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画牛郎”的奇缘

  孩子想给我换房子,我说你爸爸死在这里,我还是在这里吧。

  不断有人向我提起李可染的水墨巨制《长征》拍到1.075亿元,我总是淡淡地说,那画早不归李家所有,我有的,只是三里河这间旧房子。每天早晨的阳光照进屋里,映在相框中李可染温暖的笑容上,自丈夫去世,我看着这笑容已过了25年了,那是我的“画牛郎”(李可染以画牛著称)。

  人老了,易怀旧,往事常常一幕幕从眼前掠过——

  以前,人们问我和可染是如何相识的,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的生日是农历“七夕”,民间说生在这天的都是织女一样的巧人。我没遇见我的“放牛郎”,但是遇见了可染这个“画牛郎”。这是天意吧?我们之间真的有许多说不清的缘分。

  可染是徐州人,22岁时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绘画,而我家就在杭州,彼此同在一座城市多年,却不相识。本来我们之间没多少交集,“七七事变”后,战火顿起,烽烟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1937年,日本人打杭州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逃难,从上海到江西,再到长沙。一路上飞机追着我们的火车扫射,不断有人从我身边掉下去。那时可染带着妹妹李畹从徐州开始逃难,也到了长沙。他们家住在岳麓山下,而我家住在山上。后来长沙也守不住了,我们在一个早晨逃了出来,可染也是同一天离开的。这是我认识他后才知道的。

  那时,我与同宿舍一个女孩很投缘,就是可染的妹妹李畹。我们经常一起聊天,她跟我念叨自己有个哥哥,叫李可染,曾是西湖艺术院的学生,校长林风眠特别喜欢他。渐渐地,我和可染也熟稔起来。

  可染住的地方旁边是竹林。有一天,他屋里地上冒出了竹笋,我就帮他天天浇水,竹子一直长到天花板上去了,他唤作陪竹,正好是我名字的谐音。又想到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他就给这茅屋起了斋名“有君堂”。这对我也有很大触动。一些日子相处下来,我们越来越珍惜对方,我们的关系,也由相识、相知,到相恋。

  1944年我们结婚了。那年可染37岁,我24岁,可染的前妻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三子一女。丧妻之痛和抚养孩子的艰辛让他经常失眠。我们刚遇见时,他全身长红点,瘦得只有一层皮,肋骨看得清清楚楚。我心痛难忍,决心今后一定要在事业上扶助他。

  别人看我们家,总觉得我最苦,其实可染最苦,无法照顾好儿女一直是他心上的枷锁。可染是个温厚的人,无论受什么委屈,都没怨过谁。都说文人相轻,但大家都对可染好。他自己说过: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一个有理想的人,哪有时间去骂别人。和可染生活那么多年,我也深受他影响。2007年是可染百年纪念,我想把他的作品都捐出来,给可染百岁送个礼。当时中国画价格暴涨,可染的作品更是翻了十几倍,孩子们一度想把画卖掉。在我看来,要是卖掉,我们的确成了富翁,可东西没了。再多的钱财供我们享受,又能如何?

  现在可染的画卖到上亿,对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钱不是安身立命的东西。我腰椎间盘突出,在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每天要爬4楼。孩子想给我换房子,我说你爸爸死在这里,我还是在这里吧。住再大的房子,没有好思想,无用!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现在中国传统艺术有了市场,真让人高兴,但别把这些艺术都物质化了,忘却了背后承载的民族魂魄。那是用钱换不来的。

  摘自《老人世界》

  文/邹佩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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