了，依旧那句话：“这哪里可以！这哪里可以！润之每一回来信都关照的！”

　　他觉得也不宜太伤大家的心。这么考虑的结果，便是伤了自己的心。许多时候和许多场合，他都觉得自己跟自己非常过不去。他多次问自己：这是何苦？又多次答自己：这是无奈。

　　觉得无奈的时候，他就走到秋风里去，那沙沙作响的枯爽的声音，满坡摇动的红色，似乎能使他的心绪得以缓解。

　　王昌龄的绝句，真是绝了。

　　茶碗的碎裂，是在他赠送这只茶碗的整三年之后，仲甫秀才出身，手劲却很大。那个黄昏很难说有什么诗意，但是他却确确实实看见，所有的瓷片都在水门汀上飞成了红枫叶。

　　他是专程从长沙赶往上海的，他说面见仲甫非常重要。润之在上海迎候他，劝他慎谈，他说不吐是为不快。会悟陪他到上海，劝他少说，他说是鹤为何不鸣？

　　他走的路线是从长沙到汉口，又顺流东下返沪。他在船上一言不发，把自己对于时局的见解认认真真列了个提纲。他以为他与仲甫，依旧一个是肝，一个是胆，以为仲甫依旧一如往昔，一掌击在他肩头，大笑着称他为党内理论家。

　　回到上海成都路家中，会悟还是劝诫他，你既已辞去中央宣传主任之职，有些大政纲要，可不鸣者，尽量不鸣。你不听我，可以，润之的相劝，总要听吧？他说：润之是润之，我是我。润之调中央，是好事。我离开中央，也非坏事。然肚中有屁，不能不放，不放要坏事。

　　他是抱着铁定的主意来上海的。一路行船，他始终沉默，所有的恳切之辞都只在肺腑间燃烧。他作了精心准备。他觉得有义务坦言他所认定的政纲。他从不奢望做舵手，仲甫是舵手，舵手有一足矣，但是他觉得应当做冲击在舵板上的一股水流。这是责任，责任是无可回避的。说到底他离不开这条船。他认为有一百个必要以最明晰的语言阐述他心目中的航线，因为他是专门翻译和专门研究这个的。

　　赴沪的船走得很快。舷边的水雾无数次模糊了他的眼镜。他取下镜片仔细擦一擦。他从不怀疑自己的视力。

　　那一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他离开成都路辅德里的时候，步子显得庄严。会悟送他下楼，他对她说：时局艰险，你万万不要拦我了，我是个男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西斜的阳光穿过法国梧桐宽大的树叶，在他的额头和鼻梁上勾了一条耀眼的轮廓线。会悟后来说，那一刻，他像一座雕像。

　　他走进渔阳里。但是不到一个半钟头，他便离开了那幢他曾居住过的倍感亲切的青砖楼房。

　　他原先还以为能坐到掌灯时分。他有许许多多的话。他也确实说了许多。他分析了中国政治力量的现状，又列数了党内诸种观点相左的主张。他说到激动的时候还站了起来。他说我现在很着急你知道吗，仲甫？他用右手点着自己一根又一根的左手指说，仲甫你最好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在激烈叙述的同时，他也没忘记适时地表达某种歉意：仲甫，我这番话可能非常背时，然而骨鲠在喉，我是无论如何要表达清楚的。

　　要表达清楚，所以他才来上海。这一点没有疑义。

　　他在说话的时候，仲甫连续烧了两根雪茄。烟雾的出现使两个人之间距离加大。他看见仲甫的白西装晃晃悠悠变成了青灰色。他的咽喉开始干涩，视线也有些迟钝。

　　烟雾的上面浮现出仲甫的声音。那声音一开始就有一种虚无缥缈之感。声音说：“对于国内之现状，我相信我还不至于糊涂。对于本党之前景，我相信我也是明了的。”

　　他本来可以就此告辞。那样的话，那只茶碗的性命也可以大大延长了。

　　他看见那只精巧的红釉茶碗稳稳地立在书案上，泡的是“碧螺春”。

　　事实上他没有告辞。

　　事实上他继续说下去了。如果愿意说话，他一向是口若悬河的。在东京的留学生集会上如此，在一九一九年那几个月的集会中更是如此。他的充满气势的演讲与狂热的掌声，自始至终都像麻花一样绞扭在一起。但在这个满是书柜的房间里，他尽量使自己的言谈平实无华。他克制自己。在历史的微妙关头，他认为，冷静和恳切至关重要。

　　但仅仅一刻钟之后，仲甫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一个八度。仲甫的掌沿像切瓜一样切在桌面上，声音很响，“碧螺春”随之震颤。

　　他听见仲甫说：“你是本党党员，我是总书记，你纵有万条理由，也不能不服从党的主张！”

　　他脑海里顿时风浪大作，但是他的目光始终保持平静。他面前尽是雪茄的烟雾。他听见自己坚持着说了这样的话：“贤者自古有言：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

　　然后他便听见了那句话，那句叫他一辈子记住的话：“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

　　他回敬了一句什么他记不确切了，话还算是客气的，大意好像是“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还怕什么”之类，他只记得他当时把自己圆圆的头颅昂得很高。

　　于是，红釉茶碗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决定了。仲甫摔的时候一丝也没有犹豫。声音非常清脆也非常刺耳。“景德镇”在脚下飞了起来。

　　渔阳里二号枫叶飞舞。

　　自己说的最后一段话他也记得十分清楚，因为这段话是他经过思考之后说的，他表达得非常清楚而又非常坚决。

　　他说：“你听不得意见非倒台不可！我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决不让步！说老实话，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

　　一切都结束了。

　　他路过南京那天，气候已不显得闷热。吹来的风里，仔细琢磨，已有秋的滋味了。

　　找高君曼住处，颇费了一番周折。小街很长，石板一路响。他最后看见了两间草屋，黑漆剥落的木门半开着。门外栽着一排纤细而萎靡的夹竹桃。

　　她一看见他眼泪就落下来。她说：“他是你们的领袖。他每一年都不缺女人。他有他的快活。我有咯血病，也不漂亮了，我真个想透了，这辈子，我沾不了他的富贵。”

　　他听着，胸间觉得闷。

　　高君曼说：“我现在也不怨他，一个是没有时间怨，第二个，他也有他的难处，俄国人把着手叫他干这个干那个，他也苦。你以为他那次跟你吵架是他愿意的？是上头强按他的牛头，他只能跟你拍桌子摔茶碗！你说你反对共产党人参加到国民党里头去，你说这是不合道理的，他何尝也不是这么想？为了这件事他不知道跟那个叫马林的荷兰人吵过几次，但人家代表的是共产国际，他的上级，他又有啥办法，他只能强忍一口气。你呢，唉，你也是个直性子，你还跑来这么说，其实你说的每一句都是他心里话，所以弄得他把火发到你头上来，他哪里是跟你摔茶碗，他其实是跟共产国际摔茶碗！他事后真是悔哪，他说鹤鸣其实句句都对，但我必须跟着上头啊，必须压住党内不同声音啊，我有苦难言啊！你听听，你听听！唉，好了好了，也都过去了，你跟他缘分也尽了，我跟他缘分也尽了，往事不堪回首，回首自寻烦恼啊。”

　　“是的，”半晌，他点点头，“他，现在，也不是我的领袖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两眼角有点潮湿。他觉得自己的视线又一次迟钝了。他一直盯着草屋上那些发黑的椽子看。随后，他就把身上带的盘缠统统留给了她。她说她不要。但他还是留给了她。他看见她手上已经没有那枚金戒指了，白皙的手也开始粗糙。一个女人两个孩子，要糊口绝非易事。当年漂亮的有才华的大学生，如今落到这步田地，也真是叫人嗟叹，世事难料之极。

　　他走出东厂街的时候，步子有些踉跄。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吸完这口气他便注意到了秋天。

　　潮宗街会议的第二天黄昏，他又上了岳麓山。这回，是带着妻一起去的。

　　枫更红了。秋风走动的时候，满山起火。

　　他把妻的娇小的手紧紧攥在手心里。

　　妻说：“枫，一点儿不凄凉，多么轰轰烈烈呀！”

　　他摇摇头：“骨子里是凉的。”

　　妻听了这句话，就有些不高兴，说：“我看颜色很浓。”

　　他后来走进草亭，把会悟拉到身边，看定她的眸子，说：“会悟，不用担心我。我还是我。该译的，我还会译。该写的，我还会写。人生在世，寻着点儿什么不容易。我不会逃到我外边去的。”

　　妻听着。

　　他又说：“你也看见的，眼下我是有点尴尬。我是不即不离。超脱，也在不即不离；苦痛，也在不即不离。”

　　妻听着。

　　后来他又说：“人生交友，难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不知他，他也不知我，或者是，我太知他，他也太知我了。”

　　妻求他：“别说绕口令了，好不好？”

　　风大了起来。他迎着风，突然高声嚷：“好吧好吧，我不说绕口令。我念几句大白话你听听：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他念完了，大口喘气，枫叶都为之抖动。

　　妻奇怪：“你写的诗？”

　　他半天没吭声，后来，摇摇头，轻声说：“仲甫写的。三年前他写的。”

　　他说出仲甫两个字的时候，鼻孔突然一酸，没有忍住。幸亏会悟也没有发现。

　　后来，他又轻声说：“其实，我很想他。他特别不容易。”

　　此后，两人一路无语，手牵着手，天黑才下山。

　　过了段日子，他离开了长沙，且再也没有上过岳麓山，枫叶的记忆渐渐淡薄。但从那一年起，秋色在他的骨子里，肯定已经得到了侵蚀。

　　四十三年之后，当他坐进武汉的“牛棚”，坐在坚硬的水门汀上，闭上眼睛，才又一次真真切切地回到了岳麓山。

　　他在山里转悠了很久。他紧闭双眼，但目光敏锐。他惊异于满山红枫一丝也没有褪色。

　　他在山坡上疲乏地坐下来，垂下花白的头。他知道，那张用镇纸石压着的红枫叶，最终没能被妻扔掉，锯齿啃进他心里，已经很深了。

　　他也想念仲甫，仲甫离世二十多年了，也是被锯齿啃的。仲甫的后半生都是秋天。

　　下篇：白云朵

　　1

　　在银白色的云里雾里一路下脚和拔脚，全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舒坦，不像是踩着北京的雪，没有那种咔嚓咔嚓的令人舒心的清脆，倒是有点像踩入厚厚的沙子一般，踩下去深，拔出来慢，步步不见潇洒，就像二十年代国共合作那种状态，真没想到云絮这么粘脚。

　　不自在的还不止于此，两个陪着走路的也窝心，左边那个穿白衬衣的不会说话，一问三不知，只知道尖着嗓子说走走走，右边这个更不会说话，黑大衫一件，官司一脸，欠了他一辈子。他没有邀请他们作陪，但他们多情，竟然在他妻子还没有奔到的时候就出现了，四只尖锐的眼睛对着他的鼻子，而他的耳朵此时还留有妻子的半句惊慌失措的喊叫：先生你怎么啦？

　　他知道必须跟他们走了，自从有一次昏倒后他就知道不久就会来这么一天的，他想对妻子说煮玉米须须其实是没有用的，但是他后来没说，说了等于没说，照喝，没钱抓药治头晕病是事实，也只能去采撷玉米须须。鹤山坪村的西头有一片宽阔的玉米地，长势蓬蓬勃勃，村里人告诉他们，玉米须须的汁水远赛过郎中的方子。

　　这一天就这么来了，他手中的那支小楷狼毫从指缝间掉了下去，在木桌上留下了人生最后的标点，又像句号，又像叹号，也有点像不标准的逗号。

　　逗号，意味着还没完。

　　2

　　他坚持着要看一看墓地才上路。刹那间，脑海里掠过一个想法，在中国，我还能有墓吗？

　　他们认为他的想法有点多余。黑大衫不肯，白衬衣最后却是肯了，两人叽咕半天，官司在他们脸上越来越浓。他听不懂他们的话，也没有兴趣去听。

　　他要看看他的妻子，以及现在簇拥在他妻子周围的人，他们最后都会说些什么。他希望能听到一些有用的话，这些话或许能像灯盏里的一些油，让一粒豆火在中国得以维持。

　　妻子，这个叫潘兰珍的女人，现在才感到她的无可替代的珍贵，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她才跟的他，始终是贫贱夫妻的一方，恪守着人妇的底线，任劳任怨，陪他挨饿，扶他看病，一遍又一遍去玉米地采须须，虫子咬得脚踝与手臂红肿一片。他听见了她现在的痛哭失声，蹲在地上简直都站不起来，仿佛走了一个天下最值得拥有的男人，在他生前她怎么没这样痛哭过呢？那时候她的眼泪藏哪儿了？

　　墓地是友人凑钱买的，很小，长江边上，但也行，可以听到江水日常的呜咽或者难得的咆哮，这是中国人常用的两种腔调。

　　难得的是国焘也赶来了，四方脸上都是茫然和悲伤，一遍又一遍念“仲甫怎么就这么走了呢”，仿佛一个人的死亡是决不可能发生的。这应该是他真实的感情，毕竟风雨半辈子。他也是个延安不情愿接纳的人，就因了他目前身份的暧昧，所以葬礼的司仪删繁就简只介绍他是“陈先生之北大高足”，这也算得恰如其分，不让现场一百来号人注意到他，省去麻烦。

　　他看见了两副对联，各写在两张皱巴巴的宣纸上。一副是老友高语罕写的，只听他用苍凉的口吻念：“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好像有点意思，但终究语焉不详。另一副，是当过代理行政院长的陈铭枢拟的，更是表面文章：“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岳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两幅联都不怎么样，含含糊糊，见刀不见血，他关心的只是那粒豆火，他的思想豆火，有没有人此时站出来为此大声疾呼。在一个人的墓地上其实是最容易出现一种痉挛式的疾呼的，墓草青青，墓草可以承载很多新鲜的思想，如果在墓地上都没有某种情感的歇斯底里，那就很有些可悲了。

　　确乎没有。仅以悲痛哀悼悲痛，以感伤嗟乎感伤。这些老友，懂我者究竟何人！

　　江上的风很湿润，人们脸颊上的泪痕不易吹干。

　　长江在呜咽。确乎是呜咽，没有咆哮。

　　3

　　走吧，他扭头，对黑大衫与白衬衣说，走吧。

　　中国就这样了。或者说，相当一段时间内，就这样了。

　　踩下去，又拔出来，粘乎得很。

　　走吧，他说，声音沉闷。

　　4

　　潘兰珍回到石墙院，这个旧漆斑驳的杨氏山庄使她十分感伤。她紧着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本来就是寄人篱下，日子每天不踏实，现在当然是越早走越好。

　　有人介绍她去重庆的一处农场干活，她也觉得合适，除此又有何处可去呢，自食其力过日子吧。

　　房东杨宾淑倒是表现出了罕见的悲悯，说是不急，再住半年一年也不打紧，房租也不要再缴了，本来就是不打算收房租的，也是陈先生一有了一些碎钱，便死活要缴房租，这才收的。潘兰珍连说不住了，谢谢了。

　　在整理他的遗墨的时候，房东杨宾淑掺乎进来，接着，便是果然发现陈先生一个字也没涉及他的祖父杨鲁承，本来就是为了替这位客家先生整理遗墨，先生才被热情地邀住到石墙院来供吃供喝的。

　　杨家之后需要他的如椽大笔。杨家是诚心的。

　　一个前清二甲进士的浩繁遗稿如若有他的呼风行雷的文笔加恃，那是多么难得的事，岂非杨家福荫。所以在县里中学教书的杨宾淑几乎每礼拜见都往乡下的老宅子跑一趟，看看陈先生开墨没有，谁知杨二太太每次都悄悄告诉他未曾见先生动笔，只见先生翻书，杨宾淑抚掌说那是先生文风之稳健，非思透了才落墨不可，自己祖父对读诸子群经的感悟可不是数日数月可吃透的。直到杨二太太某一日告诉杨宾淑说陈先生执意要缴饭钱缴房租了，杨宾淑才感到事态的严重。

　　当然，他还不敢去问陈先生，怕陈先生说出对他祖父之遗著不甚恭敬的话来。

　　当然，潘兰珍直到先生去世也没有把他的那几句直截了当的话告诉房东，那些话其实在刚搬进石墙院的一个月之后他就说了，他的话是这样的：这样的文章也值得我动笔来弄？对群经的见解，此人不如四川的廖季年；对诸子的阐述，远远不如胡适之，哼哼。

　　潘兰珍起先还劝先生，说就是写一小段也好嘛，当初你在书摊上买了他祖父的一册书，不是说过很好嘛？你是说出了一句好，人家喜了，才把你请来这杨氏山庄的嘛。他瞪眼说你啰嗦啥？那天在书摊上购他一册《皇清注解》，还看得下去，随口赞了一声，哪里晓得看了这一大堆东西之后，全没有那点东西好，越读越烂，我的笔墨能搅这一堆货色么？你别说了，妇人之见！

　　潘兰珍厚道，她直至离开石墙院的那一天，也不向房东透露先生关于杨家遗稿的任何一句话，只说先生来不及了，有这份心没这份力了，添你们麻烦了。

　　杨宾淑也表现出了厚道，说哪怕先生未为我祖父著墨一字，但栖住我杨宅老宅整三年，也算我杨门福气，你看看罗县长也赶来鹤山坪拜访先生了，还有那些从重庆开来的小汽车哔哔哔揿着喇叭统统开到乡下来了，显见下来的都是政府大员啊，那不就是我杨门的门楣高了么？鄙人复夫何求？

　　5

　　房东说的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政府大员”，潘兰珍当然也同样叫不出名字。她印象深的有三拨儿人，最后一拨儿人来没有开汽车，前头的两拨儿人都有小汽车，都是黑壳的，带着难闻的汽油味。这三拨儿人每一回的来访都叫先生动气，气到后来饭都不想吃，直说自己两耳朵轰轰响，潘兰珍知道先生血压又高了，赶紧钻玉米地里去捋须须。

　　第一拨人，是两个，潘兰珍刚把两杯土茶泡好，出门还没走远，就听先生说了声气很重的话，桌子还叭地响了一下，跑不了是先生拍的。

　　潘兰珍听着就吓，站住了，尖起耳朵听，她听见先生是这样说的：他蒋介石什么人？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可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做官？哼哼，我去做他的什么官？

　　这时候潘兰珍就闻到空气里不仅有泥土味还有爆竹里的那种火药味了，她打门缝里瞅，就瞅见两位来客讪讪地从桌边站起来了，其中那一个穿军装的眉毛又短又粗的，还勉强陪着笑，说：本来确是委员长亲自来的，实在是忙于指挥抗战抽不开身，学生是受委员长亲口嘱托，特与戴主任前来求教陈先生，先生千万不要动怒。另外那个颧骨突突的穿西服的接着说，委员长是百般诚心啊，知道陈先生目前生活艰困，所以特别希望陈先生去重庆共襄抗战大业，鄙人为此设想了两个职位，一个是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一个是国防参议会的议员，至于月薪，都不会少于两百元。这话还没有说完，潘兰珍便听见桌子又啪地响了一下。她看见她的先生斜着眼珠子说，这么腐败的政府，我这样的人能加入么？两位还好意思说么？好意敬谢不敏，送客！

　　一听这逐客令，潘兰珍就赶紧推进房收拾茶杯，她知道这会儿动作慢一点事后就会被先生狠狠呵斥，对这类事情先生一直不给任何宽容。她后来知道那个穿军装的是第三十四集团军的总司令，叫胡宗南；另一个姓戴，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副局长。

　　当晚潘兰珍说先生我兰珍求你了，别动这么大的声气好不好，看看你太阳穴上的这根青筋，人家无非也是看我们吃没得吃住没得住连抓药的钱也没有。先生只瞪眼回答：胡说什么？妇人之见！

　　小汽车载来的第二拨客人，也叫先生额上的青筋蚯蚓般扭。那两个客人是特地带了银洋来的，潘兰珍看见木桌上一摞一摞堆得小山一样，据送钱的说有整整一百大洋。潘兰珍看送钱的那位，实在长得俊气，下巴上挂着长长的黑髯，粗眉两横，据先生说这个美男子跟延年同岁，是他的老下级，当年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很来劲，然而先生也没给他好脸色看，先生说的声气很重的话是：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当然就不欢而散，更不欢的是先生对银洋一个也不收，统统叫对方带走，对方再三说这一百元钱是中央从互助会拿出来的，务请老先生收下，而先生拉长着脸，一个劲挥手，好像这亮晶晶的银洋一碰上就会脏了手，这种举动在潘兰珍看来当然过分，然而先生事后斥她道你这又是妇人之见了，他们叫我去延安我倒不反对，可是去延安是要来一番“悔过”的，我何过失？他们那个康生在报上骂我汉奸，我奸在何处？丝毫证据没有凭什么血口喷人？这是他们的“过”，我未有“过”，要说我有“过”那也是第三国际之“过”，我至多是“锅”，我是伙夫，替人家背一口黑锅而已。

　　那天晚上他大喘气，又说自己两耳朵轰轰响，半夜里坐起来，看着月亮一点一点地在木桌上爬。潘兰珍扶着他，给他捶腰，再不吭一声。

　　第三拨客人，倒是一下子来了四位，没有汽车，坐了四顶滑竿来的，其中有人还说是来自上海，一路上轮船都坐了好几天，屁股坐得痛，说路上到处是盘查，瞪着眼睛，说中国话的，说日本话的。坐下一谈，起先气氛还好，先生的神情甚至有些悲哀，因为听那拨儿人来报告说是北方俄国的一个大人物死了，叫啥托洛茨基的，刺客第一天用枪打，乒乒乓乓的，没打死，第二天又来刺客，一根铁镐子打在后脑勺上，裂了。这些话连在旁添水的潘兰珍都听懂，听得有些血淋淋，于是先生脸上的皱纹就走动起来，就愤恨，就悲哀，他这样说：斯大林下手太毒！列宁死后，留下的七个政治局委员，现在剩几个？就剩他斯大林一个！都枪毙了！这不是独裁是什么？专政机器理论上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现在用来做什么？对付自己人！这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应该做的事吗？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苏联，资产阶级被推翻之后，民主制也被推翻了，政党专政，领袖专政，这就是我们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革命目标吗？革命胜利了，挂的羊头，卖的狗肉，所谓无产阶级民主，所谓大众民主，都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都是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说句实话，其实，列宁，包括托洛茨基，都不懂民主，都不想采用民主，当然，托洛茨基后来是明白了，才想到要用民主来保护自己了，才说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都要民主了，要有选举自由了，然而这究竟太晚了，晚到他脑壳都开花了。当然，也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现在看，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我们将永远没有觉悟！你们听明白了吗？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以及别国产生出来！

　　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弯起手指一直在木桌上笃笃笃地敲，敲得听的人很不自在。

　　潘兰珍几次拉先生的袖管子，示意他别声气这么大，然而先生伸出手掌一把就推走她，言语之间更来火气。而且，潘兰珍也看得出来，这把火不是发到洋人身上而是发到来客身上的，先生接着又敞着嗓子说了一大通话，话好像是这么说的：

　　你陈其昌如今是托洛茨基派的临委书记，我方才也说过了，即使是我对之有好感的托洛茨基，他也只是到了要亡命的时候才晓得民主是好东西；而你，你这个陈其昌，你到现在还在反对民主。你说把民主与科学提到历史的高度是修正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我告诉你陈其昌，我所谓的民主主义，就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主义，应该是自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来，直到政治消灭之间，从古代希腊和罗马、近代、以至将来的各个时代，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这你懂吗？

　　先生好像又说，民主主义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陈其昌，我再告诉你，你也不要说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在《我的根本意见》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想必你们几位也都已经看过了，我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多的优点，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地把民主政治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一说到民主就是伪善，就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之真实内容同时也是大众所需要的！尤其是在我们东方落后国家，长期受到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该把它当作战斗的目标而奋斗。我看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认真读我的意见，你们还想让我去上海，我告诉你们，我在报纸上已经发表了脱离托派的声明，我再也不是你们的总书记！你们想想你们现在都干了些什么？到处发表文章攻击国共两党合作，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又有什么不好？所以你们现在鼓吹的反对国民党，当然就让人们得出你们是破坏抗日的结论，认为你们的言论是汉奸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想把我拉到上海去，诸位是在做梦是不是？诸位听好了，我是决计不会跟你们去的，我很不想用同流合污这个词，你们不要逼我用出这个词来！你王文元，你濮德志，你们不必要说我现在是孤家寡人，不必说我现在没有拥护者，只知道做反对派，试问，做反对派有什么不好？我从反满清开始，一直都是做反对派，我反封建主义，我反蒋介石，我反斯大林，现在我又反你们，我愿意做毕生的反对派，什么孤家寡人，问问历史吧，历史会证明，最大多数的人民将会是与我站在一起的！好了，我累了，耳朵也鸣叫了，你们走吧，回你们的上海去吧！

　　客人走后，潘兰珍立即喂他喝了大半碗玉米须须汤，扶他到床上躺平，哭着说冤家冤家，你怎么会一口气说那么多的话，唾沫星星都溅到人家脸上去了，你没看人家都三次掏手绢擦脸了，冤家冤家你存心吓死我不成？你还嫌两耳朵不够响是不是？你把我吓死了谁来侍候你啊冤家？

　　6

　　告别的这一幕，看得有点堵心。

　　这些好人，这些穿着黑衣服挂着孝的人还是在乎一个人而不是在乎一种思想，在乎个人的荣辱得失所谓青史是否留名，而不在乎一个民族的命运究竟如何，什么“公真健者”，什么“再生已是百年迟”，皆咬文嚼字，倒还是那句“论定尚须十世后”，似乎有点跳出个人定评之意，或许是指一种主义，但是，需要“十世”么？一个苦苦挣扎之民族再熬十世而仍不得民主，岂非哀哉？若还是法西斯制度，抑或是苏维埃制度，那吾辈这个五千年之文明还有什么脸孔面对世界？真正痛彻心扉的，莫乎在此。

　　下脚和拔脚，一次次的单调，一次次的沉重。棉絮样的云层粘着小腿肚与脚脖子，越来越滞。那位白衬衣不怎么催，黑大衫倒是催得厉害，好像急于完事交差，受不了上路者的这份三顾一叹。

　　他瞪眼道，急什么急？

　　两位送行人一听他发急，倒也识相，不再说话。

　　他忽然又想着儿子延年与乔年了，他俩一个是十五年前走的，一个是十四年前走的，一个在行刑时跳起来胡乱撞人，结果被大卸八块；另一个也是在他哥哥惨死之处上海龙华刑场呼的口号，壮烈得很；两兄弟的血在相隔一年之后，重迭在一起，他一想起就心如刀绞，而此番前行，不知何时能见着他们，确也渴盼得很。而此次的相见，这两小子该是呼爸爸而不是呼“独秀同志”了吧？但也难说，两小子一贯特立独行，信无政府主义那会儿也是信得痴迷，献身共产主义后也是第三国际的话句句入耳，保不定知道自己的父亲最终还是一名“终身反对派”，连一句爸爸也舍不得出口呢。

　　7

　　走了一程，脚底慢慢地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感觉。那一脚下去，若是即时拔出，倒也没事，只觉得滞重，但是踩实了之后如果用脚尖搅一搅，便有一种豁然洞开的感觉，一只脚会漏下半只去，而且脚底板会听到凉飕飕的风声，像是踩穿了似的。

　　要是，他忽然想，两只脚都踩着不动，且用脚尖不停地搅，会不会就搅出个大窟窿来，整个人就掉下去了呢？那下面又是什么呢？还是这么惨乎乎白茫茫的混沌一片吗？是第二重云絮？

　　看那两位伴行者倒挂眉毛，一脸官司，他几次想问，但终是忍住了，然而当他耳边飘过一句咕噜之言时，他却再也难以忍耐。

　　是那白衬衣跟黑大衫说的，是一句耳边的咕噜，说的是：下面该是杭州地界了。

　　他心里猛然一动，杭州，什么杭州？怕是一九一○的杭州呢？那时节的杭州真叫杭州啊，恰逢初春，断桥的雪化了，柳枝儿泛出鹅黄，那可是一生中最快意的日子啊，那时候他挽着娇妻的腰，须臾不放，那酥软的腰就是湖边柳枝儿的一颤一颤啊，那样的日子是一个男人再怎么过也过不够的啊，只是短暂了一些。

　　他这么想的时候，双脚就站住了，不仅站住，两只脚尖也随之直竖，悄悄地打起钻来，也如春风里的那些颤抖的柳枝。

　　只一瞬间，他就觉得自己一身轻巧，耳边风声大作，竟是直楞楞地坠落下去，他听见的最后一句惊叫是“啊呀他掉下去啦”，嗓音是那个该死的黑大衫的。

　　8

　　他现在就从床上跳了起来，一颗心怦怦怦跳，一种从高空坠落的感觉，这就骇得高君曼急忙摸索床头开关，扭亮了灯。从天花板吊下来的灯是十五瓦的白炽灯，暗红色的，幽幽地照亮了这个新上了漆的板壁房间，板壁上那七八张被月光送进来的树叶的轮廓，顿时就消失了，代之以比白色的月光更黄一些的光。

　　她看见他大口地喘着气，额上有冷汗下来。由于篾席枕头的缘故，他左侧脸上有淡淡的花纹。她轻轻拍了拍他的光膀子，笑着说吓着了吧，叫你别爬到那石潭上去你偏爬，那小石潭都摇晃了，我亲眼见的，可不是唬你，多险啊，你看，做梦了吧？梦里的石潭翻倒了吧？

　　他想半天，说怕不是小石潭，但又说不清楚是什么，只觉得摔了一下，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一颗心蹦跳不停。他搂过她，把她的脸贴紧自己胸口，说你听着，是不是打鼓一样？

　　她的脸贴着他的热腾腾的皮肤，那是一种硬实的感觉。

　　是打鼓，君曼说，我也打鼓啊，你从小石潭跳回到木船上之后，我一直打鼓啊，你掉西湖里怎么办？你我都不会游水，那个姓马的，虽然叫一浮，也是不会浮水的，我一直后怕呢。他说怕啥，你我不会水，马一浮不会水，船娘会水啊，她把木桨一伸我就顺势上船了啊。

　　别说船娘，你怎么老说到船娘，那船娘不安好心，就知道跟你抛眼神，你当我看不出来？他说哪里啊，那女人无非是想多要几个铜子儿啊，你醋啥啊我的君曼。

　　君曼说我就醋就醋，我天生醋，我就是一见你看别的女人就醋的人，她这么说着就把头拱到他怀里，于是他就又紧紧夹住了她，如胶似漆了。

　　轻点，君曼说，板壁太薄。

　　他哪里管得这些，只顾自己使着劲，直教整个陆军小学教师宿舍楼都摇晃起来。

　　9

　　陈家大院也摇晃了二次，那是他俩都感受到的，尤其是第二次，晃得门楣子嘎嘎响，差一丁点儿天就坍了。

　　头一次的晃动，谁也不知道，就是君曼的小屋子里，那小屋子就在他自己房间的楼上，他甚至不清楚这一刻他老婆高晓岚是不是就坐在房间里，以及，那盏歪在天花板上的灯泡是不是略略有些跳动。

　　高君曼那忽儿简直咬破了嘴唇，一丝血迹顺着她的褪下去的裤衩流下来。他说别出声别出声，她果然就是没有出声，只是抱紧了他。

　　她是暑期回到安庆来的。安庆热，比北京闷多了，长江一直散发着暑热之气，而这位姐夫更热，每句话都辣辣的，尤其是私下里说的那些话。

　　君曼抗不住。

　　君曼在大学里抗住了两个男同学的进攻，一个长衫，一个西装，其中那个穿西装的还给她递过三封情书，看了就撕了，只觉肤浅与肉麻，而对于侃侃而谈的姐夫她抗不住，姐夫指点天下，满腹经纶，一省之出路一国之出路皆在他口舌间，每句话都透着磁铁的力量，而她也知道他与自己的姐姐一直无话可说，姐姐也确实老气横秋，一件蓝布大褂，头发向后梳得光溜溜，两裤脚又扎得那么紧，偏这性格呢，又要强，像爹一样说一不二的有武将脾气，比如姐夫说想剪去头上的猪尾巴，她就硬拦着不让剪，说剪了要杀头的，难道想当人家洋鬼子不成？比如姐夫要去日本留学，想借她的一只金镯子作为游资，也硬是不肯，说“有十两重呢，能借么？只怕是有借无还”，心里想的明明是舍不得丈夫远行，然声气毕竟太糙，最后两人闹了个脸红脖子粗，好多日子不说话。高君曼好几次跟姐姐说你可不能这么对待姐夫，姐夫心里是跑船跑马的，是有大志向的，看他文章写得多硬朗，我们北京师大很多同学都喜欢读姐夫文章呢，姐夫去我们安庆北门大拐角头的那个藏书楼举办爱国演说会，直陈国家之积弊，“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你听听，每句话都引来拍掌欢呼呢，高晓岚瞪眼说嘿嘿嘿要你瞎操啥心，父亲如今是省上统帅部的副将，你姐夫说话这么粗，文章这么野，就是我能容我们的父亲也不能容，父亲当初提亲陈家，把我送进这栋宅子，也是看在你姐夫十七岁就中了秀才第一名，有仕途前程，不是为了他满口的挑衅官府，是不是？我这不都是为他好，为了他免灾消祸，一个人平平安安比啥都值钱，你懂么？

　　高君曼不懂，国家都不平安国家里的人还能平安么？她只觉得姐姐有些可怜，也觉得比姐姐小三岁的姐夫更加可怜。

　　就在那一天的下午她听他说到男女婚姻问题，她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血管在慢慢涨起来，一股热流在流向全身，这种说不清的情绪在她以前似乎是没有的。这是一种类似江南四月的感觉，潮湿而饱满。她八年前在藏书楼听他对“拒俄救国”慷慨陈词之时，也没有像这一刻有血脉里的感觉。

　　她听见他在这样说，他说话的时候，墨黑的眼珠子放着深邃而生动的光芒，仿佛那是一个黑色的井口，有些很清冽的东西在冒出来：中国的婚姻，就是不如西洋的，就是不如日本的！洋人别的不好，有一条好，婚姻男女双方可以自己作主，不像中国，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男女双方作不了主。

　　他又坚决地说，我主张，男女都可以退婚。男的找了坏女人，女的找了坏男人，怎么不可以退婚呢？这样委曲求全在一起，男女双方不是都受罪么？君曼你说呢？终身的抱恨，勉强的厮守，于己于国，都不利。

　　听到这里，她的头脑就晕眩起来，她读懂姐夫眼睛里的话了。她比他小十岁，她是他的小姨子，她与他之间应该隔着一条水汪汪的大河，但是姐夫的理论就像一只水鸟的强大的脚蹼，啪啪啪地就从水面上踏踩过来了。

　　花格子窗户忽然开了，北风好大。她急忙去关，手抖抖的，怎么也使不上劲。

　　他说，我来。他帮她关上了窗，插上栓子。屋子暖暖的，雕花小床安置在屋角，他也知道这是高晓岚为她妹妹的临时住宿而特地安置的，花布帐子上还绣着喜鹊登枝。但是这一刻，他已经完全顾不上他的那位穿蓝布大褂的为他生了延年与乔年的发妻了，这一刻她也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这样的感觉。

　　顷刻之间她感觉到自己被一把抱住了，一股男人的热气喷在她的白皙的脖子里，而且她的棉旗袍的颈扣被摸索着解开了，光滑的脖子连同半个白嫩的肩膀都被狂热的嘴唇一连串的吻着，发出嘬嘬嘬的响声。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她的眼睛很快就紧闭了，一直不敢睁开，直至感觉到自己两脚离地腾空，而且被安放在雕花的藤床上。

　　她拼着最后的力气呻吟着说轻点轻点，但是话还没有说完，就觉得整个陈家大院都开始了摇晃。

　　10

　　陈家大院的第二回摇晃比头一回剧烈得多，一连摇晃了好几天，但是君曼与她的前姐夫是在长江的波澜之间感受到这种摇晃的，因此感受不到那种剧烈的程度，当然也没有听到陈家主人几乎痉挛的那一声狂喊：这个逆贼再敢进门就打断他的腿！

　　他们也没有听见高晓岚的整夜的啜泣声，尽管他们两人都一再地想到了这种必然会发生的抽泣，且浑浊的长江就在他们的三等舱的窗口底下呜咽，发出类似高晓岚的嗓音，整整一夜，但是他们坚持互相不提这一茬，也坚持不去作这种联想。

　　她是当天清晨就说要搬出姐姐家回到自己家住的，说是要伴伴父亲，而他就提出说要送她。高晓岚是反对他送的，说一个男人与小姨子并肩走在街上成何体统，为此她还禀告了公公，求公公出来阻止。于是陈昔凡便把儿子召到自己屋里，一边喷着水烟一边斜眼说，坊间已有流言，凡事自己收敛，好自为之。

　　他沉默了一会，说，父亲这最后四字，为儿收纳了。

　　这么表过态之后，继父便再不管他，以为他自会收敛，而他也顾自径送高君曼出门，扬长而去，直至午饭时分仍不见回家，直至差人去高府打听才知两人并未出现在高家，直至有人来报告安庆码头上有人看见两人上了开赴上海的江轮，直至佣人透露陈少爷出门时还随带了自己的那只棕色手提皮箱，重得很，想必是一整箱子的书。

　　这才知道大事不妙，陈氏大宅便整个儿摇晃起来，里头拍桌砸凳巨响不绝，水烟袋两次飞到了墙上，一套成化年间的青花一次性地粉碎在青砖地上。

　　随着陈宅的剧烈摇晃，整个安庆也晃动了许多时日，连常在藏书楼听这位《安徽俗话报》创办人挥拳演讲的那些年轻人，也一个个目瞪口呆，一齐感叹说反宗法封建到了这个地步算是反到骨子里了。

　　高府的震颤虽没有陈宅那么激烈，然而被朝廷赏赐穿黄马褂的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也难以容忍自己的两个女儿睡了同一个男人，虽然他对这位女婿的满腹才华经常有所嘉许，尤认为女婿的《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极富军事天赋，见地甚锐；这一日他骑马过街虽强作镇静不动声色，但暗中已急电上海同僚，向对方报告了届日驶离安庆码头的江轮号码，嘱派人去上海十六铺码头守候，若见此两人即行滞留，待他亲自赶往上海劝慰。

　　然而高君曼并没有到大上海，她的同行者早已估计到陈家或者高家会来这一手，两人早早就在南京下了船，登上一辆颠颠簸簸的班车，由宁杭公路经宜兴、长兴、湖州直驱杭州。他掸着从车窗外卷进来的阵阵灰沙，清晰地告诉她，杭州陆军学校他有一份史地老师的职位，薪金不薄，两人够吃够用够玩，而且在杭州他还有沈尹默与马一浮那一帮潇洒文友，泛舟西湖切磋诗文最是人生快慰之事，他们要在杭州过一段天堂般的日子，杭州本来就称天堂，与苏州齐名，安庆哪里能比。

　　班车一路颠簸。高君曼一路把头埋在他的胸口，听他的心的全程颠簸。那颗心不是在颠簸，准确地说是在飞翔，她能感觉到。

　　我找对男人了，她想。

　　她又想，在革命思潮面前，陈宅与高府的颤抖以及姐姐的眼泪，应该都是次要的事情，可以归入“代价”一类。

　　11

　　他从三潭印月的小石潭上跳回船舱之后，高君曼一直打他，说真是险，太后怕了，真的落到水里怎么办，当天晚上他睡得很死，果然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湿淋淋的，一边是高君曼挟着，一边是马一浮挟着，拼命往上拖。

　　他叽叽咕咕说拖什么拖啊，别使那么大气力啊，胳肢窝都挟得痛。

　　这时候他睁大眼，看见了黑大褂与白衬衣，他们正在一齐使力，把他往上一重的云层里拽，云烟之气不断地弥漫过一黑一白两张脸。

　　怎么不把你们的长舌头吐出来，他想。

　　这时候他又听见白衬衣笑着说，喔喔总算醒了，还以为你一觉跌进温柔乡爬不出来了呢，黑大褂则鼻子打哼哼说跟这个人有什么好说笑的，尽耽误时辰。

　　云层依旧粘稠，缓缓地吐着泡泡，交替呈现乳白色和银灰色，踩上去依旧一步步的缠脚。他默默跟着前行，心里想着沈尹默与马一浮的诗，在那一两年间他写了很多诗，为什么沈尹默会摇头说他的几首诗不是很有骨头呢，他已经夸沈尹默的诗写得好极了，沈尹默为什么还不买账呢。他的诗句涉及新婚之心绪，有什么不该的吗？“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琴瑟之间尚有冲天之志，还不够慷慨激昂吗？沈尹默为什么看不出来？

　　耳旁又传来黑大褂的叱斥声，说你不能再走得爽气一点么？

　　你再说一遍，他双眉跳起，站住了。

　　黑大褂发愣，白衬衣急忙扮出笑脸说，不催了不催了，先生走就是。

　　他不走了，他一跺脚就让云雾溅了一片起来，一絮一絮地飘过脸颊。他吼：催什么催？不就是催命嘛！你们不就是黑白无常吗，不就是范无救、谢必安吗！不戴长帽子不吐舌头了就以为我认不出你们？不就是一个淹死的一个吊死的吗！魂魄要勾就勾罢了，何必吹胡子瞪眼睛？我不跟你们走又如何？莫非再死一回？无非跟你们闹起来落个滚刀山下油锅的，这又如何？我儿子延年都叫那帮贼子在上海大卸八块了，我做老子的跟着走这条路不也荣耀得很？我不走了，随你们从袖口里摸出什么链子来套好了！

　　黑大褂眼睛睁得铜铃一般，一时愣得说不出话，而白衬衣却急急地说好话了，说都什么年头了，我们袖口里还能藏着链子铐子？先生你是冤我俩了，我兄弟两个无非是受命来伴一伴先生，引一引先生，先生你其实不知道你要往何方去呢，说出来也喜得你呢，你巴不得飞着去呢。

　　他是听清白衬衣说的这些话了，但他不满意这种不着边际的说法，他又吼着说我走累了歇歇脚又如何，你们这样大呼小叫的我就偏歇脚了，偏要多歇几回了，我知道下面便是上海了，上海是我办杂志的地方，是我组党的地方知道么？我这回偏不走了，我非多歇一会不可。

　　还没等白衬衣开口，黑大褂便连连瞪眼说不可不可，一边伸手来拉，却被他迎面猛地一推，一个趔趄，差点跌翻，而他也顺势用了脚尖，连旋几下，顿觉云层有了隙缝，一股嗖嗖作响的风涌了上来，他便双脚并紧，就势坠了下去，顿时两耳风声大作，黑白两位先生再怎么惊呼他也听不见了。

　　12

　　有一双突然伸过来的手臂搀了他一下，准确地说，是两双手臂搀了他一下，他感觉到了，觉得自己刹那间停止了下坠，同时也感觉到自己屁股底下依旧软糊糊的，恐怕依旧是厚厚的棉毯状的云层，于是他睁开了眼。

　　果然，仍在半空，周遭云一阵雾一阵，而劈面，则是两双温和的眼睛在看着自己。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对着两双温和的眼睛说，同时伸手点点下方，下面就是上海龙华了，我很多回做梦都做到那个地方，那里溅起的血不是你们的血而是我的血，你们怎么也在这里？你们一直在这里？

　　不是，两个儿子异口同声告诉他，他们只是经常回来看看，他们有一股冤气在这里，始终收拾不尽。

　　由于不断有棉絮一样的淡淡的雾气飘过，他很难看清他的两个儿子的脸，但他光听他们的呼吸就知道他们是自己的骨血，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能听到生命的呼吸声，这真是精神的强大，他知道他的这两个儿子都是活在精神里的，跟自己一样，而天地间惟一不死的东西就是精神。

　　精神活在史籍里，活在一代接一代的骨血里。

　　说来我听听，他说。

　　于是延年提到了那个月色很亮的夜晚，带着他的低沉的嗓音和低沉的呼吸。

　　他说七月四日那个晚上月色真的很好，说我指的就是那个一九二七年。他又说那天晚上林立在龙华刑场的刺刀和大刀片上都是水一样的光亮。他回忆起那一刻他自己最后的喊声，他记得很清楚，那喊声是“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这叫嚷让监斩官忽然觉得很没有面子，更让监斩官没有面子的是五花大绑的受刑人竟然按不住，刚按下去便蹦跳起来，每次都使刽子手的屠刀落空。

　　他听到监斩官最后的声音是“杀！快杀！从没见过这么凶的共产党！陈独秀的儿子像头老虎！快杀！快杀！杀了之后，分他的尸”，他然后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他在空中看见自己的身子慢慢地分成了大小几块，月亮成了红色的，但是不感到疼痛。

　　这时候他提高声音说，爸爸，我知道这就叫粉身碎骨。我来的时候是囫囵的，走的时候裂了。但是我觉得，对一个革命者而言，粉身碎骨可以看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奖赏。

　　他弟弟接上来告诉父亲，说他倒是囫囵着走的，一粒子弹坏了一颗二十六岁的心脏。他记得自己最后的一句话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他觉得自己的临别之言很有些诗意，说到底，他就是为了这份诗意才跟着镰刀锤子的旗帜义无反顾的。

　　说到这里两个儿子就被父亲喝断话头了。父亲的脸颊上都是晶晶莹莹的水滴，不知是汗还是泪。乔年在身边抓起一块最为稠密的云朵，揉揉紧，细心地为父亲拭拭脸面，他发现这一把云朵在积了泪水之后就显得饱满，滑腻腻的，像海绵。

　　父亲对两个儿子说，这么多年了，你们两个啊，又懂我，又不懂我。你们起初是跟着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不走马克思主义而走无政府主义那一路，后来跟着共产党走，但又不向着我而走共产国际那一路，殊不知国际的指挥棒都是从伊尔库茨克来的，从莫斯科来的，十万八千里之遥，点不准中国的穴位啊，戳得中国都是血啊，千疮百孔之后还要我来扛全部的责任，你们知道我憋了多少气啊，我一提民主人家就笑我不懂红色专政的真谛，其实我比他斯大林比他季米特洛夫更懂中国，中国如是不发展民主自由之政体则必无救，则必与秦以来之专制封建无异。儿子啊，我们成立共产党号召民众起来不就是为了打翻两千年的黑暗专制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的自由呼吸么？你们现在为共产主义理想捐躯了，为父一千个一万个怜惜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把你们的父亲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异数，你们的父亲没有这样不高尚，只有他们做的决议不高尚而没有你们父亲行为的不高尚，你们父亲终究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意志的自由，就是民主，不仅目标是民主，它的实现过程也须是民主的，有人说照此只能带来不必要的流血、自残和牺牲，代价太大太大，有人说我的想法幼稚，不，我不这么认为。反正，目前也走到这一步了，懂我者，不懂我者，都随他去了，反正青史自在，日后必有正直之史会秉笔直书的。

　　说到这里他就看见他的两个儿子都垂下脸面沉默不语了，那意思不知是保留各自的政治观点还是被父亲的这番话有了触动，而这时候云层也似乎厚起来，棉絮状的东西从他们的脸庞之间的飘过，越来越密集，像春天的那种疯狂的柳絮。

　　他向两边伸出手，紧紧握住两个儿子。他这时候感觉心底突然冒上来一种汹涌的激流，他特别害怕失去两个儿子。他真的是很爱惜这两个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孩子的，只是表达这种爱的机会很少，有时候他很想表达，但两个儿子没有机会收受，或是地理的原因，或是政治的原因。

　　他透过一阵又一阵的飘飘忽忽的云絮，似乎看见两个儿子的眼珠子此时都有点湿润。于是他马上用比较柔和的口吻表示，他很感动自己的儿子能在这个当口来看他，他说其实我对你们没有半句怨言，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一切，你们怎么会知道权威机构里面的种种复杂，你们是这么勇敢，把我给你们的血都流尽了；他又说，事到如今，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能这么快见着你们兄弟俩我就很高兴了，其实我也知道伴着我在云里雾里走路的两家伙是什么人，其实他们不是人，他们只是像人而已，他们是在执行使命，是要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去，说实话我也想去那儿，那儿会有一个最终的审判台，我很需要说话，我想把我这辈子想说的统统说出来，那个审判台比起我这一生坐过四次牢所面对的四个审判台，一定会讲理得多，我要让我的声音透过云层，洒到我深爱着的这个国家去，就像洒雨，就像洒月光，虽然这个国家目前有一半被日本人占着，尤因如此，我更要说话，说我想说的话，我太长时间没有大声说话了。

　　他又告诉两个儿子，他在最后的这一场演说之前，还想走一走上海，走一走北京，走一走汉口，那几个烟尘弥漫的城市他梦牵魂绕，他曾经在那几个城市里不停地整理着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为了中国的百姓和普天下的人类。他的两个儿子听着，一直不作声，但却是频频点头，他们知道那些地方的风云成就了他们的父亲，天下没有父亲也就没有儿子。

　　让父亲走一走吧。父亲没有多少机会了。父亲想回首，想说话，也想盘点。父亲有这个权利。

　　在儿子们恳切地点首之时，做父亲的便毅然松了手，同时用脚尖狠狠旋转了一下云层，立马感到整个儿人轻松了。

　　他坠了下去。耳边风驰电掣。

　　下面是上海。

　　他就是在上海创办了浑身锋芒的《新青年》的，中国整一代青年通过他散发的这种耀眼的锋芒，忽然间看见了阳光。

　　于是他们欢呼日出，科学是半个太阳，民主是另半个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