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垂落的悲剧——纪念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

　　很长时间以来，我害怕看见高大的烟囱，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它，总是急匆匆地走过，连头都不回。其原因很简单，它和我青年时代一位朋友的悲剧命运联系在一起，每想到他，我的心头便隐隐作痛，心潮起伏，难以平复。

　　这个朋友名叫刘西戎，乃四川成都人士，出身于一家望族，据传为三国时代蜀主刘备的后裔，祖父是大清的举人，父亲曾官居国民党政权的要职，历代先人和父母又都是读书人，称得上书香门第。刘西戎因袭家风，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在校读书时，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为师友所称羡。五十年代中期，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四川大学机械系，后被分配到北京到国家一机部所属的机械科学研究院作技术员。这在当年来说，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了。当年能够从遥远的四川来到京城工作，不是一般大学毕业生都可以达到的生活厚遇；而老刘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不能不说是生活的幸运儿。他也未辜负这个厚遇，到了工作岗位后，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表现得很为出色，不久便被评为一级技术员，离工程师仅有一步之差。那个年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对知识分子的严格要求与特殊关爱吧？），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升级很难，多少年也不长一级；工程师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能升为一级技术员，已是凤毛麟角了。

　　老刘这个人虽然业务精湛，但是，在性格上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孤高自许，离群索居，一切都我行我素。因此，许多同事包括领导都对他有点“看法”，不愿和他接近；他也便像通常人们所说的“人缘不好”，而他又不注意改正，所以在单位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了。五七年反右运动时，有心人就曾打过他的“主意”，想让他往“百分之五”那边靠，给他戴上那顶可爱的“桂冠”，可是，仔细一查，在“鸣放”时他一言未发，大字报一张未写，和那些“活跃人物”没任何来往，实在是抓不着他的“辫子”，他也就因此侥幸过关，躲过那一劫；以后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他自然是一面地地道道的“白旗”了，应该坚决“拔”掉的，只是当时他正在负责一个科研项目，一时又无人代替，于是，又被他侥幸“滑”过去了。就像他的一些同事所形容的属于“漏网之鱼”了。

　　可是，正如俗话所说：事不过三。到了六十年代初，由于某些人头脑发热，在全国范围内搞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仅劳民伤财，还搞得全国经济失调，工农业大幅减产，以致酿成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华大地到处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为解燃眉之急，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于是，大城市、大机关的人员大量精简、下放，以缓解城市压力。精简、下放什么人呢？这时，刘西戎平日的那些“弱点”和“缺点”现在终于适时地暴露出来，导致为领导和同事所实在难容，因而便成了本单位第一批下放对象，在临别首都时，他也居然披红戴花，光彩了一回。

　　不过，他的较强的业务能力这次又“救”了他一把。有关方面居然考虑了他这个特点，没有把他放到农村去修理地球，而是下放到远离北京的遥远的北大荒一所新建的工厂、即后来鼎鼎大名的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具体放到了产品设计处，仍然让他从事技术工作，让他发挥“一技之长”。当时，我正好刚刚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不久，也分配在这个厂的设计处作技术员，于是我们便成了同事。

　　初来工厂时，他住在单身宿舍，每天“三点一线”，从不逾越一步，即：出了宿舍门，便进食堂门，然后进办公室门，周而复始。此时，因人地生疏，他更加郁郁寡欢了。干什么总是独来独往，除了因业务关系与同事有些接触外，很少和别人说上一句话，而且不管是大小会他总是守口如瓶，不发一言，不论主持会议的人怎样启发动员，他均以淡淡一笑作为回答。那时，全民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人人都要进行“天天读”，我们科的领导在这方面更加积极，更有创造性，他独出心裁地要求我们每天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集体朗读毛主席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对这种革命化的创议，我们当然都得服从。每天按时进门入座，把红宝书规规矩矩地放在面前，科长一声号令，我们便齐声朗读起来。但是，在朗读过程中，其他人都高声朗朗，唯恐别人听不见；然而刘西戎却只是默默念叨，谁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个别“学毛著”的虔诚者曾经多次提醒他，他仍然是笑而不言，依然故我。为此领导感到很恼火，多次想要发作，但转而又想到，其人在业务上处处高人一筹，好多技术难题，到他那儿都会迎刃而解，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好手，连处的领导都不得不器重他，科长只好隐忍了。

　　一开始，老刘对我也是非常冷淡的。我们两个虽在一个业务科组，但很少有所交流。我那时年轻气盛，自尊心很强，对他的孤高自傲一点也不赞赏，当然也不去主动接触他，彼此均视作路人。

　　没想到，过不多久，他忽然竟主动找我搭讪了。原来他不知是自己观察还是听别人讲的，知道我虽然毕业于工业大学，却还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业余文学作者，家里有不少文艺书籍。而他也很喜爱文学，且嗜书如命，因此便觉得与我有了些许共同语言。有一天，我们科里的其他同志不知做什么去了，室内只有我和老刘两个人。他突然问我，府上有没有《约翰·克利斯托夫》这本书？他想借去看看。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这部作品，说它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崇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有毒气息。我手头虽然有一部，怎敢随便借给他人？这样，岂不落个“散放资产阶级毒素”的罪名？但我又是个不善于撒谎的人，当即便吱吱唔唔地说，是有一部，被一位朋友借去看了。他却执着地说，等还回来再借给我看看。我随意地点点头。

　　但此事我没怎么放在心上，过后也就忘了。谁知过不多久，他竟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找到我的家里来了。对他这样的稀客，我当然优礼有加，热情招待。谁知他进门之后连坐都没坐，开门见山便说：我是向您借那部书来了，这样的书你拿到办公室不方便，所以我便冒昧地到府上来借。请您放心，我只一个人看，看完就还，决不传给他人；纵有别人看见，我也不说是从您这儿借的。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是平日所少见的。看他如此心诚意恳，考虑得又如此周全，我不好意思拒绝了，于是便把书借给了他。

　　他果然没有食言，很快地他就把书还给我了，不过，紧接着又借去两本，都是外国古典名著。从此，我们两个人的交往便多了起来。茶余饭后，总要唠上几句，主要内容都是对他读过的那些作品的议论。从这些简单的谈话中我感觉到，他的知识面很广，文学造诣很深，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过，说老实话，这些见解都是不合时宜的。对此我当然讳莫如深，谁也没有告诉。谁知过不多久，领导却找我谈话了，隐隐约约地告诉我：你要注意，刘西戎这个人，思想比较复杂，对现实有不满情绪，要少和他接近，避免受其影响。领导还告诉我，刘出身于一个知识官僚家庭，历代为官，他的父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身居要职，不过在解放前夕，先后去世了，刘西戎是靠父母的朋友养大成人的，因此，他的阶级烙印极深，社会关系极其复杂。那时正是最高领导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伟大号召的时期，我自己的身上也不“干净”，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表现都不见容于当世，这样的规劝我怎能不听、又怎敢不听？只好与之渐渐疏远些；但是，我尽量做得不露痕迹，免得伤害他的自尊心。可是，老刘又是个极其敏感的人，不久他便感觉出来了，不过，他却非常能够谅解我的苦衷，对我的故作疏远状毫不介意，常用友善的目光以为沟通。这样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窃以为与这样的人相交还是值得的，故亦对他也在偶尔的一颦一笑中持友善态度。

　　不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开始了。我们工厂是第一批运动单位。由于我们设计处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成分比较复杂，又是工厂运动的重点。派驻的工作队是兵强马壮、阶级觉悟极高、善于突出政治的人员。就在进入“清思想”阶段，我们两个都是重点“帮助”的对象。尤其是刘西戎，更是“重中之重”。可是，他不像我平时大大咧咧的，嘴巴缺少个把门的，又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有好多小辫子可抓；而老刘呢，在办公室内很少说话，在宿舍里，除了看书，就是埋头记日记，此后便戴上耳机听音乐，你根本抓不住他的什么辫子；因此，“社教”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们对他几乎无从“帮”起；可是，他们并不死心，觉得他这样的人必然有问题，决不能轻易放过，为对运动负责，他们在努力找茬儿。

　　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终于找到一点缝隙。

　　有一天，“社教”工作队的小队长突然找我谈话，他多余的话一句也没说，劈头就让我证实一个刘西戎的“问题”：说我和刘曾与另一个女同志在一起聊天，当谈到有关业务工作时，刘西戎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个人在哪儿都会这样认真地工作，即使国民党当权也是这样，现在共产党当权，我也是这样。工作队长让我回忆一下，他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在场的那个女同志已经揭发了；但是她一个人的话不能定案，必须有旁证才行；而只有我当时是在场的。我这个人记性不好，阶级警惕性也不高，和任何人谈话转头就忘，老刘的这番话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尽管工作队长向我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示以大义，晓以利害，我绞尽脑汁，还是回想不起来。最后工作长队只好把那位女同志找来和我当面对质。经她再三的启发和回忆，终于使我唤起一点模糊的记忆。

　　那还是一两年前的事。有一天，在午饭之后，我和刘西戎以及那个记忆力很强、政治觉悟很高的女同志一起聊天，不知谁的神经的哪根弦出了毛病，忽然谈起老刘的家世来了。当时他的兴致很高，居然破天荒地说起他的家人、家事，特别谈到了他死去的父亲，说他虽然身居国民党政府的高位，可是还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曾经教育过他，你是个中国人，要好好读书学习，将来为中国人干事，不管将来是国民党执政还是共产党掌权。这话对于一个国民党的高官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可是到了揭发者的口中，却变成另外一番意思；处在“运动”的高潮之中，再一“上纲上线”，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本着做人的基本原则，我如实谈了我的记忆。这样的证言当然不能符合审查者的需要，还是再三追问：他当时是不是还讲了“不管国民党来了共产党来了都一样认真干事”的话？我说，在我的记忆里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尽管如此，那个女同事还坚持说他说了。两个证人的证词不一样，就不好定案了，此事在运动后期只好用“存疑”的方式悬在那里，实际上却按照“证据确凿”来看待他了。而我的这种表现，自然不会受到称赞，我本是属于打入“另册”的人，因而在原有的“问题”中，又加重了一笔。

　　紧接着便迎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这场史无前例的狂飙铺天盖地地卷起来之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种失去理性的法西斯暴行中，老刘的这个老账又被当作新罪翻腾出来了，首当其冲被打翻在地。

　　我记得很清楚，此前不久，他请了探亲假回家结婚。此时，他已经三十六、七岁了。由于他的孤僻，不善于、又不愿意与别人交往，在他从北京到边疆所经历的工作部门，一直没有找到对象；后来不知通过什么人和什么关系，在四川的老家由别人介绍，接识一位接近三十岁仍待字闺中的老姑娘，也是高等学校毕业现在同样从事技术工作。大概出于一种信任吧，老刘曾将姑娘的照片让我瞅了一眼，我感到此女眉目清秀，模样端正，足可陪得上他了。两人似乎有缘，一见钟情，认识不久就谈婚论嫁结婚了，很快地老刘便专门请了探亲假回家结婚。他终于有了生活的归宿。谁知蜜月还没有度完，探亲假就过完了，那时的知识分子非常守规矩，决无超假的非分之举；二人只好依依惜别。

　　但刘西戎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刚刚下火车回到厂里，就遇到了灭顶之灾。先是满办公楼贴满了揭发他的大字报，接着又第一批被揪了出来，被关进了“牛棚”，主要罪名还是“社教”运动中那位女同志揭露那个问题，连不高声朗读毛主席著作也被当作罪状揭露出来。

　　随后就是抄家。他本无家可抄，但他住的单身宿舍却被翻腾得底朝上，金银财宝当然不会有，应用衣物也很简单。但出人意外的却抄到了一大纸箱的“变天账”——他多年来写的日记。他这个人有个在当时和后来都被认为是致命的错误，就是爱记日记。每天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是日记必须要记。从他初中毕业到现在，一天也没拉。在日记中他倒能够敞开思想，想什么写什么，无所顾忌。这下倒好，他思想上的阴暗面便和盘托出了，其中有对“反右斗争”的不满，对“大跃进”的嘲笑，对“人民公社”的反感，对彭德怀将军的同情------反动思想，俯拾即是。因此，造反派一拿到手便如获至宝。把日记中那些“反动”的部分，逐一摘录出来并加上“按语”，用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我们的办公楼走廊里、楼道上，就像当年舒芜先生摘录胡风先生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被他交了出来让《人民日报》发表时编者所加的按语那样，有分析、有批判、有猜测、有联想，并且上纲上线“上”到惊人的地步。据我们科内那个参与“审讯”刘西戎的“根红苗壮”的专案人员说，这个家伙（指刘西戎）是个死硬派，态度极不老实，死不认罪，光打他的态度就战斗了三天三夜；先触及他的灵魂，再触及他的皮肉，皮带抽断了好几根，可他的反动思想至死也不认账，还说我们查抄他的日记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嘿嘿！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讲什么“宪法”、论什么“人权”？笑话！连毛主席都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哩！）看样子他是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为了攻破这个“顽固堡垒”，造反派费了不少脑筋，先是小范围的审讯，动用了很多“先进”的刑讯手段，后来又对他采用了“群众专政”的形式，从牛棚里提了出来，交给群众批斗。召开第一次批斗会时，约在老刘被抓进“牛棚”半个多月之后。那天，为了让我这样曾经和他比较接近、并且也有“很多问题”的人“接受教育”，指名要我就近参加旁观、旁听，我心里明白，这是“杀鸡给猴看”。当造反派把他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时，我偷偷一看，几乎难以相信这就是原来那个刘西戎了。因为他的头发已被剃去，眼镜没有了，牙齿全部掉光，落腮胡子却长得长长的，蓬头垢面，失去人形。押上台后，他佝偻着身子，几乎站不稳脚跟。但他始终一言不发，尽管参加批斗的人的吼声惊天震地（其中也掺和着我那微不足道的声音），有的人把红宝书举得高过了头，批判的话语慑人心魄，有的人“出于无产阶级的义愤”对他拳脚相加，直打得鼻口窜血，可是他的嘴一直未吐一个字，就像个哑巴一样。真是顽固透顶了！这次批斗会无结果而散，随后造反派又把他押走了。

　　以后又如此这般地批斗了好几次，都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他的这种表现，更加激怒了造反派的“无产阶级义愤”，“专政”的手段也越发地多样而严厉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已经面目全非简直脱了形了。此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全面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亦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彻底被“摧毁”，“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全国山河一片红。就在“九大”胜利召开的前夕的一天早上，我们科的革命群众突然接到通知：阶级敌人刘西戎自绝于人民，已在前一天晚上自杀身亡，要大家到现场进行最后一次批斗。

　　原来这次现场批斗会的会场设在我们工厂的最高的烟囱旁边。我开始有点不解：批斗会为何选择在这个地方？紧接着我便明白了事情的缘由：由于遵照最高指示，对敌人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牛棚”近来实行“放风”制度，即每隔数日把关押的“牛鬼蛇神”，放出来到外面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谁知就在昨晚的一次“放风”时，刘西戎趁看守人员疏忽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跑到附近的据说是亚洲最高的大烟囱旁边，然后用尽了最后的一点残余力量，迅速地攀登到烟囱上边，然后猛地一跳……等到看守的造反派发现时，他已经躺在大烟囱旁边的血泊中，其状惨不忍睹。现在人们所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一张破芦席遮盖着的无法辨认的尸体而已。

　　看到这种惨状，我的脑袋嗡地一下，似乎顿时失去了知觉。我不知道这次批斗会我是怎样熬过来的，只觉得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我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接着我生了一场大病，病愈之后，我便以“炮制大毒草流毒全国”和“与阶级敌人在思想上划不清界限”为罪名，挨了多次批斗，写了无数我怎么“上纲上线”也不深刻的“检查，最后从工厂的产品设计处赶了出来，下放到工厂的工具车间进行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

　　在劳动改造期间，我每天都要经过那个大烟囱到达劳动的处所。触景生情，我的眼前总晃动老刘躺在大烟囱下的血泊中的那一幕，我脆弱的心灵实难承受，于是，我只好远远地绕开大烟囱，避免看到它。

　　刘西戎自杀身亡一年之后，他的新婚不满一月的妻子，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丈夫惨死的音讯（我相信没有人会通知她），便从遥远的四川家乡来到富拉尔基我们所在的工厂，找到有关部门，要求把死者的遗物和骨灰带回去。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刘西戎的那点破旧衣物，早已被专案人员扔掉了，他的骨灰根本没有人进行保存；她还试图索回丈夫的日记（她知道他爱记日记并存有大量的日记本），但得到的回答是：那些东西是刘西戎犯罪的铁证，只能存在公安部门的档案库里，你无权索要它！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彻底和他划清界限！

　　在那样大夜弥天的日子，她这样的一个弱女子，复夫何言？最后，只好怅然饮泣而去。

　　后来，我也离开了工厂，远奔他方。

　　韶光易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刘早已灰飞烟灭未留任何痕迹，可是他的这幕悲剧我却永远无法忘却；一看到大烟囱便会让我的脑海闪现那些不堪回首的镜头，令我的心头悸悸作痛，久久地难以排解。今天写下这篇小文，一则纪念我那位含冤九泉的朋友，告慰他那个苦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则借以排解一下郁积在心灵深处的几十年的块垒；同时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民族和善良无辜的人们带来的灾难，坚持不懈地清算其罪恶的渊薮，别让“极左”路线卷土重来，使中华民族再陷苦难的深渊。

　　2012年5月14日改定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程树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