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布兹：以色列的“大锅饭”

　　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严格的挑选制度，保证了基布兹能够在时代的变迁中保持特色。

　　提到以色列，很多人会想起该国农业中独特的“基布兹”制度。基布兹是希伯来语的中文音译，本意为“聚集”，在传统意义上是一种以农业为基础的以色列集体社区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中国历史语境下的“大锅饭”。基布兹是一种社会主义和锡安主义（又称犹太复国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早期“回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农业生产生活的集体制度的概称。

　　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是身披法袍，整日诵经的“宗教意义”上的人，也正因为自己独特的宗教和生活习惯，历史上犹太人在欧洲社会屡受排挤和压迫。随着19世纪中后期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泛滥，欧洲犹太人希望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也日益强烈。《圣经》上的上帝“应允之地”巴勒斯坦就成为了新家园的首选。当时东欧“共产主义思潮”方兴未艾，所以不少受此影响的犹太人决心同过去的犹太人决裂，通过自己的劳动塑造“健康”和“劳动”的新一代犹太人。

　　以色列的基布兹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些原则对于经历过“大锅饭”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基布兹”的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均为全体成员所共有，实行民主管理。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在这个集体里，人们都是一同劳作，吃的是大锅饭，用的是公共浴池。厨房、浴室省下来，每个人配给的住房面积就要小很多，人在基布兹是平等的，所以无论什么职务，家具陈设也都是一模一样。孩子们则由统一的公共幼儿园管理，只在周末才能够同自己的父母亲团聚。

　　基布兹独特的组织结构，使得其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很长一段历史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基布兹的成员平时生产，战时扛枪，兵农合一，成为了保卫以色列安全的一个个坚强的据点。基布兹还走出过许多以色列的领导人，以色列建国之父、首任总理本.古里安，梅厄夫人、达扬将军以至今天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都来自基布兹。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布兹一直是以色列的上层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时，它的经济收入和发展，都要远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政治影响力更超过了任何一个社团。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基布兹自己也在衰落。事实上从50年代开始，随着阿拉伯世界犹太移民的“回归”，基布兹所奉行的“世俗”理念就在以色列社会中不断遭到冲击和排挤。90年代之后，以色列国内经历了重大的市场化改革，这一方面激活了以色列国内的社会经济，另一方面也给传统上的基布兹带来了重大的冲击。一些基布兹慢慢进行了改革，开始了私有化进程，其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基布兹的私有化很简单，就是让原来的基布兹成员由曾经的“劳动者”变为“地主”。基布兹出租自己的土地，进行旅游开发、高科技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等。过去，农业生产在基布兹的经济结构中占据主要位置，现在，已经随着各个基布兹的基础水平整体向第三产业转移。而基布兹成员则通过选举出的委员会进行管理和协调，在家中“坐等”数钱。许多曾经的重体力劳动，现在都雇佣来自东南亚的劳工处理。基布兹已经由过去的“集体农庄”变为了今天的“董事会”。

　　国内一些关注三农问题的人士，一直将基布兹视为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范本，大力推举。还有不少人会拿基布兹同中国的华西村等相比较，认为集体劳动制度如果操作得好，在中国同样可以“开花结果”。不过有一个小细节是很多中国人有意无意忽视的：不像中国华西村、南街村那样随着时间推移而人口膨胀，以色列的基布兹人口总是能够保留在一定的限额之内。

　　一般来说，以色列一个基布兹人口总数约200到400人，基布兹成员的子女出生之后，并不意味着会自动获得“基布兹身份”。基布兹的名额，需要根据基布兹自己的人员“需求”来定，而以色列政府要求每个基布兹不能超过一定的上限，这也就意味着基布兹不能随意地增加人口，就算是基布兹成员自己的子女，一个地地道道的“基布兹二代”，也不能自动获得基布兹成员的身份。如果这个孩子想留在基布兹内，那么他必须努力表现，团结邻里，在一定的年纪之后，所有的基布兹成员会对此人进行评选，只有在大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他才能真正地成为一名基布兹成员。

　　在评选中，这个基布兹“后代”和其他想加入基布兹的外来者处在同样的竞争条件下。以色列人是非观念很强，不存在中国人文化中的“面子”“人情”因素，所以对于基布兹来说，适者生存，而不是“血统继承”，因而不存在所谓的“基布兹二代”之说。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严格的挑选制度，保证了基布兹能够在时代的变迁中保持自己的特色，成为了以色列国内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王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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