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恩仇录

　　那是1925年，汽车腐蚀了美国的青年人。“汽车的总体影响，”普林斯顿大学霍华德·麦克莱纳汉（Howard Mc Clenahan）院长写道，“就是让当代人轻视道德准则，削弱家庭价值。”有了汽车，年轻人就能在周日随意到处驰骋。麦克莱纳汉认为，他们肯定不会去教堂。他坚称，如果他们真的不去，就会沦为邪恶与堕落的灵魂。

　　他的预言没有成真。留声机并未如作曲家约翰·菲力浦·苏萨（John Philip Sousa）在1906年所说，造成“美国音乐的明显退化”。电话未曾如哥伦布骑士会（Knightsof Columbus）在1926年所警告，“打破家庭生活与登门访友的传统。”古代世界里日益盛行的写作

　　也没有像柏拉图本人所猜测的——“在学习者的灵魂里种下健忘的恶果，皆因其不再动用记忆。”大约2，400年之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针对搜索引擎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它的文章标题为：“谷歌让我们变笨？”（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此类言论应当对我们起到警醒作用，每一场科技革命都会招致反对者，而其中大部分我们都应果断无视之。

　　今天的反乌托邦鼓吹者一如昨日再现，发出了当代最强烈的抗议。《新闻周刊》（Newsweek）发问，“网络把我们逼疯？”麻省理工知名教授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曾著《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等书，声称人类逐渐失去对话与交际的能力。今年夏天，某个名为“体验人类”（Experience People）的组织甚至开展了走遍20座城市的巡回演讲，警告人们科技正在“奴役”我们。而在贾森·雷特曼（Jason Reitman）北美2014年10月中旬上映的电影《男人、女人和孩子》（Men，Women&Children）中，一群群冷漠无情的孤独人士沉迷在网络世界里，打出“感觉好寂寞好空虚”这样的文字。末日预言者的论调似乎总能让硅谷小型初创企业的故事显得古怪而自我。他们传达的信息令人为之颤抖：科技不仅改变了我们做事的方式，更改变了我们。这种观点叫人如何反驳？

　　就算还有人担心Facebook“好友”会毁灭真实世界的友谊，那又怎样呢？古已有之的绝望作风有何不妥？其实有很多不妥。这些毫无根据的伤春悲秋阻碍了本应在联网世界里自然发生的文明进步。

　　首先，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智囊团主席罗伯特·D·阿特金森（Robert D.Atkinson）指出，“它导致华盛顿的执权者和决策人的行为发生改变。”近期，他就物联网问题与资深国会议员和奥巴马政府官员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政策会议。他原本期待讨论联网停车计时器等实验新品的全球标准或政府资助。但他们没有，阿特金森说道：“整个讨论几乎都与风险有关。‘物联网会追踪我们、监控我们、歧视我们。’”

　　随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爆出丑闻，民众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合理的担忧演变成深入内心的偏执，反对者就会阻碍我们成就真正重要的大事，比如医疗档案的数字化。“技术行业需要努力一点。”阿特金森说道。“他们以为技术本身自能说明一切。但我不认同。美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新卢德派（卢德派，19世纪初英国参与捣毁机器的手工业工人），反对科技进步对他们而言是有利的。”

　　技术恐惧者甚至一边声称要保护孩子，一边妨碍孩子的进步。科技与课堂之间的冲突似乎尤为危险。学生数据存储非营利机构inBloom曾获盖茨基金会投资，原本可以大大方便学校维护学生数据、并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授课。然而，近期它却由于家长的隐私担忧而被迫关闭。“在演示会上，大家开始和我争辩起来。”威廉·吉斯特（William Kist）说道。吉斯特是肯特州立大学青少年与年轻成人教育中心（Adolescentand Young Adult Education Center）的前协调员，极力倡导在课堂上增加技术产品的使用。“他们说，‘我拒绝对着屏幕授课。我的课堂要完全以纸为媒介。’”热门资源网站PsychCentral.com创办者、心理学家约翰·格罗霍尔（John Grohol）担心把Facebook和抑郁症联系起来的不实报道，会误导精神科医生要求病患退出社交网络。事实上问题的根源或许是更深层次的，而社交网络本身可能是孩子最好的支持力量。听起来可能有些牵强，但和杞人忧天者幻想的妖魔鬼怪相比，这是完全现实可信的。

　　研究人员将眼下这一波技术恐惧追溯到2006年。那一年，蓝光光碟诞生，第一条推文发出，年迈的美国前参议员泰德·史蒂芬（Ted Stevens）将互联网描述为“一大堆管子”。也是在那时候，杜克大学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们的个人交际网络一直在缩小。作者猜测，技术是始作俑者；它是里根时代与今天之间最大的干预变量。这里的讽刺意味极具感染力，一个为深化凝聚力而开发的引擎竟拉开了人类彼此之间的距离，媒体亦开始人云亦云。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这项调查从未询问受访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只单纯计算他们的朋友和同事数量。2008年（以及2011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再次进行调查，填补了空白。新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重要的区别：互联网用户纷纷表示社交幸福感增强了。抱怨生活质量下降的往往是非互联网用户。

　　这项新研究被大部分人无视了，正如不少为互联网正名的同类研究，比如互联网对人有着积极（或至少是中性）影响，比如网络活跃分子往往过着更快乐、更投入的生活、更信任他人、政治积极性更高、参与文化更多元的交际网络。然而，关于失落与孤独的论调却有着一股令人愉悦、独具怀旧色彩的温暖，根源在于认为手写信与纸质书更真实更有意义的观点。对过去盲目浪漫化让我们自以为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以不被技术荼毒的最后一批优良人类自居。

　　真相是，随着文化进步，我们的优先考虑因素也发生了改变。“过去，有识之士的标志是肚里有墨水。”皮尤研究中心互联网、科学与技术研究主管李·莱尼（Lee Rainie）说道。“然而，一机在手答案不愁的时代里，人类进行快速模式识别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而这将造就一个更愚蠢还是更聪明的社会？谁知道呢？反正是造就了一个不同的社会。”

　　通常，当作家需要寻找互联网潜在隐患的证据，他们会援引加里·斯莫尔（Gary Small）。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系统科学家，曾开展一项实验，在反乌托邦圈子名声大噪。斯莫尔观察12名技术客和12名技术盲在核磁共振机器内使用搜索引擎。实验结果：精通技术者大脑内的神经活动更为频繁；换言之，娴熟掌握互联网对他们产生了影响。《新闻周刊》引用这项实验，提出互联网有着一种非自然的作用，而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把这种作用描述为“改变你的思想。”斯莫尔本人也著有一本名为《数字大脑》（iBrain）的书，为这一猜想火上加油。

　　“你是今天第三个采访我的记者了。”当我致电进一步了解时，斯莫尔说道。他如此解释实验结果：“大脑是非常敏感的器官。它接触到的事物都会改变它的结构与功能。”那么，我问道，假如当年那位普林斯顿大学的院长能够使用核磁共振机，会发生什么呢？假如他能够观察驾驶员与非驾驶员的大脑，他是否也会看到斯莫尔在互联网实验中看到的神经活动呢？

　　“很有可能，也会看到同样的模式。”斯莫尔说道。

　　所以，硅谷可以试着用这个说法：人类的大脑为了迎接开车的挑战而发生了改变；为了随录制的音乐起舞而发生了改变。如今，我们目睹了越来越多的改变，而大脑也会再次发生变化。没错，改变有时很可怕。但我们正是为了改变而生。

　　文/JASON FE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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