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想给我换房子，我说你爸爸死在这里，我还是在这里吧。
不断有人向我提起李可染的水墨巨制《长征》拍到1.075亿元，我总是淡淡地说，那画早不归李家所有，我有的，只是三里河这间旧房子。每天早晨的阳光照进屋里，映在相框中李可染温暖的笑容上，自丈夫去世，我看着这笑容已过了25年了，那是我的“画牛郎”（李可染以画牛著称）。
人老了，易怀旧，往事常常一幕幕从眼前掠过——
以前，人们问我和可染是如何相识的，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的生日是农历“七夕”，民间说生在这天的都是织女一样的巧人。我没遇见我的“放牛郎”，但是遇见了可染这个“画牛郎”。这是天意吧？我们之间真的有许多说不清的缘分。
可染是徐州人，22岁时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绘画，而我家就在杭州，彼此同在一座城市多年，却不相识。本来我们之间没多少交集，“七七事变”后，战火顿起，烽烟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1937年，日本人打杭州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逃难，从上海到江西，再到长沙。一路上飞机追着我们的火车扫射，不断有人从我身边掉下去。那时可染带着妹妹李畹从徐州开始逃难，也到了长沙。他们家住在岳麓山下，而我家住在山上。后来长沙也守不住了，我们在一个早晨逃了出来，可染也是同一天离开的。这是我认识他后才知道的。
那时，我与同宿舍一个女孩很投缘，就是可染的妹妹李畹。我们经常一起聊天，她跟我念叨自己有个哥哥，叫李可染，曾是西湖艺术院的学生，校长林风眠特别喜欢他。渐渐地，我和可染也熟稔起来。
可染住的地方旁边是竹林。有一天，他屋里地上冒出了竹笋，我就帮他天天浇水，竹子一直长到天花板上去了，他唤作陪竹，正好是我名字的谐音。又想到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他就给这茅屋起了斋名“有君堂”。这对我也有很大触动。一些日子相处下来，我们越来越珍惜对方，我们的关系，也由相识、相知，到相恋。
1944年我们结婚了。那年可染37岁，我24岁，可染的前妻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三子一女。丧妻之痛和抚养孩子的艰辛让他经常失眠。我们刚遇见时，他全身长红点，瘦得只有一层皮，肋骨看得清清楚楚。我心痛难忍，决心今后一定要在事业上扶助他。
别人看我们家，总觉得我最苦，其实可染最苦，无法照顾好儿女一直是他心上的枷锁。可染是个温厚的人，无论受什么委屈，都没怨过谁。都说文人相轻，但大家都对可染好。他自己说过：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一个有理想的人，哪有时间去骂别人。和可染生活那么多年，我也深受他影响。2007年是可染百年纪念，我想把他的作品都捐出来，给可染百岁送个礼。当时中国画价格暴涨，可染的作品更是翻了十几倍，孩子们一度想把画卖掉。在我看来，要是卖掉，我们的确成了富翁，可东西没了。再多的钱财供我们享受，又能如何？
现在可染的画卖到上亿，对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钱不是安身立命的东西。我腰椎间盘突出，在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每天要爬4楼。孩子想给我换房子，我说你爸爸死在这里，我还是在这里吧。住再大的房子，没有好思想，无用！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现在中国传统艺术有了市场，真让人高兴，但别把这些艺术都物质化了，忘却了背后承载的民族魂魄。那是用钱换不来的。
摘自《老人世界》
文/邹佩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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