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互联网+”的风口 上海能否迎风起舞？

　　上海看起来只是“三马”落的一些棋子，而不是摆整个棋局的地方。

　　从8年前“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到最近出现的“‘互联网+’时代上海被边缘化？”、“深圳互联网发展甩出上海几条街”等论调，一时间，就上海在中国互联网产业版图中是否缺席的问题，各方争论不休。8年过去了，上海不仅没有出现“马云”（平台级的大互联网公司），甚至没出过另一个“陈天桥”，比之北京的百度、深圳的腾讯、杭州的阿里，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上海的互联网名企少之又少，为数不多的几个还遭遇被并购的命运，比如万达3亿美元控股快钱，58同城2.67亿美元收购安居客。

　　但就在本月，支付宝将总部搬到了上海。如果加上陆金所、众安保险等，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上海似乎走到了前面。

　　不过，一些业内专家指出，上海的互联网创业环境整体依然落后于北、深，政府角色转换还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才能判断上海是否真的走在了前面。

　　上海创业主题咖啡馆IC咖啡CEO王欣宇认为，创业氛围不仅由城市的性格所决定，资本、政策支持也会起导向作用。在王欣宇看来，平台型的互联网公司不适合上海，不管是阿里还是腾讯，互联网公司需要打破规则才能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但上海是最讲规矩的地方。如果上海的政府部门不调整政策思路，不给互联网类企业更多自由的空间，新型互联网大平台依然可能难以在上海出现。

　　互联网金融，上海的突破口？

　　事实上，上海并不缺乏创新的意识，虽然没有诞生BAT，但像陆金所、1号店、大众点评、喜马拉雅、格瓦拉等，都是互联网细分领域的翘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年初上海市政府颁发的上海金融创新奖中，陆金所成为获奖机构中唯一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而以往上海金融创新奖都被传统金融机构包揽。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典范代表，陆金所为上海扳回一局，赚足了面子。在创业者眼中，对应深圳的腾讯、杭州的阿里，上海有陆金所。

　　据上海金融办介绍，2014年上海金融创新奖中，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首次参与申报，陆金所明星项目“稳盈-安e”作为最终获奖的金融创新项目之一，有效解决了网络借贷行业投资回报与安全性的平衡问题，在国际、国内范围中均为首创。

　　观察人士指出，陆金所的获奖显示出，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创新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部门已经注意到互联网金融创新带来的各项好处；另一方面，树立陆金所这样的标杆企业与项目，政府希望可以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发展，为经济发展与金融创新贡献力量。

　　拍拍贷创始人张俊表示，如今的互联网业，大格局已经成型，只剩下“互联网+金融”一个“特大金矿”，未来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很可能诞生比BAT体量更大的公司。这是上海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上海的优势产业，上海比其他地方更有机会成为一个互联网金融的高地。

　　业内人士指出，上海正以最具优势的金融领域为突破口，悄然掀起一场互联网变革。上海互联网金融，已经诞生出陆金所、众安保险等优秀的创新企业，以房地产为主业的绿地集团，也开始“互联网＋地产”的资产证券化转型。

　　“三马”齐聚上海，但“三马”都是“外地人”

　　4月13日，上海市政府与腾讯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上海“互联网+”产业发展。9天后，支付宝正式确认将注册地迁往上海浦东陆家嘴。

　　加之平安陆金所、万里通等诸多创新公司早已落户上海，中国企业家中最具创新精神的“三马”（马云、马化腾、马明哲）齐聚上海。其实，一年半前，“三马”已在上海同台，为共同发起的国内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保险揭牌。

　　然而，让上海引以自豪的互联网标杆企业，大多并非纯正的“上海血统”，或部分股权被收购，或背后大股东不在上海。

　　比如，大众点评选择与巨头联盟，将20%的股份卖给腾讯；陆金所、1号店，背后的股东是平安，众安保险的主要股东是“三马”以及来自深圳的地产商人欧亚平。

　　巧合的是，腾讯、平安都有浓厚的深圳基因。从这些角度看，虽然三马都将一些重要业务放到了上海，但就互联网基因和创业、创新的原生环境而言，上海依然没有明显优势。上海看起来只是“三马”落的一些棋子，而不是摆整个棋局的地方。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曾在报告中指出，上海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与收入分配政策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一是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性瓶颈，主要表现在科技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直接影响科技创新人员和企业家对创新的热情；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现行户籍制度对高端人才的引进起到限制与阻碍作用。

　　二是创新政策方面的瓶颈，主要表现在缺乏科技创新需求的鼓励政策，例如上海缺少面向创新产品需求的税收和价格补贴，“科教兴市专项资金”的运作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同时，科技创新的税收推动政策也不明显，过高的税收标准既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吸引高端的科技创新人才。

　　相比而言，深圳的创新企业则显得生机勃勃，除了大家熟知的华为、腾讯、平安外，这两年还成长出大批优秀的科技新锐企业，比如华大基因、大疆科技、光启研究院等。

　　汉能资本CEO陈宏认为，深圳的服务型政府催生了创业与创新精神，深圳政府非常礼遇企业家，非常愿意和企业家打交道，且服务意识很强，这使得企业家们也非常愿意合作，每年一次科技峰会，各IT大佬到深圳来，也培育出浓厚创业氛围。陈宏说，深圳2015年IT领袖峰会八大趋势报告，就是市长和企业家连续两个深夜探讨出来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上海要有创造“三马”的环境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最近说的一个现象颇有意思，在京沪同期开租的SOHO3Q样板间内，“北京已经租满，而上海才租了30%左右”，北京这些企业中，互联网企业已达95%甚至100%。潘石屹补充道，“创业氛围不浓郁，成为上海互联网行业不可忽视的短板”。

　　上海高层领导不可谓不重视这些民间的声音。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近日表示，上海要积极拥抱“互联网+”，政府管理服务必须秉承开放理念、以“互联网+”的思维，不断改革创新。“互联网+”时代不断产生的新模式、新业态，往往对政府传统的管理服务产生颠覆性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往往超前于各种法规和规范。

　　因此，如何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创新政府管理服务，是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但在个别政府管理实际执行层面，却颇有另外的景象。比如2014年2月，上海在全国率先禁止出租车在早晚高峰时段使用打车软件，并两度约谈“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两家第三方手机打车软件运营商负责人。

　　此后，当年9月，上海市交通委叫停打车软件加价，通知要求：已经有加价预约功能的打车软件，9月19日起必须重新设置取消加价功能。

　　对上海明令叫停加价的政策，打车软件两巨头快的和滴滴均表示了“抗议”。

　　滴滴打车公开表示，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在不同交通状况、不同时间、不同区域里实施一定的浮动价格是正常的经济现象。香港、伦敦、北京等地都实行高峰期双计价方式，期待行业主管部门能够有更适合市场实际情况的价格政策，而不是一味地禁止。快的打车则表示：“我们希望监管部门尽可能地把市场的留给市场，给市场运行留足够的空间，让行业更健康繁荣地发展。”

　　“这看起来是一个个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互联网业资深人士表示，“但可以看出，上海的一些政府部门管的意识很浓，手伸得长，而市场的概念、服务的意识相对薄弱。”

　　业内人士指出，对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来说，互联网金融是不容错失的一次新浪潮。尽管高层领导很重视，但执行层面如果服务理念和意识不转变，支付宝、陆金所、众安保险等互联网金融平台即使来了，也有可能做不大，甚至有可能另攀新枝。

　　本刊记者 李晖